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写给西方人看的《聊斋》传奇
时间：2020-05-07 07:59: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1952年，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美国编译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中国传奇小说》，其中选入《聊斋志异》小说三篇（《小谢》、《书痴》、《促织》）。与蒲松龄的原著相比，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异。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探讨林语堂及其作品在融合中西文化和沟通中西审美心理方面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林语堂；传奇；聊斋志异；中西文化
了解中国文学、热爱《聊斋志异》的朋友都不会忘记蒲老先生笔下那离奇的情节、奇特的形象和谲幻的场景，都会为小说中那些花妖狐魅、才子佳人、痴男怨女的爱情故事和作者愤世嫉俗的思想以及入骨三分的精彩刻画所打动，同时也会为作者那精简凝炼、质朴隽永、幽森峭拔的语言风格而折服。可以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推向了一个极至，其宏富的思想内涵和奇谲的艺术造诣空前绝后。正因为如此，从古至今，聊斋故事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时空，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2年，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在美国编译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中国传奇小说》。本书共选入唐代以来比较符合小说要求的传奇作品20篇，其中选入《聊斋志异》小说三篇（《小谢》、《书痴》、《促织》）。喜欢《聊斋志异》的读者不妨欣赏一下林语堂写给西方人看的聊斋故事又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和情调，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林语堂在《林氏英文本导言》说：
“本书之作，并非严格之翻译。有时严格之翻译实不可能。语言风俗之差异，必须加以解释，读者方易了解，而在现代短篇小说之技巧上，尤不能拘泥于原文，毫无改变。因此本书乃采用重编办法，而以新形式写出。在蒲松龄与李复言小说中变动最小。重编之时，若干故事中，作者曾有所省略，有所增加，冀其更能美妙动人。与中国前代说书人或重编小说者相较，本书所更动之处并不为多。虽有更动，必求不背于正史。”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著者编译的意图和原则。尽管林氏已申明“在蒲松龄与李复言小说中变动最小”，但熟悉原著的读者在阅读林氏编译本之后并不难发现一些明显的差异。
首先来看《小谢》。本篇故事讲述两个女鬼小谢、秋绵（原作为秋容）与书生陶望三的爱情故事，缠绵凄恻，委婉动人。与精练的原著比较，林本《小谢》在保持小说原创基本内涵的前提下，采用“现代小说之技巧”，适应现代西方读者之欣赏习惯，加强了细节描写，使人物更加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比如小谢和秋绵为博取望三的欢心，争相取悦，问饥问寒，盛粥，递筷子，拿热毛巾……这些生动细腻的刻画既表现了东方女子“举案齐眉”之传统美德，又合乎西方现代人阅读欣赏之心理。林氏在本篇故事中既有对细节的强化补充，也有对情节的兼并与舍弃。林译本将原著中小谢之弟三郎与二女鬼一块学书的情景，对望三赴试的告诫，为望三“遮道声屈”而入牢狱，“部院勘三郎，素非瓜葛，无端代控，将杖之，扑地遂灭”而进冥府，“冥王因三郎义，令托生富贵家”等有关情节巧妙地与秋绵融为一体，删除了三郎这一在情节上无足轻重的人物，更能突出秋绵对陶望三执着的爱情，情节更集中，人物形象更鲜明，充分体现了林语堂的现代小说创作之原则。
再来看《书痴》一篇。彭城郎某秉承父旨，以宋真宗《劝学篇》为座右铭，家中虽一贫如洗，仍读书成痴，后来精诚金石，痴梦成真。一位如花似玉的仙女颜如玉自书页中飘然而出，与彭某结为知己。颜如玉费尽心思教会了书痴下棋、玩牌、弹琴、饮酒、赌博、如何交友、说言不由衷的话等读书以外的功夫，最终使书痴由潦倒走向显达。小说讲述了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又隐喻了强烈的政治讽刺意味。在文学创作上一向提倡幽默闲适的林老先生在本篇故事中对此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他在“前记”中就特别提示说明：“蒲氏对官吏之鄙薄多于其小说中见之，幽默泼辣，讽刺深刻。”然而西方读者对中国封建时代读书人有关“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信条和科举取士制度并不容易搞明白。林语堂透过地域文化的差异，本着沟通中西方文化之目的，在故事开篇就补写了宋真宗《劝学篇》全文，并加以解释说明。援引如下：
“书房里他最珍贵的一件东西，就是父亲手书的宋真宗的《劝学篇》。父亲是特为儿子写的，算做他的遗教。儿子已经把那一篇墨宝装在镜框里，挂在书桌子上面的墙上，好能天天看，作为自己人生的箴言。用纱罩起来，免得落上尘土。就是：
富人莫买百亩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
富人莫盖屋千间
书中自有黄金屋
青年莫须求美女
书中自有颜如玉
莫求车马与仆从
苦读自有奴与仆
男儿立志求功名
只须勤读古人书
《劝学篇》的意思是这样：读书即可以获高位，享荣耀，侧身士林，列位富贵，金玉满堂，五谷满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但彭某却从字面上看，认是句句实言，字字不虚。说来可怜，他竟坚信一斗一斗食粮，和其美如玉的女人，真个完全在书里头，只要努力读书，持之以恒，自己所求必可从书中出来。”
而此片段原文却只有寥寥数语：“父在时，曾书《劝学篇》粘其座右，郎日讽诵；又幛以素纱，惟恐磨灭。非为干禄，实信书中真有金粟。”
这类以适合西方与现代读者之口味，同时又展示东方传统文化之习俗为目的的艺术发挥在林译本里数见不鲜。再如原文“郎喜，遂与寝处。然枕席间亲爱倍至，而不知为人”一处，写书痴初与颜如玉共枕而眠的情景，林本《书痴》是这样写的：
“彭某……与颜小姐在一起，总是讨论文史，直到深夜。不久小姐困倦了，于是说：‘夜深了，咱们睡吧。’
‘不错，该睡了。’
颜小姐害羞，脱衣裳以前先把灯吹灭。其实这种小心没有用。两个人躺在床上之后，颜小姐吻书呆子说：‘夜安。’
书呆子也说：‘夜安。’
过了一会儿，小姐翻个身又说：‘夜安。’
书呆子也说：‘夜安。’”
林先生在此对颜如玉以“颜小姐”相称以及对她亲吻和问安方式的描写颇有点异国情调。而颜小姐欲以身相许而又心照不宣的羞怯与书呆子的不解风情懵懂无知又保持了中国古典小说中表现男女情爱的传统特色，真乃中西合璧，妙趣横生，轻松幽默，充满喜剧色彩，读来令人不觉莞尔。
故事结尾处林语堂又将书痴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改写为：“他各处去拜谒权门，对贵妇献殷勤。权门巨公许下给他个官职。”他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报复了石县令（原作为史县令），再娶美妻。回顾彭某由书痴一步步走向权贵的历程，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欧洲中世纪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联想到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司汤达的《红与黑》，主人公于连不择手段一心向往爬到上流社会，是罪恶的现实扭曲了他的人格，他在伪善的道路上所经受的矛盾与痛苦与书痴在颜如玉逼迫哄骗之下步入仕途很有些神似。
林语堂编译的三篇聊斋故事中改编痕迹最为显著的还要属《促织》。从故事的叙述方式到情节结构，从主要人物到主题思想，都与原作有很大差异。《促织》曾是人教社统编高中教材多年以来入选的文言文传统必读篇目，其曲折多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给众多中国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林先生在目录中却将《促织》归入“儿童故事”类，既然是“儿童故事”，就是写给儿童看的，从内容到阅读对象就要适合儿童的特点，因此，故事的主人公由成名变成了成名的儿子，同时林先生还给他取了一个西方化的名字“吉弟”。故事自始至终都是以吉弟极不平凡的经历为主线来组织结构的。这位少年自幼酷爱促织，后来魂化促织，在皇宫斗蟋蟀战无不胜，替父亲完成上缴促织的官差而免受责罚，最终受到赏赐，进了太学，做了翰林，让父母老年享福。尽管故事同样令人心酸，兼具原作果报思想的神秘色彩，但林语堂却赋予故事以“孝道”这一主旨，似意在宏扬中华传统美德。他在结尾总结道：
“后来吉弟做了翰林，父母老年很享福。成村长（成名）成了荣耀富贵的祖父，对于儿子的故事，说来津津有味。故事一次一次比一次说得好。在故事的结局，老先生总是说：‘尽孝之道很多，人必须心肠好。天地间的神灵总是保佑孝顺父母的人。’”
我们再看吉弟跟其他蟋蟀决斗的表演，他在为父而战：
“……我一心想爸爸，我自己说我一定要赢。他们把我一放出笼子，我就看见一个大家伙。他的须很长，我心里害怕，一到战斗开始，我的胆子又大起来。一夜一夜的过，我不断的战斗，一心只想，为了爸爸，我非战胜不可。最后一夜，我碰见了红头，看来就怕人，可是我不怕，我走过去，他一向我扑来，我跳开了。……”
“为了爸爸”成了吉弟战胜对手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这位少年的魂灵化成的促织就像一个西方世界的“超人”，机敏勇敢，所向披靡。这不仅令人想到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乱世佳人》塑造的主人公斯佳丽身上体现出来的典型的美国人的性格，勇敢无畏，积极乐观，永不放弃。在这里，东方的孝道与西方人张扬的个性有机地融合了，浓郁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让读者不禁砰然心动。相比之下，原作主人公成名的遭遇给人的印象又是何等凄惨，何等压抑：“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官府的催逼使成名几乎失去了生存的欲望； “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一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一只小小的促织牵系着一家人的喜怒哀乐甚至身家性命。对人格尊严的损害，对生命的摧残，使成名之子魂化促织成为达官显贵手中的玩物，这就是东方古老的文明古国国民生存之境况真实生动的写照。这也就是蒲老先生撰写《聊斋》、独抒“孤愤”的深刻之所在：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国度，特殊的人生阅历造就了这位短篇小说之王。而林语堂先生似乎有意淡化原作深刻的思想内涵，究其原因，中西文化的兼容，异域思潮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与其一贯倡导的文学创作主张也有密切关系。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倡闲适幽默的创作风格的他在《中国传奇小说·林氏英文本导言》（张振玉译本）中又说：
“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同情心，而与读者以愉快之感。小说当具普遍性，不当有基本上不可解处，不当费力解释，而后方能达到预期之目的。本书所选各篇中，若干篇具有远方远代之背景与气氛，虽有异国情调与稀奇特殊之美，但无隔阂费解之处。”
正是本着这一创作原则，林语堂在编译三篇聊斋故事时还一概舍弃了原著结尾处之“异史氏曰……”的文字，以期更适合现代小说之特点。若以此为出发点来看《聊斋志异》，蒲松龄每于长篇故事之末，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体例，附“异史氏曰”发表淋漓尽致的议论似有蛇足之感。从文言小说已有的摆脱史传影响、减少议论的趋向而言，这也没有什么可赞赏的。况且，这些议论虽意在揭示故事主旨，抒发作者之感叹，也有个别精彩之论，但大多无甚趣味，蒲氏的长处不在此。而林语堂对此所做的删简处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原作主题思想的削弱。从他的运笔用文可以明显地看出林语堂的一贯风格：自然、奇妙、幽默、风雅。通篇技法，既有厚实的凝重，也有清淡的空灵。由于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小说，作者力图以轻松的笔墨，饶有情趣的生活细节，亲切感人的形象，采用传统的笔法，并以较小的笔力叙述故事。不仅仅是这几篇聊斋故事，从林语堂的《中国传奇小说》选编的所有的这些传统性很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创作，还是改编，多年生活在海外的他对异域的社会风尚和思潮，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心理都有深刻的关注。传统的儒道思想，深厚的国学底蕴，深切的情感伦理观念，对普遍人性执着的追求，使他以一个东方人的眼光去发现西方社会的时弊，一针见血，力透纸背，并做到中西调和， 天衣无缝，使读者丝毫不怀疑他是在匡正时弊。也正是由于其作品针对当时西方的社会风气和思潮来说，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才会使他的作品当时颇受西方读者的欢迎，拥有众多的读者。
总览林语堂先生英文版的聊斋故事，作者以艺术的精心创造为前提，力图传统的写实的摹写，最大限度的发挥创造者的艺术想象力，借助于联想、象征、变形，以及神话、传说、传统意象等手段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既要突出聊斋故事的稀奇特殊之美与异国情调，力图将一个充满古朴神秘色彩的东方古国展示给西方世界，又要打破地域之隔阂，尽可能消除作品所谓“远方远代之背景与气氛”给西方读者在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方面造成的种种障碍，从而达到中西文化沟通之目的，实现个人文学创作之主张，实属难能可贵。曾有学者称，林语堂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同时又是将中华文化介绍给西方的极少数人中的最成功的一人，这是符合事实的。
研读林语堂写给西方人看的《聊斋》故事，再与原著比较思想风格之差异，对于更好地研究蒲松龄及其创作应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林语堂：《中国传奇小说》上海书店，1989年10月。
[2]蒲松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6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