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中国之路：站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刘少奇
时间：2020-03-29 08:00:4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范围胜利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没有也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度，而旧中国则是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小生产占绝对优势。因此，在这里搞社会主义，遇到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中原本不存在的问题——怎样正确对待中国资本主义？从1949年迄今近70年，中国由建设新民主主义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刘少奇与毛泽东、邓小平先后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
毛泽东：“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早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明确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既不是建立一个类似英、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是建立一个类似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更具体说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而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
对新民主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有过很多论述。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这段话后面又加了一个短句——“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接着，他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强调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来明确地认识这一点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还说：“这个报告（指《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还作过如下分析：“世界上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洲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确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可以说是毛泽东“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精华，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就。
刘少奇：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剥削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具体行动纲领，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同年9月由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但是，《纲领》要转化为现实，既需要有一系列可供操作的具体政策，更需要使人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从理论上透彻地弄明白其中的道理。
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提出了在全党、全军进行土地改革教育，并结合进行整党整军的政治任务。此后，解放区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党员，从思想上认清地主阶级剥削的罪恶，激发对地主阶级的阶级仇恨；行动上划清同地主、富农阶级家庭的界限，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虽然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策都有规定，但战争的急速发展，还来不及在各级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深入教育。再者，如毛泽东指出的：关于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由于这种种原因，随着天津、北平的解放，进入大城市的党员干部甚至高级干部，本能地对城市资产阶级抱有高度的阶级警惕，并在宣传、工会、贸易等各项工作中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左”的偏向，从而引起资本家的忧虑和不安。
与此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老解放区土改中没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到新区土改实行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的原意是“暂时不动富农”，较多地从有利于孤立地主阶级、稳定城市资产阶级的策略考虑。因此，土改結束不久，是否应当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也就尖锐地提了出来。
这两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存在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剥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要分清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的不同：从功利的角度来区分，就是在现实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是有功？还是有罪？在党内，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刘少奇一人。
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人们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有的工人组织还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受毛泽东委托视察天津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于1949年4月10日到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为了解决好天津当时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4月19日，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以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座谈中，资本家提出了不少问题：资方工商业者能不能让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政府对劳资矛盾的基本政策是什么？等等。
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资本主义。李烛尘、宋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產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注意看中共中央公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天津解放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宣传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黄敬（天津市市长）在向刘少奇汇报时就谈道：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一是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二是工人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我们的干部则多是站在工人一边。这就使资本家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要解开这样一些相互扭在一起的疙瘩，怎样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剥削”二字上做资本家文章的。刘少奇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仅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了私人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作“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同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中国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顾虑，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而说了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
当时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刘少奇指着宋棐卿说，“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刘少奇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你们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其实，刘少奇的谈话并未到此为止，他进而又说，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将来搞社会主义，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就会更快一些。
资本家最害怕社会主义。有资本家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刘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这是肯定了的。
他们接着问：怎么样搞法？刘少奇回答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