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质量“含金量”：开放大学走向文化自信冰
时间：2020-05-29 07:58: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电大到开放大学，实现了从扩大成人高等教育到普及终身教育的价值选择;实现了学历继续教育学位授予权的升级和服务社区教育、社会教育的历史转型。国家开放大学的建设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电大曾经有过的教育质量“含金量”问题，是开放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关系到开放大学的核心价值。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开放、责任、质量、多样化、国际化”，办一所有社会责任的、有质量的大学，是开放大学的文化自觉。开放大学深化了电大的文化特征：开放大学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媒介的课程文化意义，更重要的是带给中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历史性变革;开放大学系统中的合作共享文化更趋向于共建、共治、共管的平等开放的办学体系模式;开放大学开展“教育扶贫”，实施“长征带”教育精准扶贫工程，辐射高校网络教育盲区，更凸显了普惠的社会价值文化。开放大学提升“含金量”的文化建设，重在突出“载道”“育人”教育本质，立德树人，倡导“工匠精神”品质追求;打造“宽进严出”文化品牌，严格教育质量底线，建立“以公信力求生存”的生态文化发展观;坚持“四个面向”的办学思想，推进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文明发展。
关键词：开放大学;文化建设;教育质量;立德树人;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72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195（2019）02-0059-08 doilO.39696/jissn.1009-5195.2019.02，007
一、概念理解
在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中，文化是一个抽象的大概念，它需要有具体的载体来承担和表现其存在，大学文化即是文化这个抽象概念的具體表现形式之一。董泽芳（2013）强调了大学文化的理念、制度、环境，提出大学文化是大学主体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传承和创造出来的包括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使命、大学制度、大学环境、大学氛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的各种成果的总和。李元元（2007）强调了大学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历史积淀，提出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一代又一代“大学人”对文明进行传承、整理、交流和创新，所积累和形成的精神成果以及蕴含这种精神成果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睦依凡（2004）强调了大学文化的“要素”，提出大学文化要素包括：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感、传统风气、生活方式、心理氛围、人际关系、行为规范、学校制度、物质环境等。尽管目前关于大学文化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关于大学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基本上涵盖了三个主要层面，即：价值观层面的精神文化，运行机制层面的制度文化，器物层面的环境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将大学文化理解为：大学文化是大学在其历史实践过程中所积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大学的价值观念、信仰追求、道德情操、行为准则、办学特色的精神整合体。
开放大学文化是大学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对于开放大学文化或者电大文化的概念，学者也有不同的界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将开放大学文化解析为精神文化、管理文化、信息文化、创新文化四个维度（郑淑芬等，2011）。二是从精神、制度、环境（物质）三个层面构建开放大学文化，包括体现开放大学理念的价值取向、体制和制度、实体和网络环境以及学习氛围（薛伟，2012）。三是提炼出开放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词，涉及理念、情境、管理、教学、行为（高明辉，2016）。四是借用文化是“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的一般概念，提出电大文化“是全国电大系统在30多年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由师生员工创造、传承、积累和共享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指出电大文化集中体现为电大精神，即：开拓创新、善于学习、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孙绿怡，2011）。
本研究认为，开放大学文化是开放大学主体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开放大学的物质文化成果主要表现为学校的硬件设施（包括校舍和教育技术设备），并由此在现代网络环境条件下创新和发展了以教育技术为基本支撑的课程文化;开放大学的精神文化成果主要表现为制度文化和校园文化，包括校风、教风、学风。
二、研究缘起
1.学术界对“开放大学文化”的研究现状
截至2018年6月，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开放大学文化”为“主题”“篇名”和“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检索结果。
考虑到我国开放大学的专有名称历史短暂，笔者又以“广播电视大学文化”为“主题”“篇名”和“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如表2所示的检索结果。
如果忽略不计月份，假设以上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到的有关“开放大学文化”的研究为累加6年的成果，有关“广播电视大学文化”的研究为累加39年的成果，那么以“开放大学文化”为主题的期刊年均发文量为3.8篇;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的年均发文量为0.7篇;以“广播电视大学文化”为主题的期刊年均发文量为1.9篇，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的年均发文量为0.3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学术界对于开放大学文化的专题研究还比较薄弱。
对开放大学的前身电大文化建设情况的系统研究和著述，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孙绿怡教授主编的《走向文化自觉——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文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一书中。该书是“十一五”国家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文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教学文化、制度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了“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文化”，将电大的“远程开放教育”作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重要组部分，对电大教育的核心价值、基本理念、基本精神进行了分析阐述。以孙绿怡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电大学者，对电大文化建设充满了期待，在该书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国家开放大学的建设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希望“电大曾经有过的种种文化缺感不再重现，特别是不会再在制度文化缺失的隋况下踟蹰难行”（孙绿怡，2011）。
2.社会对开放大学“含金量”的评价
2017年8月，北京青年报的文章《学历继续教育将取消，上班族扎堆考名校成考》指出，按照学历继续教育的“含金量”电大将排到“末位”。目前国家承认的继续教育学历主要有4种形式，分别是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电大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在上述学历形式中，“宽进严出”的自学考试含金量最高，成人高考、网络教育以及电大的含金量依次递减。
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开放、责任、质量、多样化、国际化”。开放大学不能是电大的华丽“转身”或简单“翻牌”，其“升级”的实质除了“5+l”所开放大学有学位授予权之外，质量的“升级”何在？开放大学的文化升级何在？还需要相应地建立起具有“含金量”的大学文化。
无论电大还是开放大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才培养质量问题。电大要切实解决学生“低进低出”的现象，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以“学生数量维系生存”的问题。如果把电大系统看作一座大厦，那么它的地基究竟是什么，值得深思。20世纪70-80年代电大建校的地基首先是政府的财政投入（历史上各地电大与教委有着多种“藕断丝连”的关系，教育主管部门是政府扶持电大建校的初始支柱），其次是无数莘莘学子的求学梦和华罗庚教授精彩的第一课。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类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电大的地基在“隐洼”地被“缩水”，生源减少了，生均拨款减少了，华罗庚式的授课渐行渐远了，而远程教育的硬件投入却增加了，只顾文凭的学生增加了。2012年全国省级电大财政拨款平均所占比例为40.6%（杨志坚，2014），以4所直辖市电大为例，只有天津电大的财政拨款略超过了平均数（见表3），這就表明全国电大有一半以上的经费来源要靠自己“创收”，如果学生“低进高出”，就等于生源走向断流，学校“人不敷出”。除了教学经费不足外，还存在有些地方政府对电大的定位和作用不重视的现象，例如，54%的地市级电大和78%的县级电大均被整合到其他教育机构（杨志坚，2014），这表明随着政府投入的减少，电大原有的地基发生了动摇。以保证生源保持电大发展的“求生”之路，似乎理所当然。但当社会对电大的“含金量”提出质疑时，我们才意识到电大真正的地基是教育质量。所以，这些年开放大学狠抓教学质量、考试质量，不断提高办学“含金量”，开放大学的质量文化建设正在走向成熟。
（注：数据来自杨志坚《转型升级与体系建设——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调研报告（2013）》，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4。）
三、开放大学文化建设的三个显著特征
1.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媒介的课程文化
尽管现代教育技术在普通高校、职业院校的应用越来越普及，但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媒介的课程文化仍可称为开放大学的特色文化。首先，从学校课程的主流和占主体的供给方式看，中央电大从1979年建校伊始，就以广播电视为媒介进行全国电大系统的统一授课，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基础进行远程教学是电大课程文化的应有之意，由此形成了20世纪70-80年代电大与普通高校授课方式的本质区别。其次，从电大学生的学习方式需求看，电大学生多数为在职学习者，有强烈的校外学习、移动学习、碎片化业余学习要求。再次，从电大经历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看，根据项目评估指标要求，各省市电大都在计算机数量、双向视频设备、网络功能等硬件设施配置方面加大投入，同时注重自身的内涵发展，积极开展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改革，加强多种资源建设，要求每门课程不少于3种媒体资源，鼓励精品课程建设，利用BBS进行互动交流，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学和助学服务，由此，全国电大系统顺利通过开放教育试点评估。应该肯定，经过这次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开展和总结性评估，全国省市电大进一步加强了教育技术媒介与课程教学的融合，电大教师应用教育技术进行线上线下教学的混合式教学能力不断提高，电大教师也因此被称为远程开放课程教学的“特种部队”。
从电大到开放大学，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媒介的课程文化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课程教学模式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带给中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历史性变革。郭文革（2017）提出教育的“技术”发展史的“五阶段框架”理论，将电子传播作为媒介技术的发展阶段之一，其教育目标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采用教与学在时间空间上分离的方法，教学组织方式是远程教育和广播电视大学。显然，开放大学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媒介的课程文化，是中国教育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它全方位地革新了面对面的课堂教育，开辟了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媒介的高等继续教育的新路径。
2.“巨型学校”的合作共享文化
开放大学的前身——广播电视大学创造了“巨型学校”的合作共享文化，形成了由1所中央电大、44所省级电大、1125所地市级电大和1827所县级电大共同组成的覆盖全国城乡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办学系统（杨志坚，2014），各级电大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型继续教育”的载体和基地。
全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形成开放大学这样的从中央到省市县的系统规模。庞大的开放大学系统，高效运转，必须配合默契，才能互利共赢。在教学管理方面，国家开放大学对全系统的高等学历教育统设专业，实现“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统一颁发证书”。这“五个统一”，使在行政上相对独立的各国开分部、学院等“拧成一股绳”，同时“对表”合作。在教学资源供给方面，国家开放大学积极搭建教学平台，提供了绝大部分课程的教学资源，方便系统“搭车”。目前，国家开放大学重点推进网络学习课程和网络教学团队建设，探索形成“六网融通”的网络教学和管理模式。开放大学系统的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了有效的学习支持服务，也奠定了“巨型学校”合作共享文化的坚实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没有行政权力约束、只有学籍管理（毕业）约束的开放大学系统中，合作共享文化更趋向于共建、共治、共管的平等开放的办学体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