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人生历程的价值现象
时间：2021-05-05 07:55: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闻一多作为一道风景矗立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没有谁会提出疑问的，问题是这道风景并非一目了然，他有值得人们不断去认识和探索的层面。实际上，这些认识和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且形成了一些定论。“诗人——学者——战士”，这是世人对闻一多一生所做的概括，这个概括应该说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他一生的思想脉络和人生走向。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众多的言论大多将重心指向他生命的终极意义——民主战士，更多地强调革命对闻一多这样的“诗人”、“学者”的拯救。这样的评说没有什么错，问题是还有更为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传统文化在闻一多等人身上所浸注的价值趋向，如果将闻一多的人生历程完整地加以思考，就不难发现传统的拯救似乎在他的生命中更为重要。
准确地讲，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走的是一条吸收、迷恋、反思、钻研、批判、扬弃的道路，正因为这样，才使他不但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发扬光大者。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闻一多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最富挑战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闻一多以其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切入完成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这种独特体现在他并没有盲目地接受“全盘西化”的主张，而是始终以传统维系“诗人”、“学者”以至“战士”的使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生活的道德化和个体意识的超脱境界，乃是中国传统儒道思想构成的中国文化的大构架，这种构架在个人价值的体现上即表现为出仕与归隐。这一对矛盾是中国文化价值抉择的恒久主题，因此，几乎每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在其“求学”的道路上总是体现出这种文化精神的痕迹。在闻一多十三岁的时候，中国传统文人积极出仕的精神就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强烈。那时，辛亥革命刚刚爆发，年幼的闻一多在故乡绘图作画，将辛亥革命的见闻及革命事迹贴在墙壁上，并常向邻里宣传革命思想，还率先剪掉了发辫。考入清华学校后，闻一多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视野更加开阔的天地，而随着学业的进步，思想的成熟，闻一多参与各种活动也越加积极。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方面，闻一多是班上最活跃的组织者，他发起成立了自修中国古代文学的“课余补习会”，还将自己学习祖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感想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二月庐漫记》。在漫记中，闻一多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均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而他对文天祥的评述则反映了他崇敬民族英雄，敬仰伟大人格的思想。他自称“余祖终信国公天祥”，声言自己是文天祥的后代，关于“文”与“闻”的不同，他的解释是“文天祥受害之后，家属潜逃于楚北蕲水永福乡，改文为闻，史亦失传，而家乘相沿久矣。”他如此敬仰文天祥，实则是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所折服。这如同他赞扬李白、杜甫、屈原等诗人一样，正是他将传统的人格力量做为自己追求的榜样的写照。“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一多一生的追求。这种理想在他的早期显示出的虽然是热情多于理智，但其中折射出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专注人生，趋重实际的精神。
“五四”运动爆发后，闻一多认为要改良社会须先从改良清华做起。因此，他在《清华学刊》上发表言论，提出自己的主张，还组织了赴灾区考察行动，正是在灾区的考察中他才真正听到了旧中国的苦难呻吟，“这里比地狱更黑暗。”他希望中国富强，但又不希望中国发动社会革命，在《恢复和平》中，他讲道“爱和平重秩序，是我们中国民族底天性”，也正是基于这种传统的认识，面对黑暗的现实，无法寻找到改造中国的途径使得他内心充满矛盾、苦闷，而这一时期闻一多最突出的表现则是他倾注于诗歌创作。闻一多写新诗以前，旧体诗已经写得很熟练了，他创作的旧体诗不但在格式、特征上体现了深厚的古文功底，而且从其诗中抒发的浓烈的思想感情上也能看出传统文人“发思古之幽情”的一贯传统在他创作中的作用。正如他在《悼玮德》一文中所言“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这些特色在他的旧体诗《松赋》、《提灯会》等作品中都是十分突出的。“五四”运动后，随着白话文运动的胜利，闻一多也开始致力于新诗的创作，他甚至发表文章批评保守者坚持作文言文，这看去好似他在背离传统文化，但闻一多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像一些“革新者”所主张的那样“全盘西化”，而是在革新的同时，全身心地探索如何继承传统和光大传统。从事诗歌创作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是闻一多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这种重要除过他的诗作所饱含的那份对祖国、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强烈热爱的真情外，恐怕还是他在诗歌形式上所强调和做出的可贵探索。在当时，新诗创作过分欧化、散文化，闻一多是最早感觉到危机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从手抄本的《真我集》，到正式出版的《红烛》、《死水》，走的是一条注重古典诗歌传统美学特征的民族化道路，而他同时在诗歌理论上的探索及主张则是中国诗歌如何继承传统、发扬光大新诗创作的一次重大的美学探求，使他成为“一个道地的中国诗人”（何其芳）。
结束留美生活后的闻一多是抱着艺术救国的理想步入社会的。然而诗人面对的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思想单纯的诗人艺术家心中交织的是失望与悲愤。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闻一多面对现实，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孤独苦闷心怀，这首著名的《死水》表现的是“对现实社会深致不满”，但从中同时流露出的是他受中国传统“老庄”文化对统治者不合作态度的影响，而且有近于屈原“天问”式的对社会现状的怀疑和彷徨。也就是从这时起，在辗转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青岛、昆明等地的大学教学工作中，闻一多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这固然是因为教学本身的需求，但也应该看到在寻找不到一条能够让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救国之路时，传统意义上的“归隐”意识同样浓烈地笼罩着闻一多。正像他在《给饶孟侃先生》的信中所讲：“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这时的闻一多极少写诗，也不愿再兼行政工作，甚至连报纸也不看，而是专心于学术研究。从唐诗开始，深入到诗经、楚辞，又到神话，他在寻求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正是这段学者生涯，闻一多不但取得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而且再一次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到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他对杜甫、屈原重新审视，使他看到了他们“伟大的人格”，他对儒学、道学思想的研究，使他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病”。在《给臧克家先生》的信中，他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把握看清了我们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虽然他所说的开方是构想一部“中国文学史”，但是从中却不难看出，闻一多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得到了拯救，他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他发现了现实社会中不少知识分子看不清历史的发展，头脑是中了毒，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闻一多在面对苦难的社会现实时，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意识强烈复苏，他开始用新的思想认识世界。在接触了一系列进步的人和进步的思想的影响后，他开始“从不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无派到有党有派。”他撰文赞扬田间为“时代的鼓手”，从此，他已不再是一个欣赏者、观察者，而是成了一名参与者、战斗者，一个鼓手——永生的鼓手。闻一多生命的最后完成并非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是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进步思想的影响固然是极为重要的一点，但更为主要的恐怕是他对传统的接受和对传统的批判以后所确立的人格追求，传统一直是培育他和拯救他的土地。因此，闻一多的人生历程所体现的价值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与“诗人以及艺术家”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