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制关系”曲折认识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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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去之所以对社会主义问题不完全清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才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化、公式化理解和一度空想式的追求，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再遭遇挫折。敏锐地觉察到并敢于摒弃以往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片面性，是邓小平创新的社会主义观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区别之一。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认识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18-0017-03
胡绳在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写的一篇短文中提出，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的新东西，这些新东西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笔者认为，胡绳的这一论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提示，它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以下简称“两制关系”）的角度，触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根本性课题。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建立在对“两制关系”的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之上的。
一、在急于消灭资本主义与善于利用资本主义之间曲折变化
20世纪20年代初，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共产党人因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对于“两制关系”未能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加以研究，所以只是一味地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腐朽，急于无条件地消灭资本主义。这表现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就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等主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甚至认为中国实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条件，直接实行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的实行看成是与经济的生产力发展程度无关，不需要什么物质前提，仅靠人们的主观意愿就可以决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投身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反复出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从而导致“左”倾错误的屡次发生，其认识上的根源即可追溯至此。
现在大致可以认定，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两制关系”问题第一次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解答。毛泽东认为，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是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统治形式，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要经历一个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东西加以借鉴、吸收、消化的阶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规定，允许和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这一创造性的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通过何种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段时期内，毛泽东等仍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因此，党和国家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采取扶助、利用和发展的办法，在农村，则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方式，以充分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随着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在“两制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逆转，片面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及其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而忽视和贬低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中的积极作用，滋长了“要使资本主义绝种”的急躁情绪。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依然对非公有制成分采取水火不容、完全排斥的态度。由改造私有制残余发展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宣称要“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甚至将一些本不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搞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状况的“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因而造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后果。
在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人也经历了一个马鞍型的曲折历程。在上世纪20—30年代，我们深信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危机深重，犹如日落西山，在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下，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很快会取得成功。到1941年我国与美、英等国联手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后，转而认为战后美、英等国的资本主义还会获得新的发展。因此毛泽东于1945年3月间在延安同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的谈话中曾经表示，他和周恩来愿意访美同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寻求战后美国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因为“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仅有的国家。”但是后来我们的认识又改变了。50年代我国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对抗。到60年代中苏分裂后，我们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由苏联转向中国，中国要肩负起领导并推进世界革命的重任，世界已经处于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这种错误认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在“两制关系”问题上出现曲折和失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总体上看，是与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受传统观念束缚和限制分不开的。20世纪前七八十年，世界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与革命是世界的主题，所以世界共产党人都认为世界革命可能很快节节取得进展和胜利。同时，20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斯大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惟一标准的选择，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自然地将其作为自己的蓝本，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迅速完成，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对这种模式的认同。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两制关系”认识的新飞跃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改革取向，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原因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问题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既然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而且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它必然要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消极的东西，但同时也要批判继承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能善处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善于学习，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就建不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理论思维的始终，也体现在邓小平创新的社会主义观的方方面面。如世界主题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论、一国两制论等，无不包括着对“两制关系”的深刻思考。
这里，试择其大端作一初步透视。
1．关于当代“两制关系”的总体态势。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敏锐地觉察和紧紧地把握了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东剧变的情况后，邓小平再次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是建立在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当代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发展的科学分析之上的，它准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近几十年历史发展的特点，反映了世界矛盾运动的基本现实，是对当代“两制关系”及其发展态势的科学总结。“和平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正是表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新科技革命与世界人民群众和平运动推动下不得不从传统的发动世界大战的侵略扩张的战略转向以和平手段为主输出资本与技术的战略，在发达国家内部使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完善。在这种新态势下，暴力革命和世界革命已经难以进行。因此社会主义要善于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协作、竞争中来逐步增强自己的实力，采取长期和平发展的方针。
2．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社会主义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来源，与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列宁相比，在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具体内容及途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邓小平思路更为开阔。他主张：在物质文明领域，要多渠道全方面地从发达国家吸收和引进资金、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经验等；在政治文明领域，我们不能采用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多党制”，但它们的一些民主形式、民主原则和民主方法，比如其政治体制中的普选形式、竞争原则、舆论监督、制衡机制等，是值得借鉴的；在精神文明领域，突破过去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一概视为腐朽、没落和反动的东西的传统观念，提出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总之，对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应该大胆吸收，为我所用。
在国内改革问题上，邓小平大胆地提出所有制结构多样化的思想，他做出了“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有其他经济成分”的论断。他认为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会影响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样做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的地位。
邓小平放眼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长期并存共处的大背景，将“一球两制”的模式推广到解决一个国家内部和平统一问题上，提出以“一国两制”作为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根本方针。他认为，在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3．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总趋势。
邓小平深刻洞察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政治民主的阶级内容和社会本质，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局限。他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的东西、南北以及西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虽然它们之间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但归根到底，仍然是资本帝国主义固有矛盾的继续和发展。
邓小平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来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1）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要经历一个长过程后才能完成这一代替；（2）这个总趋势不可逆转，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至于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的严重曲折，邓小平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这个问题：一是这些国家出现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曲折，“问题首先出在内部”，因此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二是出现这种情况是规律性的现象，“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三是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坏事，也有好的一面，这就是使人民经受锻炼，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最终超越和战胜资本主义，邓小平反复强调两条。首先，社会主义只有加快自身的发展，才能显示优越性，超越资本主义。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警惕来自资本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图谋。作为性质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是始终存在的。因此，他提醒人们对此必须保持警惕，顶住压力，教育后代，使社会主义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由此可知，邓小平创新的社会主义观解开了在“两制关系”问题上的死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筑在科学、开放、自信、务实的基础上。20多年来，在对“两制关系”的全面把握和多维动作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当今“一球两制”的世界舞台上独领风骚，呈现出勃勃生机，在全世界进步人类面前展现了社会主义前途的无限希望。
（作者单位：温州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扬州大学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