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发展及贡献
时间：2020-05-25 07:56: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唐淑教授是我国学前教育领域老一辈优秀学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她亲身经历了研究会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对研究会在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具有切身体会和独特见解。2019年是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成立40周年，唐淑教授受邀接受了本次专题访谈。
一、研究会诞生的背景
王艳（简称王）：尊敬的唐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回顾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的发展历史，分享您的经历和感受。研究会发展至今，已成为学前教育领域举足轻重的非营利性、群众性学术团体。作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您能谈一谈研究会诞生的背景吗？
唐淑（简称唐）：好的。研究会诞生时正逢我国幼教建制变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召开以及中国教育学会成立这一大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前教育工作百废待兴。1978年教育部恢复了幼儿教育处，一些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厅也陆续恢复或新建了幼教行政机构和教研机构。学前教育发展迎来了新的局面！1979年3月教育部与社科院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并在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在这一背景的鼓舞和感召下，我们九名幼教界参会代表（上海幼师左淑东校长、天津幼师张小清校长、成都幼师鲍老师、西安市第一保育院林院长、天津和平保育院李石君院长、山东省教育厅教研室徐秀源老师、西南师院俞锡玑教授、北京师大梁志燊老师以及本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我们决定将研究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北京，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放在南京。选择南京的原因有两点：一则陈鹤琴先生是中国教育学会的名誉会长之一，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幼教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只有在南京开会，年事已高的陈先生才可能亲临会议。二则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纷纷“下马”，教师队伍解散，唯有南京师范学院的学前教育专业队伍始终没散，还增添了人员，一批老专家从70年代初便开始恢复工作，因此本届规划会议将南京确立为我国幼教科研基地。于是，筹备研究会的任务便落到了南京幼教工作者的肩上，而我则成为任务执行者。经过8个月的紧张筹备，1979年11月3日研究会成立大會在南京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87位代表出席，800多人参会。大会选出52位理事组成第一届理事会，特邀陈鹤琴先生担任名誉理事长，左淑东任理事长。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经验总结、调查报告等49篇，会上交流发言18篇，会下组织参观了4所幼儿园。其间，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托幼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和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发来贺电，教育部幼教处第一任处长张逸园写来贺信，共庆我国幼教盛事！
二、研究会成立初期的困难
王：是的，研究会的成立影响很大，当时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次盛会”“在我国幼儿教育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是“我国幼儿教育史上的创举”！我们知道，任何新生事物在起步阶段都会经历波折，你们当年遇到过哪些挑战，是如何克服的呢？
唐：研究会成立初期条件简陋，一无编制，二无经费，三无权力，真是举步维艰。当时在规划大会担任工作人员的孙岩、孙爱月、史慧中等是创办研究会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孙岩同志，时任教育部幼教处长，非常重视研究会的工作，我便是在孙岩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会议筹备的。她亲自带领我们讨论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其中内容最重要，因为学术会议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有无高质量的学术活动。我们当时从三个方面着手准备：一是邀请南京师院五位最年长的幼教专家做学术报告；二是帮助科研合作伙伴、幼儿园优秀教师准备会议交流论文；三是协助南京四所幼儿园准备半日开放活动。井然有序的组织和安排保证了大会召开的高效和高质。在初创时期，还有左淑东、张小清等前辈给予了大力支持，她们带领我们拜访各省、市领导，争取他们的重视和支持，参观不同类型的托幼机构，赢得校内外老师的理解和合作，指导我们组织发动、公关协调，逐步打开研究会发展的局面。这些老前辈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宽以待人。他们十分尊重专业工作者，提出“我们搭台，你们唱戏”，放手给年轻人做事，营造了务实、谦虚、好学的氛围。我们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不断成长，研究会在他们的支持下不断发展，面对众多困难，得以一步步前进。
三、研究会工作的方向、宗旨和特点
王：我国历史上还曾有过其他学前教育学术团体，比如1917年成立的幼稚教育研究会、1925年成立的上海幼稚教育研究会、1927年成立的南京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改组为中华儿童教育社）、1928年成立的北平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成立的晓庄幼稚教育研究会等。[1]那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幼教学术团体，和以前那些团体相比，它的工作方向、宗旨是什么？又有什么特点呢？
唐：我国二三十年代成立的幼教研究会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或一个市或一个学校，范围和影响有局限性，而新成立的研究会是全国性的，是在为国家“四化”建设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作贡献的时代需求下成立的。陈鹤琴名誉理事长在成立大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幼儿教育是一门教育科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要摸索出一条中国化的幼儿教育之路，必须十分重视和切实开展对幼儿教育的科学实验研究，以促进全民族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学前教育停滞多年的状态下，需要尽快把幼教科研队伍组织起来，交流科研成果和教育教学经验，探索我国幼教工作的客观规律，使幼教工作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以便解放思想，群策群力，团结一致向幼儿教育科学进军，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也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根据时代需求和新时期任务，研究会以《章程》的形式规定了工作宗旨，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团结和组织广大幼教工作者，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学前教育规律，研究和解决学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深化教育改革，为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前教育科学体系而贡献力量。
研究会成立后，各省、市、区地方性研究会也相继成立，逐渐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较为完整的幼教网络，并联动师范院校和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幼教科研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92年2月经原国家教委同意、民政部批准，研究会由国家二级学会晋升为一级学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学术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得到进一步提高。1989年研究会获批加入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并于2013年协助OMEP在上海举办了第65届国际学术会议，广泛参与到国际幼教科研交流活动中去，从国内走向了国际。
四、研究会的任务及活动形式
王：研究会开展工作以来，具体有哪些任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的呢？
唐：研究会工作方式灵活，活动形式多样，主要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种类型：举办学术会议、交流研究课题、发行刊物、出版书籍，以及通过多种活动宣传幼教科学知识。
1.学术会议：1979年研究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年会，1982年在长沙召开第二次学术年会，1985年在杭州召开第三次学术年会，其后，随着会员和课题的增多，改变了办会方式，以小型分散的专题学术会议为主。在我的记忆里，常务理事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专业委员会，以及各课题组、编委会等曾先后在南宁、贵阳、无锡、北京、长春、上海、杭州、湖州、宁波、福州、南昌、西安、天津、太原、黄山、广州、深圳、张家界、青岛、温州等多个地市召开会议。现在，研究会还鼓励各分支机构和会员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课题交流：1979年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学前教育被纳入规划，即从“七五”规划开始，有了独立的学前教育研究课题，课题研究遂成为幼教工作者关注的重要事项。于是研究会以课题的形式帮助各级各类幼教工作者开展学习指导。1985年研究会围绕《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组建了五个课题组——幼儿园课程结构课题组、德育课题组、游戏课题组、各科教学课题组、一日生活课题组，开始分类进行课题研究。1990年第三届理事会首次交流了各课题组研究成果。1995年第四届理事会议按课题分组交流，并成立学术委员会，对应建立五个专业委员会——托幼机构教育专委会、健康教育专委会、游戏与玩具专委会、家庭及社会教育专委会、事业发展与管理专委会。2000年第五届理事会启动了“十五”规划。2005年第六届理事会就是对“十五”课题进行结题、交流和表彰活动。此后，研究会的课题研究连续开展、良序进行，如今已进行到“十三五”课题了，组织申报、课题培训和结题指导已成为研究会的一项长期任务。
3.发行刊物：1987年1月研究会创办了会刊——《学前教育研究》，并于1994年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升格为国家级核心刊物。由此，幼教思想交流有了专属平台，促进了学术争鸣、教育探索和实践反思，提高了广大幼教工作者的理论修养。会刊成为引领学前教育的舆论阵地，对幼教改革和发展起到理论导向作用。
4.出版书籍：1990年研究会第四次学术年会从投稿中遴选出五百余篇，以《幼儿教育改革与研究》为名出版。1995年第五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粹以《继往开来·共创辉煌》为名出版。2003年研究会组织了“中国幼儿教育百年征文”活动，收到的论文以《为了每个幼儿的健康成长》为名出版。另外，研究会还组织出版了《百年中国幼教》，由我和冯晓霞担任主编，邀请诸多幼教同仁通力合作，发掘、整理了中国幼教百年历史中的大量原始图文，抢救和保存了一批史料，是留给后来人的珍贵文献。后来，研究会结合学术年会又陆续出版了《迈向21世纪的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优秀论文集》《探索·反思·超越——走向广覆盖、保基本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问题·成因·对策——学前教育改革与质量的提升》等论文集，反映了新理念、新问题。
5.各种活动：其一，研究会举办了众多学术活动，通过学术报告、研讨会、论坛交流、工作坊、交流会、讲习班、现场参观等形式，普及幼教科学知识宣传，推动幼教政策落地。其二，研究会在重要纪念日积极开展庆祝活动，总结和促进自身发展。如1999年11月在上海举行“庆祝新中国幼教事业50年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20年学术研讨会”活动，2003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中国幼儿教育百年纪念大会。其三，研究会利用电视、杂志、报纸、网站、微信新媒体等多种途径，积极传播幼教理念。如研究会在幼教百年诞辰之际主持策划了《中国幼教百年》五集大型电视专题片，还联系拍摄了两集纪录片《爱——中国幼教名师》，都在央视播出。会刊《学前教育研究》发起“我和幼儿教育”征文活动，弘扬了几代幼教工作者的幼教情怀。其四，研究会关注幼教事件，重视发挥学术影响力。2004年9月一个月内连续发生多起危害儿童生命的恶性事件，研究会60位学者联名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呼吁幼教立法，总理的批示直接促成了国家教育督导团对六省市幼教工作的专项督导。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研究会在冯晓霞理事长的带领下，迅速启动灾区“流动幼儿园项目”，短时间内编写出《幼儿心灵抚慰手册》，组织了一百多位幼教志愿者分批次赶赴灾区开展幼教援助，三个月内参加活动的幼儿达到1.4万人次。在十年后的2018年，研究会又在成都召开学术年会，设“汶川地震幼教援助十周年”分会场，并组织团队重返灾区回访交流。
五、研究会对幼教工作者的帮助
王：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您参与和主持了“七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一系列的课题研究，出版了《中国学前教育史》《幼儿园课程实践与研究》《农村幼儿园综合教育》等系列著作，开展了众多有影响的幼教实践活动，多次主持陶行知和陈鹤琴教育思想学术研究活动，从个人经历来看，您觉得研究会给幼教工作者提供了什么帮助？
唐：研究会的发展也带动着幼教工作者的发展，锻炼工作能力，提供成长平台。我从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起来，固然与学校的本职岗位、师长的教育有关，但也与研究会前辈的教导密不可分。如1979年筹备成立大会时，孙岩同志提出由我代表发起人致开幕词，当时把我吓坏了，我在九名发起人中资历最浅，年龄最轻，而且是生平第一次参加全国性教育学术界高层会议，觉得怎么也没资格担当这一重任。但在她的坚持下，我再三推辞未果，只好鼓足勇气接受了这一任务。大会的成功召开给予我极大的锻炼和激励，孙岩同志又一次次地交给我新任务：我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1985年当选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同时负责幼儿园课程结构研究课题组；1988年主持第二次课程改革研讨会，并代表“农村幼儿教育研究”课题组做大会发言；1990年担任学术委员和托幼机构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2000年后担任第五、六届理事會副理事长。研究会会刊《学前教育研究》创办后，我先担任编委，后又担任副主编、顾问。我自知水平和能力有限，但我在孙岩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多年来一直奋战在幼教战线上，在研究会需要的时候勇于担当，与研究会一起经历了后来的发展过程。研究会的工作还使我的学术视野从一个单位扩大到了全国范围乃至世界范围。我因为研究会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我与他们彼此学习、相互支持。如向北师大祝士媛老师学习了她的顾全大局、果断利落的工作作风，我俩除在研究会里步调一致地工作外，还合作出版了首部《幼儿教育辞典》及《教育大辞典·幼儿教育分册》。各地研究会组织来南师、南京、江苏参观学习的时，我都予以认真安排，热情接待，结交到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