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苦闷的倾诉
时间：2020-04-26 07:59: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抗日战争的爆发逼迫大批学者逃亡到内地。漂泊不定的生活，羁旅他乡的愁绪，国破家亡的愤慨和无奈让这些人文素养深厚的学者感到一种深深的苦闷，他们不屑以文为武，又不能奔赴战场，便将这种苦闷以一种超然、闲适的笔调融入到他们的散文创作中去。本文以40年代典型学者王了一、钱钟书、梁实秋和费孝通为例，试图说明40年代学者散文的产生正是作家对于自己苦闷情感的抒发。
关键词： 学者 苦闷 战争 倾诉
在战火纷飞、民族存亡的40年代，杂文和报告文学因符合时代的要求而在文坛蔚然成风。然而在散文领域同时出现了自由自在、幽默诙谐的文学作品，这些“另类”散文缓解了人们紧绷的神经，对于当时各个政治区域流行的口号主义和市侩主义是一个有力的拨正。战时环境下崛起的这批风格迥异的学者散文既得力于宽松的政治坏境、对于现代散文的继承，更主要是创作主体所萌发的创作欲望的结晶——对胸中郁积苦闷的抒发。
一
《龙虫并雕斋琐语》是王了一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本散文专集，大多是他40年代中期避难于昆明时所作。至于为什么写这些散文，作者的创作动机很明确：“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可见，作者是为生计所迫才执笔为文，这从他的散文篇目里也可以看出来几分，如《清苦》、《穷》、《路有冻死骨》等等，都表明了作者当时生活的艰辛，大标题“瓮牗剩墨”、“棕榈轩詹言”也暗示着自己不过是一个穷酸书生，所写的不过是胡言乱语。为了换取几文稿费，作者难免会发一些牢骚，读王了一的散文，我们经常能读到这些不平的感慨，“在抗战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符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１］身为教授，工资还难以维持自己的家庭，生存环境的恶劣可略见一斑。从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于低层人们的同情，替知识分子“抱不平”。物价飞涨、薪水卑微等等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遭遇，更是当时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他的琐语实际上说出了大众的心声，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作者，真真切切的社会。
生活的贫困无疑让这位语言学家感到深深的无奈和辛酸，主观上对于苦闷的诉求便成了王了一写作散文的直接动机。生活的落魄是导火索，强烈的感触和抒发意愿是必要条件。毕竟这个时期生活困顿的人比比皆是，能写出一本高质量散文集的却屈指可数。新的生存坏境、无法排泄的胸中的郁积、广阔的人文关怀等主观因素是促使他写作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的爆发，逼迫这个深居书斋的高级知识分子离开书房，走进民间。在和底层民众挤在一个空间时，王了一遇到了书籍里不曾遇到的问题，生活的困顿是他之前无法想象的，巨大的物质落差让他的情绪变得特别的丰富，于是苦恼、忧愁、无奈等感慨便瞬时爆发。深厚的人文素养使他不自觉地拿起笔来发这种不可遏制的“牢骚”，虽然恶劣的生存坏境使他感到苦闷，但深厚的学养又能把这种牢骚化解为达观豁达。王了一学贯中西，即使谈论日常窘境也可以左右逢源，轻松自然。而且，散文这种题材不需要用心经营，特别适合抒发这种瞬间情绪，于是《龙虫并雕斋琐语》便应运而生。
和王了一的困厄而作文不同，钱钟书这时期的散文散发着自适、超然，完全是他在学术研究之余的短暂休息和放松。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名字似乎就在告诉人们他并不看重自己的这些散文，他只是在人生的边上走走，“假如人生是一本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2］作者承认自己不过是个“业余消遣者”，他此时的散文写作便充满了消遣的味道，但钱钟书的这种消遣不同于文人的玩弄文字，而是排遣内心的惆怅。钱钟书于1941年夏由广西乘坐海轮回上海探望家人，本打算在上海小住几月便返回内地，不料珍珠港事件爆发，便被困于上海。这段日子对于钱钟书来说是非常苦闷的，两年后，上海沦陷，钱钟书基本没有工作，仅靠杨绛在小学代课和创作话剧艰难度日。《写在人生边上》便创作于此时，他在这时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其中写道：“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红梅诈雨晴。”寄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可略见一斑。《写在人生边上》出版于1941年，可以说困顿沦陷区的情绪不能不影响《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情绪是苦闷的，但抒发的方式却是极为放松和“冷眼”的。和同时期创作《谈艺录》的严肃正经笔调不同，《写在人生边上》的姿态是随意而谈，时而讽刺时而荒唐。钱钟书之所以选择这样方式写作散文，正是因为他对于小品文的看法，他认为：“‘小品’和‘极品’的分疆，不在题材或内容而在格调或形式了。这种‘小品文’的格调，——我名之曰家常体。”其特征是“自由自在”、“不衫不履”［3］他对于不同文体应该如何表达主体情绪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散文体式的看法，使得钱钟书既写出了高深莫测、正经严肃的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又写出了自由自在、幽默机智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二
身体的放逐激发了精神的流浪，放逐是被迫的，流浪却是自觉的，自觉便是创作的动力。作为国民党议员的梁实秋，坎坷的政治经历让他在这种放逐中获得了精神的愉悦。作为政治人物，梁实秋是左翼作家抨击的对象，然而他的《雅舍小品》却能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这种散文超越了政治，借助叙述的日常化抒发个人情感，实现了去阶级化去政治化的目的。
在没有来到四川之前，年轻的梁实秋对于政治饱含热情。1927年，他与徐志摩创办“新月派”，1927年11月，梁实秋因为反感于社会流行的“普罗文学”，在《复旦月刊》上发表短文《论卢梭论女子教育》，引发了与左翼作家的论战。后来又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批评谩骂鲁迅，超越了学术和文学论争的范围，暴露了梁实秋性格缺陷的同时，也使他成为左翼的公敌。作为参政议员，在40年代，梁实秋一直主张坚持抗战，写过不少抗日文章，上过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但是对于一个战壕里的共产党，梁实秋有很深的成见。每次的参政会上，梁实秋都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原则，借口团结实则排共来宣传抗日，经常与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发生争吵，这也造成了他成为了共产党不欢迎的人物。1940年春，梁实秋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视察华北中原各战区的文化、经济、交通等情况。成员包括李元鼎、邓飞黄、梁实秋、卢前、于明洲、余家菊6人，李元鼎为团长，邓飞黄为副团长。视察团于1940年1月30日从重庆出发，历时近两个月，访问了5个战区，7个集团军司令部，行程中本来包括延安，但因为梁实秋政治色彩极浓，政治倾向明显而与余家菊“不表欢迎”，遂没有前去。然而，这两个月的考察，梁实秋亲身体验了前方战士的抗战之苦，同时也看到了国民党上级的腐败与无能。高级将领和权要人士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种种丑行使他对现实政治几乎完全失望，这是他的人生态度由“兼济天下”转变为“独善其身”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抗战初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寄居他乡的苦闷和忧愁，使梁实秋内心不禁产生一种人生无常的虚无感。特别是在1938年，当身为国民参政议会长的汪精卫卖国叛变后，梁实秋深深地感到自己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而被政客们所玩弄。进入四川之后，他又亲眼看到了一些官员和大亨大发国难财，置民族国家之利益于不顾，“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在官场比比皆是，梁实秋愤慨而无可奈何。在昏暗的现实面前，自己是如此的渺小，任何努力只是微不足道。一己力量于事无补，力不从心，沉重的幻灭感和失落感让他对政治完全绝望，他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的前半生：“国政大事，非权要之人无力干预，官场龌龊，亦非正直之人涉足之所，区区书生，只能埋首做点学问聊慰平生而已”。在无力与世风抗争之后，为了获得心里的平衡，梁实秋采取了一切随缘的态度来对待人生。风景秀丽的蜀地正好为梁实秋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寄身于巴山蜀水之间，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处世，心境逐步回归于恬淡宁静，《雅舍小品》便是在这种心绪中产生的。在悠然从容的笔调里，作者完成了由“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转变，从追求外界事业的成功到追寻内心的满足。“他在伊利亚（兰姆）那充满着闲情逸致而又风雅幽默的随笔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周作人那雅淡冲和、氤氲着旧派士大夫气息的苦茶小品中得到了自己的情绪寄托。”［4］梁实秋在这个时期创作散文，不仅仅是消遣自己的寂寞与失落，更是人生方向的一种转变，在这一点上，他和周作人有一些相似，都将散文作为自己的精神避难所，只不过周作人更加消极而已。
三
“文学圈外”的费孝通一直对美国文化饶有兴趣，朋友十年前写给他的关于美国文化的信的内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在去美国之前，费孝通也是被一种消极的情绪所包裹，急切想逃避战时的氛围，“想逃避现实，多少已成了多年抗战、退居在后方的人士相同的心理。在这个国家存亡的关头，不能执干戈卫社稷，眼对着一切的腐败和可耻，在无力来改变现实的人，最容易走上这消极的路。”［5］既不能上战场，又不适应作家们以文为武的抗战方式，费孝通的苦闷可想而知。费孝通40年代的美国之行，彻底驱散了笼罩在他头顶的苦闷阴云，让他几十年来一直试图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想法沸腾了起来，“也许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相信这是每一个认真为中国文化求出路的人，说得更狭小一点，每一认真要在现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国人，多少会发生彷徨的一个课题：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刚刚相反的么?它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它们的黑夜是我们的白天？它们的黑暗时代是我们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6］可以说，费孝通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虽不能上战场，可以用文化来救国。作为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他的这个文化思考一直没有断裂，而40年代的战时文化让他绝望，“我自觉着这袭人而来的对于文化的厌恶。这战争更使我寒心，文化把我们带到死亡。”“我在当前的矛盾里，正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般，在东西文化碰了面，我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处世之道已带来了毁灭的消息的警报中，有一种踟蹰的苦衷在烦恼我们。”［7］战争让这个书生无能无力，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出力，独立和坚强的美国文化让他眼前一亮，他认为这个时期应该大大宣扬美国的奋斗模式。费孝通建议国人要了解美国人的历史：美国曾经也是殖民地，被外族压迫，但他们不屈服的精神驱使他们打破了压迫，这对此时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这次美国之行对这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郁积在他胸口的苦闷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他一改战时的消极不作为，大力宣扬美国独特的文化，介绍先进的文化。对于美国文化的介绍正是他变相的倾诉自己的苦闷。
对于美国文化的服膺终于使这个“无力改变现实”的人类学家不再消极、困惑，他有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走进了文学圈内。费孝通这个时期的散文就是文化的感叹，是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不可遏止的抒发。
可以说，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些文人的生活常态，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们无论对于国家民族还是自身命运都产生了一种飘渺不定的苦闷情绪，这时期他们的散文创作正是对于这些情绪的抒发和宣泄。
参考文献：
［1］王力，领薪水.龙虫并雕斋琐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9.
［2］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写在人生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7.
［3］钱钟书.近代散文钞.钱钟书散文.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105.
［4］鲁西奇.梁实秋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142.
［5］［6］［7］费孝通.人生的另一种道路.张冠生选编.费孝通散文.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00，96，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