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与轻商的中西比较
时间：2021-04-17 08:21: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重农轻商为同处农耕文明世界的早期中西产业思想共同的基调和取向。熏农的合理性蕴含了轻商的合理性。可是,轻商的合理性在早期中西方之间呈现出重大分化。早期西方产业思想保持了一般轻商观的历史合理形态,在中国,一般轻商观却演化出极端的抑商主张并主导了秦以后的古代产业思想。抑商主张足否合理只能通过动态的比较研究给出判断。在思想史内来检讨,抑商主张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逸出经济思想的范畴将产业关系政治化。
关键词:重农;轻商;中国;西方;比较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73 9841(2012)04-0162-11
在工业文明诞生前的人类经验中,重农是所有农耕文明世界的不二选择。所以,重农思想的形成是一种自然而直观的存在反映,举世皆然。同样,在早期经济思想史的绝大多数时段中,与重农思想直接而密切相关的轻商观也是中西共享的。重农轻商具有历史的普世合理性。但是,从重农轻商走向重农抑商的极端,却显然是中国古代产业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求索这种始同终异的原因并非是纯粹的经济思想理性可以胜任的。
一、普世共享的“重农”
美国的经济思想史名家韩讷(Lewis H.Haney)指出:“东西两洋之经济思想不同,学者所公认也。”无论东西方经济思想有多么不同,重农都是早期东方和西方的不二选择。遍观农耕文明世界诸国各族早期文献中有关经济的言论,无不盛赞农业,重农思想一目了然。中国乃早期第一农业大国,也是第一重农大国,自无须赘言。东方和西方的早期经济思想无不秉持“重农”观,且西方丝毫不落东方之后。希伯来人的经济思想;上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古罗马的贾图、瓦罗、科伦麦拉、西塞罗、奥古斯丁的著述;中世纪的日耳曼人经济观念、基督教寺院文献、代表经院学派的阿奎那思想;直到18世纪名噪一时的重农学派的洋洋大观,无不直接或间接充满了将农业奉为首要产业的溢美之词。
论及15到17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时代,情况则较为复杂。当时的英国思想界视商人为“最利于国之民”,但绝非如重农而轻商的时代那样地重商而轻农,其法令政策中仍有“奖农律例”。重商学者蔡尔德在其《贸易论》一书中指出:“以余观之,商人,工人,与农人(注意其所言之次序)……实为一国之精华……”,这一表述诚可被确认为一种重商且尊农的产业观。被视为重商主义最后一人的斯图亚特受重农主义的影响,对农业剩余甚是重视。
韩讷总结道:“上古及中古以农业为第一,今则以商业为第一……中古之时,农业之优势甚盛;十七世纪之秋,商业之权衡日增;迨至十八世纪中叶,……农业复见重于世;及工业革命兴起,工业遂超乎各业之上矣。”即便如此,这里仍须补充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举凡禀赋农业资源条件、且工业文明的形成由农业文明转型而来的国家和地区,重农依然是天经地义而顺理正道的基本经济观念。一种产业是否受重视,主要不是由其在整个经济中的规模大小所决定的。自工业革命开展至今,欧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均显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受重视的程度从未因一波接一波的工业化浪潮而弱化,尽管比之工商各业的强劲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和所占比例下落到了次要的地位。从原理上讲,重农思想的地位不可撼动。一方面由农业所具有的内在自然属性所决定,另一方面由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所决定。越走近远古,农业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越具有刚性;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又决定了农耕社会依赖农业的刚性。由这两方面的自然刚性相结合所决定,农业必然被视为各种经济活动中最不可或缺和最不可轻慢的部分。农业的自然刚性最容易为直观朴素的早期产业经济思想所认知和敬畏,而这正是集重农观之大成的重农学派奉自然主义为圭臬的缘由。显而易见,农业的自然刚性奠定了其“本业”的地位。早期经济思想的任何演进都不可能与农本思想背道而驰。由于农业的本位性从未受到过质疑和挑战,所以,孤立的重农主张本身不能成为一个思想命题,至少不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思想命题。
“只要是经济过程简单到不需要特别解释的时候,对于经济过程的推理便无从开始。”。当经济领域只存在原始朴素的农业部门时,就不可能存在重农或农本思想。重农思想不可能孤立地产生和延续。按产业形态来界定,农耕文明是指以耕畜业为主体而主导整个经济活动的文明。耕畜业自产生后,延续其惟一经济部门的地位至少有四千年。在耕畜业最初发展的四千余年中,考古和文献均没有留下足以证明工商活动与农畜活动分离的证据。实际上,工商活动真正从农耕业中分离出来而形成专门的行业或职业——手工业和商业,几乎是在国家产生以后的事情。工商业的形成和初期发展仍然立足于农业的发展,且对农业的影响作用限于单纯而微弱的正相关范围。在“农重工商轻”的现实中,重农思想无由所生。尽管农业与工商业产生先后相去甚远,但是重农思想与轻商观却是同时降生的。重农思想一定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形成的:耕畜业失去惟一经济部门的地位;工商业独立壮大,对农业的影响作用日益复杂而强大乃至触动了既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由此可以解释这样一个普遍事实:最早表达重农思想的早期文献尽出现于东西方各国上古文明的中晚期。在这个时期之前,东西方各国已分别经历了至少五千年农业发展和至少五百年工商业发展。无工商而独农畜,则无产业轻重比较之虑,从而,重农思想乃无的放矢。只有在农工商业并存、工商业日益繁兴的情况下,才存在各种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对比的可能性,才能形成比较思考,才能引出农业轻重的问题,最终形成重农思想。重农思想既然是由多种产业比较认识而产生的结果,且奉农业为首要的产业,与之对应,工商业理所当然是次要的产业。韩讷指出:“既重农矣,工商不能不为其所轻视。”。可见,重农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孤独,而是与轻工商观或轻商观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最终完全融为一体而成就了重农轻商的命题。
二、“轻商”观的共享与分化
重农无可非议,而重农轻商却备受争议。重农思想一旦与轻商观融为一体,就滋生出强盛的思想活力。如果重农必然轻商,则轻商必然与重农一样是农耕文明世界的普遍共识。那么,重农轻商与重农一样,至少在商业资本主义之前,都是中国和西方共享的产业经济思想,即:在早期历史中或在农耕文明世界的范畴中来思考,重农轻商具有普世合理性。从而,在将中西同期置于比较的视角下,重农轻商不是中国古代产业经济思想史的特点,也不是中国古代经济史所特有的问题。仅当站在工业文明的角度上观察,重农轻商才是一个思想特点或命题,而这个特点或命题是中西早期经济思想史所共享的。如此看来,在中西早期产业经济思想史中,重农轻商同样是一个缺乏弹性的产业思想命题,即:重农轻商是没有争议且无可置疑的。可是,这个“应然”推论显然与早期经济思想史呈现的“实然”图景有很大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