论点摘编
时间：2021-03-21 08:09:0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僧侣人口：土地、家庭与村庄结构之间的动力——一个安多藏区村庄的人类学考察
格藏才让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土地在藏区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不能因为强调土地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结构的文化意义和调适功能。在藏区传统社会里，村庄是对家庭直接产生影响的社会结构。通常情况下一个村庄由“措巴”和“仓”构成。僧侣人口不仅是家庭围绕土地的策略性结果，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家庭的一种特有的观念。孩子入寺，是其家庭获得神圣性和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对一个家庭的意义重大。在另一个层面上，从物质条件并不丰富的财产继承者中间，选择一个两个人入寺，并不是一个理想型的策略，因为有措巴和其关系网络的存在，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了很多可能。
草地生态补偿：国家法与习惯法的暗合与补缺——甘南藏族牧区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践的人类学考察
常丽霞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实践草地生态补偿政策时，一方面，国家法应当高度重视自下而上轨道的疏通，充分考量来自基层实践的观点和意见，给予基层社会充分的知情权、话语权以及自由裁量权，以保障国家宏观的生态和惠民政策及制度的实践。另一方面，生态立法最根本的原则是尊重自然生态规律，而习惯法具有历史属性的特征，生态习惯法的实践理性应当是最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构建民族地区草地生态补偿机制，国家法应当给予习惯法足够的尊重，并在国家法的实践理性与习惯法的实践理性之间寻找共通与差异，以此为基础，通过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对接与互动，保障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乾隆时期第二次廓尔喀之役兵源及军费考略
高晓波在《西藏研究》2013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乾隆时期两次廓尔喀之役是清政府在西南边境的两次对外用兵，较之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第二次廓尔喀之役不但持续时间长、战线长，而且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一度攻入了廓境，充分反映了清代西南边境军需供给的基本情况。笔者通过此次战役的相关史料记述，相互印证，对兵员数量及军费进行了考证：此次战役共调用兵员13000余人；从兵员调用的地理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四川，四川在这次战役中共调用了8000余兵丁；此次战役军费消耗不是在军需品的购置上，而是在军需供给过程中所产生的运输费用。
茶叶初传时期吐蕃人对茶的认识及利用
罗宏在《西藏研究》2013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称，藏族的茶饮独具特色，是其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渊源与内地的茶文化密切相关，但其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汉晋以来，内地茶饮主要关注茶的保健功效，这一认识到了唐代逐渐发生转变。茶在唐人的观念中更多的是作为日常生活饮料。与唐有所不同，吐蕃更加偏重于茶的药物及保健功能。汉地僧人对茶的认识，延续了汉晋以来的茶饮观念，主要集中于茶在生理方面对参禅及修行的益处。这种观念随着汉地佛教的西传而被带入吐蕃，并与当地诸如苯教等文化因素互动，影响着吐蕃对茶的理解。除却传播，吐蕃自身的文化环境为吐蕃茶饮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当地医药学与宗教有着紧密的关联，其具体实践以及文献的翻译也和宗教活动密切相关。
都兰吐蕃墓三号墓鹿与鹰文化内涵的解读
德吉措在《西藏研究》2013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上世纪90年代都兰吐蕃墓葬群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之一，作者根据对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场吐蕃墓三号墓所出土的体现鹿与鹰文化以及藏文石刻的文物的研究，认为血渭草场墓葬作为贵族或大臣一级墓葬，其墓制、规模与西藏本土墓葬极其相似，加之出土有藏文石刻、藏文木牍，学术界界定为吐蕃墓葬，而非吐谷浑墓葬，符合史实。依据墓葬所在地势和出土文物图纹的文化意义，标明了苯教文化中鹿与鹰文化在吐蕃政权经营安多时期充分体现在丧葬仪式中。鉴于吐蕃三号墓的墓主是一名“论”，“论”以具有鹿与鹰文化为特征的隆重而规范的苯教仪轨来送葬，与墓主显赫的身份十分吻合。
藏族《格萨尔》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流传与变迁
钟进文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早在吐蕃时代，《格萨尔》就已传播到喜马拉雅山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据报道，藏族《格萨尔》在中国相继流传到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纳西族、白族、普米族、摩梭人等兄弟民族当中。藏族史诗《格萨尔》当今在土族和裕固族中广为流传，但在早期，这些民族中却是禁唱《格萨尔》的。历史上曾有格萨尔和霍尔王交战、霍尔王战败被格萨尔所杀的故事，所以在土族和裕固族中说唱《格萨尔》会使霍尔三兄弟（即指黄帐王、白帐王和黑帐王，分别指裕固族、土族和汉族的祖先）不高兴。时过境迁，现在土族和裕固族中不仅说唱、流传着《格萨尔》，而且人们还产生了特有的社会历史心性和追寻英雄祖先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