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散文评论

出发的激情

与杨永康散文集《再往前走》有关的思考

傅查新昌

中国西部的散文家，大都有令人不太满意的诗人品质的偏执情怀，他们从诗学立场走出，只关心少数人的生存状态，喜欢用诗人的视角解构现实人事。这种专场式的写作态度，而非原初的让人敬慕的书写状态。周涛、刘亮程、叶舟、梅卓、林染、刘亚丽、冉冉等西部诗人的散文作品，其实是诗歌与散文相互嵌套，既单纯又复杂地彼此缠绕，互为参照探索，然后加工主题构成。不妨称他们为“诗人散文家”。周涛的局限性在于，口号和标语式的空洞抒情，用激扬文字把故乡作为表达场地，充满商场大道。刘亮程的散文思想冷峻，视角独特而收放自如。他的散文跟他早年的诗一样，诗化的农民语言，奇特的荒诞美学，想乘飞机的蚂蚁，是他思维诡谲的张力，他可以将发情的驴指归幽深，字里行间充满中国农民阶层的嬉笑怒骂，欲望与喜乐，读起来令人惊诧。朱鸿、石舒清、狄马等散文家，则注重知识性、阐释性和叙述性，他们对写作的虔诚与执著，同样付出了畸恋式的代价。这些西部散文家的存在，一直被权威人士关注着，而他们故意把自己的基本特征，包裹得很不舒服，因为许多东西正在大街上败坏。王族、杨献平、杨永康等散文家的探索，似乎以新的艺术形式与功能，拨动着读者的心弦，他们的表达被重视之时如同他们起始时一样，有着令人值得关注的各种审美意义。

对许多作家而言，作品的持久性要比独特性更为重要。读杨永康的散文，你会惊奇地发现，人总是处于无法克制的冲动、欲望、欺骗、烦恼、困惑、寂寞、孤独、恐惧、压力、痛苦和绝望的处境，他的散文集《再往前走》，对这种处境有着独具特色的观察。可以说，在杨永康的文学追求中，自认为集中的、瞬间即逝的价值，命里注定要被永久性所超越，这种持久性乃是文学艺术的一大标准，从中产生出秘密感来。对他的“新散文”的探索，评论家同样持有异议，因为他无拘无束，探索着散文写作的实验，凭借语言想象力，他说 “世界的形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散文形态”，其实是想在话语系统中施展魅力，刺破钢铁般的独尊话语。遗憾的是，这只是在语汇层面上的《宣言书》，挑战、反讽、戏拟、篡改、剪贴、援引、联想，以及幽默谐趣，中外文学典故等在他的散文里比比皆是，构成一个有玩味的话语系统，有着却应享受的文化底蕴。他探索的散文句子，看似陈腐的警句，却像流水不腐，轻盈的情感碎片，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护壳，对流交叉的阅读经验，丰富的文化印记，构成了多义性和深刻性。他有时恶毒，有时温顺，甚至他的大脑里塞满了肿瘤的汉字，但出乎意料地散发出了鲜花的芬芳。对这样的散文作品，也许不能用传统的审美方式解读，因为他对人性的解构、反叛和破坏，不仅仅是作为孤立的，极端冒险的方式出现，他的写作态度，骄傲地支撑着他的情怀，这与他追求的精神超越有关，因此他的书写与言说，努力把思索投入到自己的精神圈和生存环境背景之中。不过，他试图表达的复杂思维，使人不可能仅运用严格的审美判断就可以了事。杨永康在阅读、剪贴、嵌套和戏仿中，同时也在探索一种理解的方式，人心一会儿黑暗，一会儿明亮，一会儿四处游荡。他同周涛和刘亮程相反，他的精神超越，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看得出来，他是一头正在啜饮的牛，有效地向周涛们发出威胁，以此表征“旧散文”患了真正高级的癌症，并在“新散文”探索中创造出新奇，从新奇中产生美学的各种意义，他想要在各个方面都是新手，还认为散文意味着整个世界。

《再往前走》最打动我的是那种潇洒自在，自由驰骋。为了“新散文”的探索，他不顾版税，不顾雪夜里的孤独和寂寞，不顾知识化、复杂化和理想化的描述。事实上，他信奉的“新散文”并没有新奇之处，格?斯泰因的《软扭扣》，耶利内克的《啊，荒原》，倒是成功的经典，她们的成功经验支配这一艺术探索的原则，与其说是来自先决的符号和密码，不如说是来自创造的天性，这种探索精神应该被视为生命一般，至关重要。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与思想启蒙和理想功能同时存在，而且更为意义深长的是游戏功能。在卡尔维若和浦松龄的作品中，在东西的《后悔录》和李洱的《花腔》中，都具备了荒诞美学、伦理构想和游戏功能。也就是说，杨永康也是用文化秘码来做游戏的，这构成了艺术迸发的首要条件。他一直能够简明、随意、冷眼静观的书写方式，想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不始终都是通过艺术去向死亡挑战的吗？

杨永康的一些散文总是触及着简约时代的生存状态。但是《再往前走》这部散文集，可能受到一种欲望的推动，仿佛文学是获得猎物的魔力，不管杨永康偏执也好，轻率也好，总是离不开急于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其实，这地方不灵光，所以只有寥寥可数的人在探索“新散文”，没有人关注精神牧师的存在，杨永康在这里被圈起来，并且表达方式也弄得很俭省，总是谈不透自己的精神探索，拙劣的文化围栏竖在他眼前，就像一具具文学前辈的白尸骨，甚至很难超越他们的物理空间、情感空间和思想空间。杨永康曾在这种文化体制范围内接受过理想主义培训。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阿Q传》，零零星星的旗帜，稀稀拉拉的口号，没有哪件事不像梦一样荒诞，毁掉了杨永康应得的奖杯。这些岁月没有精华，只有香车美女的生活，不健康的现实人事，才能射出利益的火花。在这样令人断气的文化背景中，对于杨永康，文学是个难以辨认的迷宫，他试图从迷宫里赚取生活。是什么力量驱使他探索“新散文”，还折磨普通读者？让读者欣赏他的心灵独旅，或是思想的风景明信片，成为创作业绩？

一旦与思想发生接触，文学就丧失游戏功能。杨永康的这本书，在其“散文卷”中，按照新计划行事，娱情成了文学的元素，比如《露在外面，许多年》、《找不见的人》、《满世界找你》等篇章，没有屈服于前辈们政治游戏的传统生存伎俩，他寻找“新散文”的突破口很艰难，这得需要更深刻地研读与阐释。某某那个蠢民，负重的新农村，流泪的玉米，在杨永康的审视之下，显得充满人情味，充满荒诞美学的特质。他冷静而决断，不与他人经验结盟，以绝对个人化的价值立场，探索人性的诸多因素。在中国，谈起人性就头疼，权力机构不铲除垃圾，而是广泛利用垃圾。杨永康笔下的乡村有同情心，比城市有人情味，而且向每个文明人开放。他的乡村什么也不抛弃，这乡村对任何人都是健康的。面对世道的复杂，人情的炎凉，官员的腐败，世人的堕落，杨永康渴望以文学的方式，坚守最后的道德底线，向着健康的迷宫，引导物质时代的人们“再往前走”，尽管他说的前面只是一个审美符号，不是文化断头台，但他仍然具备了撕破媚俗的人性标签的勇气，他得益于网络系统，他的文字也在网络系统受益。牛奶还能温暖地流淌，即使臭不可闻的大粪，在这里也用于植物的培育，这跟权力中心的训导无关，是与具体的生命有关。在这里，杨永康的一切能量都涌进了迷宫，绕过大脑深处的那段弯路，这个普普通通的散文家，已经开始在夏天里滑雪，易于辨认的、色彩斑斓的文化密码，充斥在这本许多人把握不住的书里，这是为上帝的酬谢：忘记背后的，努力前面的。

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散文问答录”，毫无疑问，有太多不可诠释的人性符号，隐藏在生命现象和人类文化中。对真正的作家来说，文学是可怕的冒险的道路，好多男人都喜欢往上攀登。一些女人保持沉默，有的连口也不张。我非常羡慕杨永康，他这么自由，尽管他的理论不成熟。女人的生活，像一次等待开花和繁盛。杨永康还没有堕落。许多学者会对杨永康的散文理论失望，我也曾失望，但我不能用评论家的解读方式，来判断杨永康的散文理论，也许作家都给自己买了一个巨大的玩具书房，一切虚幻，一切皆无，就像杨永康出版了一本书，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对这本书，人们感到阅读起来很吃力，包括李建军和王兆胜，认为杨永康在破坏秩序与美感，没有能谈透“新散文”的“新”在哪里。这一次，如果一个时髦女人准备充分地插足，杨永康的“孩子们”还会喜欢旧妈妈吗？允许孩子们参加这一轮情感和智力的比赛吧，这些孩子不是圣婴，他们也有好斗和嫉妒的本能。反正人都会老死的。孩子也许很快忘记一切，甚至父母亲的那些旧伤口。面对父亲，耶稣也曾忍住他的伤痛。尽管杨永康不是理论家，但他告诉我们：在人们学会混蛋的时候，再一次从头开始，所以在庸众眼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杨永康在审美尺度上，模糊了世界的真像？他也许想击毙这个文坛那些个大腹便便的文学屠夫，直面抚慰这个时代伤口？从表面上看，倡导什么宣言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他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学立场、写作态度和道德情怀。创新，是在中国早就失效的口号，老百姓已经不喜欢口号了，就像汶川大地震，新的寒意向老百姓袭来。成功，像孩子们在自家门前的碎石路上跑步，无数情景交融，让杨永康从文字里看出了大量严重的伤痕。作家，是有责任的，不是伤口护理员，面对善与恶的冲突，人性的失迷，道德的败坏，除杨永康外，还有很多女作家更清楚，插入身体的东西，不仅仅是愉快的欲望，还有人口、城市和炸弹。

杨永康的探索，像产床上的血，有欢欣的迹象，网络时代的私语，破坏原版正装的文字游戏，宛如被狂风吹起，逼着人们再往前走，你不走也得走，前面的欲望正在战粟。值得一提的是，在杨永康的价值选择上，处于文学的好玩之性，向来就有一股习惯性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像肢体的碎片，像红红绿绿的怀孕，支配着他的散文探索，使人想象天就要塌了，地就要裂了，而杨永康就像一只鹰在潜水，在精神超越中感到惬意。所以，《再往前走》这本书，还得寻求神圣者的救援，杂草泥泞般在大地上繁育，宛如温泉沸腾，洞开欢迎之门。这种偏执的文学追求，不需要伪先锋做顾问，哪怕他成为独一无二的瞎眼的文化把柄，他也认为自己会把散文写得最爽。

我想诚恳地说，一个人的阅读经验，绝对不是维护的对象，作为不断探索的作家，就像有经验的猎人一样，把所有的爱好对准一个目标，然后再扣动扳机。杨永康的很多散文被自恋给取代了，散文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期待已久的那个明天会是怎么样。对于正在山路上攀登的杨永康而言，往山顶推去的石头不再是一个谜。这些话，他根本不想听，也不想听别人的好言相劝， 他已经准备好炽热的链条，欲望的红光照耀着所有热衷于性的女人，他想对她们说，你们都来呀，我爱你们。当女人们站成了准备受孕的风景，为了象征，他又就地宣布：你们现在就解散，重新出发！

这就是我对《再往前走》的理解，因为我也喜欢解散和出发的感觉。这种感觉蛮好的，对男人而言，这就是烈火和铁。

2008年6月6日于乌鲁木齐

先锋气质与现实经验

杨永康散文印象

北京 李建军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散文也许是最好写也最难写的。把散文写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散文作品虽多，但那种“文辞烂然，甚可观也”的，似乎并不多见。有的号为“美文”，究其实，却是既无格调，亦无情采。有的标榜“大散文”，但左看右看，所见无非一个“小”字。

对散文写作的现状，杨永康显然也属于“不满党”的一分子。在散文写作上，杨永康是一个感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文学可爱就可爱在性情上。”他在文学上所追求的似乎就是顺情而发的自由，就是“从心所欲”的境界，所以，他说，“文学只需要一颗心”，而且，特别说明，他所说的是“敏感的心”。针对有人所说的散文之难在于它要讲道理，杨永康断然表示了期期以为不可的反对意见：“散文干吗要讲道理？散文本身是不讲道理的。因为文学本身是不讲道理的，一讲道理就不是文学了。”杨永康这里显然没有仔细区分“当是”和“所是”两类文学。事实上，他谈论的是他自己喜欢的文学和散文，即文学的“当是”状态，但是，他却将自己对文学的个人趣味，当做了普遍标准，从而把“不讲道理”当做所有文学共有的本质，这就使他的判断因为越出边界而失去了有效性。可以看出，在散文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上，杨永康具有一种极强的自我意识和逆向思维的习惯，但是，要强调批评的“具体性”和“针对性”，要有清醒的边界意识，否则就会使探求真理的严密思维，沦为妄下雌黄的话语游戏。文学固然要有自由，但它在享受自由之前，必须先学会服从纪律的制约，一切自由是从不自由开始的。杨永康的随想式的“语丝”多有令人耳目醒豁的妙论。在《真正的大师都是不自信的》里，以卡夫卡为例，说明了虔诚的“不自信”的难得和可贵。他批评“满纸谎言”，呼吁“中国需要一种真诚的文学范式”。

杨永康是一个勤于读书，勤于思考的人。他很善于调动自己通过读书获得的理论和经验，来反驳当下的一些偏狭的文学观点。更多的时候，杨永康是通过写作行为来显示自己的散文主张的。他说：“我的文字总是把自己的情感全部调动起来才动手，差不多是一气呵成的。”在他的具有先锋气质和探索精神的文章里，他把“自由”当做写作的灵魂，几乎摆脱了一切固有的观念和技巧的束缚。例如，在《可疑的，细碎的》这组文章里，他的想象力如此活跃，他的文势如此劲健，以至于他几乎很少考虑读者已经形成的阅读习惯，很少考虑读者可能会有的阅读障碍。杨永康在与“友人”的对话里，说自己的写作是“为所欲为”的：“别人笔下不可能的东西，在我笔下都是可能的，这就是为所欲为。”他在散文写作上有时的确是自由的。他把小说叙事的意识流技巧借了过来，通过跳跃性极强的心理活动叙写，进行快捷的意象转换。在《安安静静许多年》里，情形亦复如此。作者所写的仍然是“我”的内心想象：由“硬币”，而“小刀”，而“电话本”，而“玫瑰”，而“罗比”，而“背影”。那么，这些纷乱的意象背后，到底包含着什么共同的题旨呢？似乎一下子很难说得清楚。相比而言，《跑了很久》就比较容易理解。“一想起明天就是自己的生日，我就开始在房间里跑。”作者接着写了“我”在跑的过程中与送牛奶的中年男子，与看大门的李大爷，与送鲜花的漂亮女孩，与自己的儿子的对话。从这些对话中，我们似乎看见了一个人孤独而封闭的内心，看见了他与人交流和沟通的艰难，杨永康似乎在借此揭示生活的某种难以把握的性质。

除了那些索解不易的哲理性散文，杨永康还写了一些纪事写人的散文。在这些追忆往事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浮世绘，可以看见人们在那个时代所承受的痛苦和屈辱。例如，在《叔叔如此落寞》里，我和叔叔关于“解放台湾”的对话，令人忍俊不禁；《千万别碰上伊万》则批判了那个时代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如何毁灭了两个纯真的孩子，读来令人心情沉重。《谁偷了村里的玉米》也是一篇读过之后令人久久难以平静的悲惨故事：村里的一个地主成分的知识分子不堪“批斗”的羞辱自杀了，他的像《孔雀东南飞》中的罗敷一样漂亮的妻子随即疯了，学校里的老师同情这个可怜的“地主婆”，偷地里的玉米来帮她渡过难关。作者以一种近乎浪漫的方式强化了作品中人物的仁慈和善良：他反复写到“地主婆”的那件美丽的“旗袍”，这个意象赋予这篇作品深刻的伦理精神和丰富的诗意。

焦虑的表达——杨永康散文点滴谈

宁夏 牛学智

谈论散文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方面你要费尽心思地与散文家的观点取得较多的认知；另一方面，就散文而言，“个人性”、“现代性”、“人文性”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尺度。或者说，散文如果在这几个方面用力过猛，散文也可能就失去了真正的散文性。这也许就是“情真意切”、“真情实感”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新意，但也不能不屹立在散文评价标准的风口浪尖的原因吧。

拿舒婷来说，知识准备还很不充分的诗歌写作，正好碰上了某种普遍的时代话语呼唤，“朦胧诗”的东风中，那种未经格式化的直觉，也许还有卑微的车间气氛，等等。反而使其诗歌成了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合适代表。可是，当她的写作准备基本完成，至少意识到“朦胧诗”需要一次审美转化的时候，她谦虚地知难而退了，捡起了散文。应该说，舒婷的散文我不喜欢。我关注的是，舒婷的文学经历典型地标识了当代中国作家差不多类似的遭遇。比如有人就说过，舒婷真是烦死人了，到处嗡嗡嗡，嗡嗡嗡，像个不识时务的小蚊子。这个难听的骂语当然明确指的是舒婷明着说不乐意参加文学聚会，实则几乎每会必到的事情，舒婷是有点没有把握好自己的诺言。依我看，部分理论研究者对舒婷散文的保留意见，实际上就是她没完没了的家长里短、洗衣做饭，以及如何欣赏孩子吃苹果、如何欣赏丈夫穿戴整齐去上班。说得明白一点，一个赋闲在家的中年女人，可能就那么点生活。舒婷是否中产阶级化，我不太清楚，但作为一个体制中的文联主席、专业作家，丈夫又是教授，再加上她自己有意识恶补一度匮乏的正常生活，她那样的知识结构，那样的思想水准。日常生活能成为她散文中一个不厌其烦的主体，知人论世，舒婷的确别无选择。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散文是“棉布时代”的散文书写。把散文比作“手工棉纺”意指亲切的、坦率的、调侃的和细节的——“看上去仿佛信手拈来，实际上经过深思熟虑。”“如果不能把文化视角的尖端平民化，至少使日常生活情趣盎然，尽其可能挖掘更深层的寓意。”（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