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中阿交往及其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摘要：公元7世纪到13世纪，中阿两大文明同处于世界文明的顶端。在长达数百年间，中阿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频繁交往，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两大不同文明的繁荣和发展。唐宋时期中阿文明的交往，不仅在中阿关系史和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当代价值。这种交往对今天中阿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及对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都有可资借鉴的启示。

关 键 词：唐宋时期；中阿交往；历史意义；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马志峰，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丁俊，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甘肃兰州730030）。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4－0074－07 中图分类号：G371 文献标识码：A

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创造过灿烂的文化。公元7世纪到13世纪，两大文明同处于辉煌的鼎盛时期。当时中国正值封建社会的唐宋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政治稳定、文化繁荣。阿拉伯地区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由蒙昧时代进入阿拉伯文明时期，两大文明都奉行开明的对外政策。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绥之以德”[1]卷197。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在公元762年为新都巴格达奠基时说：“我们有底格里斯河，使我们接触到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土地。”可见，唐宋时期中阿双方最高决策者都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这种政策为两大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交往奠定了基础。

一、唐宋时期中阿之间的多层次交往

1.唐宋时期中阿之间的政治交往

先知穆罕默德有这样一句名言：“你们求知吧！哪怕它远在中国。”中文史料也有唐太宗贞观初年大食 王通好贡珠的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王噉密莫末腻遣使中国，“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2]卷198噉密莫末腻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尊号，为Amiral—muminin之译音，意为“信士们的长官。”自此以后，阿拉伯与中国交往更加频繁。

官方的政治交往详见史书记载。据中国史籍《旧唐书》和《册府元龟》记载，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8年间，大食向唐朝遣使达40次之多。来华阿拉伯使节把当地特产如豹子、阿拉伯名马、龙脑香等物品送给中国皇帝，皇帝照例回赠许多物品，有时甚至授予官职。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白衣大食和萨来朝，“授左金吾卫将军，赐紫金钿带。”[3]卷975天宝十二年（753年）黑衣大食派25人来到中国，唐朝“并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带。”[3]卷975民间交往要比史书记载的官方交往更早一些。据阿文史料记述，8世纪中叶，一位伊巴迪派的阿曼商人艾卜·奥贝德驾驶木帆船来中国友好访问，买了沉香回国。阿曼人认为，艾卜·奥贝德就是《一千零一夜》中的航海家辛伯达。[4]34当时还有很多专程到中国游历的阿拉伯人,如古莱氏族人伊本·瓦哈卜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自西拉甫乘船来到中国。由于他对中国皇帝的威严，对中国的美好富足早有所闻，决意踏上这块土地，亲眼看看。[5]43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有去阿拉伯的，如怛罗斯战役后留居阿拉伯的中国人杜环在库法看到“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于此，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6]卷193这些中国画师和丝绸织造、金银制造等方面的技术工人为传播中阿技术交流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另据阿文史书记载，有一个中国人在阿拉伯著名医学家拉齐（865～925年）家住了一年，学了5个月的阿拉伯语，就能流利地讲本地语。他走的时候，还用速记法记下了拉齐及其学生朗诵的古希腊医学家格林（129～199年）的16卷著作，经拉齐核对记得完全正确。[4]37

两宋时期，宋朝与大食之间的交往相当密切。早在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即派使臣“僧行勤游西域，因赐其王书，以招怀之。”[7]卷490出使阿拉伯以示友好之意。据统计,自辽天赞三年（924年）至宋开禧间（1207年）的284年间，宋与大食诸国之间的往来，见于史书记载者55次。宋朝对来华使节一如唐朝，给以厚赏优遇，不但回赐礼物，而且还授予官位。如开宝四年（971年），大食贡方物，“以其使李诃末为怀化将军，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官诰以赐。”[7]卷490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诏“大食勿巡国进奉使辛押陁罗归蕃、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8]卷4宋朝政府不但依照唐朝那样对来华阿拉伯使节以礼相待，而且回赠礼物或授予官位，对阿拉伯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一律友好相待。宋朝比起唐朝不但官方正式交往更加频繁，而且民间交往也更广泛，其中不乏年过百岁的老人。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广州言，大食国人无西忽卢华百三十岁，耳有重轮，貌甚伟异。自言远慕皇化附古逻国舶船而来。诏就赐锦袍、银带，加束帛。”[7]卷490当时中国皇帝对这位年逾百岁的阿拉伯客人非常重视，下令送给他锦袍、银带和丝织物等礼品，以示关怀。

可见，唐宋时期中阿双方都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两大文明相互吸引，政治交往极其频繁。无论是官方交往还是民间往来都是和平友好的，其目的都是在于加强联系，传达一种和平的信息，希望成为睦邻友好的伙伴关系。

2.唐宋时期中阿之间的经济交往

唐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繁荣，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雄厚，政府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大力发展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当时阿拔斯王朝工、农、商业兴旺，水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政府同样实行开放的政策，密切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唐朝时期，数以万计的外国商人来到中国首都长安做生意。旅居长安的阿拉伯人数日渐增多，他们中有的“留居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1]卷232到了唐代中叶，吐蕃进占西北，“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1]卷232中阿陆路交通受阻，海上交通于是更加兴盛，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港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各国商人、旅行家频繁来到中国，宾客如云，尤以阿拉伯商人为最多，“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9]卷3以至于广州港“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10]46宋朝由于与西夏、辽、金的战争与对峙，西北陆路受阻，且南宋偏于东南一隅，政府开支浩繁，财政拮据“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7]卷47由此中阿海上贸易更加紧密。宋代中国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云，托长数丈。”[9]卷6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编著的《地理书》说：“中国商船常至亚丁与幼发拉底河口。”可见当时造船技术和工艺的提高，促进了宋代的海外交通，中阿经济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唐宋政府对来华阿拉伯等地外商实行保护、优待、奖励的政策。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上谕：“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1]卷75宋朝政府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遣内侍八人，赍敕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8]卷44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上谕：“市舶之利最厚，若置措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8]卷44绍兴十六年复上谕：“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8]卷44宋朝政府对那些能够招徕外国商船，增加市舶收入的官吏和纲首，则授予官职，以便鼓励更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华贸易。南宋高宗时，大食商人蒲罗辛“造船一艘，船载乳香投广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政府授予“诚信郎”之职，“赐公服履笏”，嘱其回国时“说谕蕃商，广行船贩香前来。”[9]卷3宋朝政府还以补官的办法鼓励商人出海做生意。《宋史》记载“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7]卷186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这种保护和鼓励措施，使得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华经商贸易。宋代的泉州港内风樯鳞集，云帆遮天，“当时侨居泉州的蕃客数‘以万计’。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泉州、广州两舶司的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给宋廷带来了巨额的关税收入，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12]112与唐朝相比，宋朝出现了一些著名且颇有影响的巨商大贾。如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7]卷47他降元后，为泉州港的继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蒲亚里、辛押陁罗、蒲霞辛可、施那帷、蒲罗辛、佛莲等都是为中阿经济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阿拉伯商人。

唐宋时期，中阿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贸易上频繁往来，两国密切经济联系在于互通有无，目的是为本国商品经济的繁荣而服务。中阿密切的经济交往不但为两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推动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而且还促进了彼此的了解、加深了友谊，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唐宋时期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

唐宋时期，中阿文化交流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当时阿拉伯相对先进的天文、历法、医学、制药、造船、建筑等科学技术和各种手工艺产品、香料、药材、珠宝、乐器等进入中国，为中阿文明的交流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阿拉伯天文历法传入中国。西域鲁穆人马依泽“宋太祖建极，初召修历，公精历学，建隆二年，应召入中国，修天文。”[12]145他应召入中国修天文就是参与编撰应天历，并把伊斯兰教的星期制度引入到中国历法。此外，阿拉伯医药学的传入对中国医药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就连宋朝皇室贵族在宴会上也时常制作香剂食品，陈列香药翕然成风。阿拉伯的制糖技术传入中国，提升了当时原有的制糖技术。阿拉伯建筑艺术传入中国体现在清真寺建筑方面，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寺、杭州凤凰寺、北京牛街礼拜寺、西安化觉寺、扬州仙鹤寺等都是中阿建筑艺术交流的杰作。唐宋时期，来华阿拉伯人仰慕中华文明，从唐代李彦升中进士，五代李珣、李舜弦在汉文诗词方面的高深造诣，直到宋元之际“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蒲寿庚等等，都可见中阿文明的交往之深，以及来华阿拉伯人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随着中阿交往的加深，从唐到宋来华的阿拉伯人日益增多，这些来华穆斯林往往居有定所，形成自己的社区。如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中出现了被称为“蕃坊”的穆斯林居民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来华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所述广州蕃坊写道：“其处有回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中国皇帝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依回教风俗，治理教徒诉讼……”[5]7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叫“蕃坊”，贸易区称“蕃市”，学校为“蕃学”，建造清真寺，在广大的汉族人群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可见当时蕃坊功能完善，具有替中国政府招商引资和开展宗教活动、规范穆斯林习俗、解决穆斯林民事纠纷、建立学校教育子弟和维护穆斯林共同利益等功能。这些历史记载不但能真实反映出中阿友好交往，更能说明唐宋王朝对异域文明的尊重和宽容，以及阿拉伯人民对华夏文明的向往与追求。

唐宋王朝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也传到了阿拉伯各地。中国的制硝技术约在8～9世纪传入阿拉伯，被称作“中国盐”。火药传到阿拉伯后，于15世纪又经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传到欧洲，对欧洲人的兵器制造和军事技术起到了推动作用。指南针也是由阿拉伯人传到地中海地区，意大利人最先接受并用于航海，然后广传于欧洲。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传到阿拉伯地区，后又传到埃及。瓷器也是唐宋以来输往阿拉伯地区的重要中国物品。中国的造纸术、针灸学、脉学、炼丹术、临床科学经验也源源不断地输入阿拉伯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不仅对阿拉伯、波斯产生了影响，而且通过阿拉伯人传向欧洲，对中世纪“黑暗的西方世界”产生了影响，促进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二、唐宋时期中阿交往的历史意义

在唐宋时期数百年的中阿友好交往历程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相互学习，两大文化相互吸收，互补共荣，堪称世界史上人类文明交往的典范。其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1.维护了当时的世界稳定与发展。

大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东临太平洋，西到葱岭的广阔天地。阿拔斯王朝东起葱岭，西临大西洋，南至撒哈拉，北迄高加索山，形成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国，中国史书说：“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公元7～13世纪是中阿两大文明的极盛时期，当时中阿双方都是世界上的大国和强国，各自沃野千里，雄兵百万。中阿之间军事上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当时整个东方世界的局势发展。事实上，中阿双方数百年间和平、友好、文明的交往，不但推动了中阿双方的繁荣和兴盛，而且有利于当时整个东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可以说唐宋时期的中阿关系关乎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中阿之间这种友好的文明交往有利于维护当时世界局势的稳定，有利于促进当时世界各地区的发展。

2.促进了中阿双方的经济繁荣。

唐宋时期，正值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繁荣的时期，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当时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阿拔斯王朝时期把中亚、西亚、北非和西班牙连成整体，形成统一的经济区。中阿陆上丝绸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海上香料之路也是“苍宫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当时的中阿之间可以说是“海舶来自天方，丝路通向大食”。唐宋时期，中阿双方长达数百年的友好交往，使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好处，中国的广州、扬州、泉州等地发展成为繁荣的港口城市。这些港口城市的市舶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例，南宋初年的市舶收入达到了政府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可见当时的中阿经济交往从经济上奠定了唐宋王朝在国际上的地位；另一方面，阿拉伯的巴格达、巴士拉、苏哈尔、亚丁等也成为重要的港口。阿拉伯国家在与中国的和平交往中也获益匪浅，为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的繁荣、兴盛、从外部提供了条件。中阿之间的和平交往对双方来说是共赢互利的，它们之间友好的商贸交往，繁荣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增强了双方的国力。

3.充实和丰富了中阿双方的文化。

唐宋时期的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并驾齐驱而名列世界文明的前茅。阿拉伯相对先进的天文、历法、医学、制药、制糖、建筑等技术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阿拉伯地区各种农作物如胡桃、胡荽、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萝卜、芹菜、波菜等种种蔬菜，椰枣树、刺桐 、茉莉花、曼陀罗花等多种植物的引进与种植，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和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阿拉伯手工艺品如香料、药材、珠宝、乐器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伊斯兰教的传入，给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带来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直至后来影响了中国10个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在阿拉伯文化东传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也西渐阿拉伯地区。以四大发明、丝绸、瓷器等为主的中华文明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国家，尔后转往欧洲，其影响可谓深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阿拉伯人把印度的学术著作和中国的造纸术以及在欧洲已经失传的古希腊学术著作传入西欧，为欧洲的文艺启蒙和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辉煌历史无疑将重新改写。”[13]206可见唐宋时期的中阿交往互补了中阿双方的文化，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从而充实和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4.有助于构建多元共存的世界文明秩序。

唐宋时期中国是以儒佛道为主的中华文明，阿拉伯国家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是融绿洲农耕文明、沙漠游牧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于一体的文明。两种文明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它们思想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生命力持久旺盛。数百年间，两大文明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共存共荣。使各自不同的文明、文化在异域文明的地区得到了尊重与发展。唐宋时期中国政府在穆斯林聚居区设立“蕃坊”，尊重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委任穆斯林领袖担任蕃长，管理穆斯林内部事务，解决穆斯林内部矛盾。同样，阿拉伯国家也尊重到阿拉伯地区学习阿拉伯语，学习阿拉伯医学，考察阿拉伯地区社会状况的学者和旅行家。唐宋时期的中阿双方虽然文明不同，但都能尊重、学习对方的文明、文化，可见当时中阿之间的交往有利于构建多元共存的世界文明秩序。

三、唐宋时期中阿交往的当代价值

21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一理念已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接受，众所周知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然而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以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主张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单极世界，强调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这些国家崇尚武力，以强凌弱，奉行“丛林规则”。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学者极力宣扬“文明冲突论”、“种族冲突论”、“文明终结论”等。又时常抛出“中国威胁论”、“伊斯兰威胁论”等危言耸听的言论。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唐宋时期中阿双方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繁荣且属不同文明的强国、大国，为什么双方能友好交往和平共处呢？这是因为，中阿双方都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阿两大文明所共有的那种兼容并蓄的精神。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意味着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也意味着不同的民族都可能成为平等的“朋友”。可见，不同文明之间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并不是一种文明一定要征服另一种文明。世界文明之间并不是一些西方学者宣扬的那样，一定会是“文明的冲突”，完全可以是“文明的交往”。唐宋时期的中阿和平交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可以为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启示，它为当今世界上不同文明相互对话与交流树立了典范。

中阿两大文明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交往，是因为中阿双方政府都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使这些政策制度化和机制化。中阿双方对异族文化和异域文明的精华采取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态度，积极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文化。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久旺盛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这两大东方文明之间在基本人文精神和一系列伦理思想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广泛的一致性”。[14]11两大文明之间都有着丰富的和平思想，当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密切而又频繁的交往，继续进行着历史上两大文明之间和平友好交往的传统。

21世纪，中阿合作已经制度化与机制化。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的建立。2004年1月30日，胡锦涛主席访问埃及时在开罗会见了阿盟秘书长穆萨和阿盟22个成员国代表，提出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可见，“中阿合作论坛”是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集体对话与合作的新机制，它有利于丰富中阿关系的内涵，全面提升合作水平。在这一机制下双方均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推动中阿在经贸、投资、能源、教育、文化、新闻、人力资源、科技、医疗卫生、环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能够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新时期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四、结语

回顾历史，中阿文明交流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中阿文明交往，可以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历史性的借鉴。历史上，阿拉伯与西方发生了长时间的战争，直到现在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还互不信任，时常相互敌视。近代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唯独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一千多年来都是和平的文明交往，没有任何历史的恩怨。

展望未来，在新形势下中阿双方有必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对话与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造福于双方人民，也为推动世界文明对话、建设和谐世界做出新的贡献。中阿文明都认为世界上不同文明应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通过对话促进相互了解，通过交流带动相互借鉴，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中阿文明中例如仁爱精神与和平理念等这些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就可以为当今全球文明交往提供一些哲学智慧和精神文化资源，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于构建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以“和为贵”的思想代替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以平等代替歧视，以文明之间的和平交往代替“文明冲突”，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和平代替冲突，以民主代替霸道，以协商代替制裁。使世界走出仇恨、残杀，走向仁爱、走向文明、走向和平与发展，使和谐世界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健康、良性发展。

总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将会历久弥坚，日益加深。

[ 参考文献 ]

[1]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5] 阿布·赛义德·哈桑.中国印度见闻录[M].穆根来,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9] 周去非.岭外代答[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 董诘.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 杨怀中.回族史论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13] 朱威烈.国际文化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14] 马明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程和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5] 丁俊.伊斯兰文化巡礼[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of Sino-Arab Exchange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MA Zhifeng DING Jun

Abstract As the two major ancient civilizations, both China and Arab are on the top of world civilizations from the 7th century A.D. to the 13th century A.D. The frequent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powerfully enhance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rab-Islamic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centuries. The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during th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not only ha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meaning in the history of Sino-Arab relationship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changes, but also has precious contemporary valu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Arab relationship and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ino-Arab Exchang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Modern Values

（责任编辑：钮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