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断裂原型的浮现
时间：2021-04-18 07:58: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精神打捞”：让食指浮出水面
1998年1月1日，时间以它自身的节奏开启了新的一年。在北京郊外的第三精神病福利院，诗人食指接待了三十年前他到杏花村插队时结交的朋友。他们相约在这一天来看望食指，从一张已公开的照片上看，大约有12人左右。而对诗人食指来说，能够与福利院之外的老朋友们聊聊天，这是难得的片刻享受。自1990年住进了福利院，如今已是第九个年头。尽管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并且愈发感受到这里的粗茶淡饭给他带来的好处，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受困于此的窘境。就在这一年的3月3日，他写下了一首《在精神病院的八年》，来表达他对自身处境的愤怒：“这一切如残酷无情的铁砧、工锤/击打得我精神的火花四溅。”
同样是在1998年的第一天，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之外，有两个与诗人食指相关联的事件发生了。第一件事，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为即将出版的《中国知青诗抄》写好了一篇序言。第二件事则是发生在陕西西安，《文友》杂志刊发了食指在1968年写下的名作《相信未来》。对于中国文坛而言，这两件事太微不足道了，更遑论对整个社会能产生多少影响。但后来事实证明，对于食指来说，这并不是可忽略的小事，而是预示着他将在1998年发生命运的峰回路转的“精心布局”。
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知青诗抄》一书中，共收录了食指的六首诗，分别是《相信未来》、《烟》、《酒》、《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希望》、《灵魂》，并安置于所有入选的98位“知青诗人”之首。在一本由多位作者构造起来的作品集中，作者及其作品的排序是编选者必须慎重考虑的。不仅在官方的出版物中有着“头条”和“倒头条”的秩序规则，而且在民间出版物的编辑操作中，也无法超越这种秩序观念。我们可以将这种秩序规则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物理规则，包括时间的和空间的；一类是意义规则，包括威望的和先锋的。在前一类规则中，食指既不是年龄最小的，或写诗最早的，也不是姓氏字母或笔画最靠前的，因此，他没有理由排在首位。而在后一类规则中，不乏舒婷、芒克、徐敬亚、王小妮等比食指更富有主流声望的诗人出现在这本诗集中。因此，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就是，食指是以“先锋”的角色出现的。尽管这一年他已到知天命的年纪，作为诗人的一生也已经走到了“生涯的午后”，但在1998年初，他更像是一位即将刷新旧有意义体系的“新人”。
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在六、七十年代的“手抄诗”时代，食指已是偏离文化大革命“集体大合唱”的先驱者之一。1968年前后，食指的诗广被传抄，飞跃于千山万水，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为文革之后新的一代诗人的启蒙者。与食指一样具有知青经历并在80年代成名的不少诗人，都受益于食指诗歌的启发。在这个意义上，食指是真正未被文革的集体话语埋葬的幸存者。然而自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食指在一轮又一轮的诗歌浪潮中“却真的被埋没了许多年”。在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新诗潮”作品选本或文学史专著中，食指均被忽略了。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在1985年编选出版的《新诗潮诗集》（上），共收入“新诗潮”作者十三人，食指虽列在其中，却只有一首诗，从整个目录结构上看几近于无；写作于八十年代后期，由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虽出现了食指这个名字，却是一笔带过；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洪子诚教授著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地下’的文学创作”一节中介绍了“朦胧诗”中坚以及“白洋淀诗群”在文革时期的写作情况，也不曾提及食指。
一些资料表明，食指的“被埋没”，也并非人为遮蔽的结果。在七十年代后期，食指在北京的民间诗人圈子中依然享有极高的声望，是唯一“被大家公认为走在最前面”的“启蒙诗人”。1978年，《今天》创刊，食指在北岛、芒克的邀约之下成了这本刊物的作者。在《今天》短短的办刊过程中，从作品发表数量来看，食指一共发表了九首诗，在《今天》作者群中位居第四，仅次于北岛、芒克和江河。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在主流文学史的叙述中，原本处于“地下”状态的《今天》浮出了水面，并被追认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断裂性起点。与《今天》一起“登堂入室”的，则是当年围绕着这本杂志的多数核心成员，包括北岛、舒婷、芒克、江河、顾城等等。但是在这个“浮起”的过程中，食指却被遗漏并“沉没”了。
正如食指在1972年突然间陷入精神抑郁状态而无法得到确切的解释一样，今天的文学史研究者也无法清晰地还原出食指在八十年代沉没的原因及动态过程。也就是说，关于八、九十年代食指的“沉没”，我们至今尚没有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原始的历史”，但“反省的历史”却间或出现在并不引人注意的叙述中。其中，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认为，食指的诗歌具有一种为一代人代言的品质，因此在80年代的个体化诉求中被忽略了。这种观点从文本自身的角度解释了食指“沉没”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反思食指的诗歌的复杂性。但如果考虑到文学场的实践主体因素，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位“精神病患者”，食指早早就退出了场内的微观权力的运作，在一浪接一浪的文学运动中，他的“沉没”也就可以理解了。文学场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现实逻辑，在剧烈的占位竞争中，一些人被时代浪潮冲进了场的中心位置，一些人却“时运不济”地滑落到了场的边缘。唯有通过反省的历史审视，那些一度被埋没在历史迷雾中的人和事才有可能重新被钩沉出来，才能重新回到场的中心位置。
1988年，《今天》同仁在北京团结湖的纪念集会上把首届“《今天》诗歌奖”颁发给多多。赵振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如此解释道：“社会承认了《今天》的诗歌，《今天》又褒扬了当时还不太为社会所接受的多多的诗歌，在社会和多多之间，《今天》搭起了一座桥梁，从而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重要的诗人是不会被埋没的，纵使今天被埋没明天被埋没，早晚有一天他会站立于诗人之林的。”事实上，如果在这一年《今天》同时把这个奖项颁发给食指，就会更圆满一些。这个圆满的修补工作，却是从多多开始的。就在这一年，多多写了一篇题为《1970-198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的文章，称食指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多多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也没有触动已趋固化的主流文学史的表述，更不可能把食指带回到公共视野之中。但多多却是回到历史深处“打捞”食指的第一人。尽管他在文章中对包括食指在内的这批诗人作出了“被埋葬”的鉴定，但在随后若干年，这个鉴定被其它诗人和诗评家作了细微的修改：食指是一位“未被埋葬的诗人”，是文革中真正意义上的一位“幸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