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对中国市场经济萌芽的推动及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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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市场经济因素开始萌芽。陕西商帮产生并活跃在明清时代，是推动明清江南川贵丝织业、苏松嘉杭棉纺织业，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和特种手工行业，四川井盐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文章就陕西商帮对中国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贡献及历史性启示做了系统梳理和论述。
关键词：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市场经济；萌芽；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9=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4-0110-03
基金项目：陕西教育规划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模式实践研究”（SGH131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松（1982-），男，山东平度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西安工程大学思政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济史研究；李刚（1953-），男，陕西蓝田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和西北市场史研究。陕西商帮产生和活跃的明清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和缓慢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使陕西商帮不可避免地会触摸到市场经济的律动。他们产生并活跃在大江南北，是推动江南川贵丝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之一，也是推动明清苏松嘉杭棉纺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最基本的力量，与此同时，促成了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和特种手工行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推动了四川井盐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产生。
一、陕西商帮对明清之际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产生的贡献
马克思指出：“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365在明清之际，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主要产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和封建统治比较薄弱的中部山区。而在这些地区产生资本主义萌业的二十多个行业中，“它们的产品，差不多都有长距离运销”，[2]其中有不少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有关。
第一，陕西商帮是推动江南川贵丝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之一。江浙丝织业是中国较早产生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行业。广大西北地区是江南丝绸的主要市场之一，“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绸帛资于江浙。”[3]因此，明清以来杭州之丝绸“织纤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衣被几遍天下”；[4]南京绸缎“北趋京师……逾大河，上秦雍甘凉”。[5]陕西商人成为经营江南丝绸的一只重要力量。明人张瀚说，去杭州贩买丝绸的“秦晋燕周之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纷布者，必走浙之东也”。[6]当时经营丝绸的陕西商人统称为“标商”。“四方商客来买绸缕纱绢者，西标为最。”[7]这些购丝的标商一般生意都做得很大“资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8]从而使江南丝织的兴衰与“商客之盛衰”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9]其对江南丝织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可从下述利益流向得到证明，“丝市之利胥仰给贾客腰缠，乃大驭小侩递润其腹，而后得抵乡民之手。”[10]因此完全可以说陕西商人是推动江南丝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特别是到清代，陕西商人转向川盐贩运，他们运川盐入黔，往往以收运川贵蚕丝茧绸为回头货，使陕商在川贵丝市也很有势力。如四川与遵义接壤之扶观坝“每岁二三月山陕之客云集，马驼车载，本银约百余万之多。临期开手换钱，虽渝银为之压价，乡中子弟，有领其银各处换钱者，有领而代收丝者，都有首事管理，有行规，攘往熙来，极为热闹。”[11]在遵义，由于丝绸成本低，“北方陕西、山西和南方福建、两广的商人，当春秋两季蚕茧成熟后，来贵州购蚕丝，捆载而去……每年交易可达七、八万两银子，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12]
第二，陕西商帮是推动明清苏松嘉杭棉纺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最基本力量。在明代，苏松嘉杭标布的主要市场在西北，每年大量陕西“标客”携银数万乃至十数万两到江南购布，一个标客一次就购布千万匹，使江南土布商品量3千万匹的百分之九十被西商捆载而去，各地布行争布商如对垒，尊布商为王侯，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土布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江南土布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在明代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后来，陕西布商为了摆脱牙行、脚行从中盘剥，自己设庄收布、踹布和整染，有的包机定织，有的雇募踹匠岈光正布，有的将土布包给染坊由其包买，这都进一步增强了江南土布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动力。明甲申后，陕西布商不逾江南，使繁盛了数百载的江南土布业就很快萧条下去。进入清代后，陕西商人转向贩运楚豫土布，促使楚豫土布业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并产生了相应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在汉阳，陕商收布盈千累万，汉阳以此为生；在孝感，西贾大量收购椿布，“民皆持此为生”；在河南孟县，每日城镇市集收购边布的布商特多，使孟郡巷陌无丐者，并且形成行户和机户的分工，机户成布货市气布行收布转鬻陕西边商，其间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性质已十分明显，并与山陕布商形成倚以为命的关系，“往者秦晋一荒，孟民逃亡”，“西商不来……民失生活之计，而公私始重困矣。”[13]这些都说明陕西商人是促使明代江南地区和清代楚豫地区棉纺织业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最基本力量。
第三，陕西商帮一手促成了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等特种手工行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清代中叶在政府招募商民自备资本开发秦巴山区政策引导下，陕西商人把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生产投资，在秦巴山区开设铁厂、木厂、纸厂，使山内手工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生长发育了百余年，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和相当规模。同时，陕西商人在经营中西部商品流通中，又促使关中地区的焙茶、制革、水烟手工制造业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陕西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含量。而且，陕西商人对陕西特种手工艺制造行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产生更有直接作用。如华阴柳子镇素以产铁器闻名，该镇在明末“有千家铁匠，作刀剑剪斧之用”。[14]以一镇拥有千家铁匠必是专业化生产，所制又为刀剑剪斧都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并且，中国明清以来的铁匠铺已有普遍的分工协作，其炒铁更是“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15]佛山炒铁业的材料证之陕西并不误，因为清代陕西商人在佛山经商的就有191家，其中从事铁器行的不少，故柳子镇铁器行应含有资本主义因素。再如潼关酱菜系由万新合酱园创自康熙年间，已有300年历史。该酱园嘉庆八年扩大为三间门面，白银万余两，酱缸300余口，腌制酱菜须经过蒸酱胚、晒酱、酱菜等工序，非分工协作不可，酱园大师傅身负重责，关系极大，到道光间已有职工四五十人，[16]属于工场手工业的性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又如凤翔陈村的烟坊，由同治年间富平人冯琼在陈村设生荣德烟坊，“历九世，每家雇20余名农民从事制作，全镇用工达200余人、每家年产500担”，[17]其资本主义性质也十分明显。因此，陕西所以能够成为中西部较早产生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地区，与从明代以来就存在陕西商帮有必然联系。
第四，陕西商帮还直接推动了四川井盐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产生。清初当陕西商人挟资入川时，四川盐井并废灶塌，人民凋敝，川人不谙行盐，是陕西商人以租引代销的方式挤入川盐运销，为开辟川盐在贵、黔、楚各岸的市场做出了贡献。清代初年，陕商将资本投入到四川的钱庄、字号、当铺等金融业务中，所谓“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嘉道后陕西商人又把贩盐利润转化为盐井投资，创造性的以契约合营、股权合营的股份公司形式为川盐生产开辟了征集资本的渠道，掌握着川盐生产投资的80%以上，使川盐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大盐厂如健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万计。灶户煮盐，煤户柴行供并用。商行引张小行贩，肩挑贸易，或出资本取利。”[18]
总之，陕西商帮对中国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能动作用，有丰富的史料为证，应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
二、明清之际陕商投身市场经济活动的历史启示
当我们检索明清之际陕西商人经营中西部贸易通商和投资秦巴山产业过程中所诱导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历史材料时，获得许多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明清之际陕西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产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陕川楚边区出现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使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可以从这个薄弱环节迅速突破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发展过程中一种独特的突变式发展道路。它表明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一定程度发展的总体框架内，一旦封建统治出现薄弱环节，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便可能从这个薄弱的环节硬性突破并迅速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它较之江南沿海封建统治完备地区市场经济因素萌芽渐进式的韧性发展更节省时间和减少历史因索的磨损，可以较快缩短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当时，陕西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一经产生，就以较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形态存在，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而不像江南沿海地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渐进到这一程度，这也许是中国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发展过程中一种最简捷的发展模式，应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但是，正因为陕西秦巴山区市场经济因素萌芽是在一种非常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它后期的发展及其存在的时空限度便以封建统治所给予的宽容程度和资源存量为转移。嘉道以后秦巴山区的流民聚集及其工矿业的发展已引起统治者的高度注意，从严如煜以来的陕川大吏莫不注重研究完善统治之策，如密布郡县、提兵管束、广设团练、新添营讯、用兵弹压、以勒紧封建统治链条，遂使市场经济因素萌芽赖以产生的宽松环境逐渐消失。加之山内产业发展速度滞后于流民增加的速度，使山内聚集着大量的失业人口，他们或者聚啸山林，持强放抢；或者开设赌局，换包设骗；或者执刀持枪，闲游城市，山内各办厂者为护其资本而增加成本投放和运作难度，“开厂之地必择险峻可守之处，结寨屯集粮食”，[19]又需派人侦操贼踪，设立卡伦，协力防堵，使投资条件恶化而商人裹足。最后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使山内数千年的资源存量在短短百年间迅速耗散，一旦山穷矿乏，人去政息，急剧兴起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便会迅速衰落，使陕西秦巴山内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仍然没有走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它深刻揭示了当一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开辟生存发展道路时，就会因最终无法摆脱旧体制的羁绊而归于失败。这可以为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第二，明清之际陕西关中手工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产生和发展说明商业资本的发展会对旧的生产关系“起着解体作用”。尤其是对于从事各共同体之间的贩运贸易的商业资本来说，更会对旧的生产方式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是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攫取生产的余额，而是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生产部门依附于它。”[1]369这些因陕西商业资本所导致的手工行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生存和发展表明，清代地处西部边陲的陕西仍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内部生长着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会使陕西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清代陕西作为西部较早产生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地区，为研究中国内生性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发展规律提供了典型例证。它表明清代中前期陕西经济并不落后，而是仍然走在西部各省的前列，并为西部各省经济的发展起了历史表率的作用。
第三，明清之际陕西秦巴山区各手工业以及关中地区各手工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发展并不平衡。总体上看，它只是稀疏地存在于因山区经济特殊的资源条件所决定的几个手工业部门（如矿冶、木厢、造纸等）以及因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所刺激的几个手工业行业（如焙茶、制革等），而其他行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并不明显。同时，就一个经济实体内部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而言，也并不纯净。在“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的封建氛围下，各业的工场手工业内部还包含有浓厚的封建因素，如终南山内“各厂匠役，责成商人造具循环薄……不时赴厂，按册点验”，[20]厂内管理多封建性，“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平时进止，皆有号令，号曰营与行军同”，[18]而佣工之间又多戚党姻亲关系，“伯仲叔季之行，皆其盟约之次……戚党大率假儿义子之属”。[21]加之山内市场零星细小，又有流民滋扰，很难起到集散商品资金的作用。“山民贸易，定期赴场，场有在市旁者，亦有开于无人烟之外，曰荒场” ，[21]“每岁腊月中旬以后，山商砚新年之货，百物幅辏，忽精壮数十人来市，始则流观问贾，既即攫夺径去，绝不予直，岁以为常，追则刀刺商贾之腹中矣”，[22]凡此均说明山内各手工业内滋生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发展仍然十分艰难，因而亦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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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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