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营主导下的内外需逆关联效应分析

摘要：经营型政府在现代经济充分发展之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当代西方政府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经营性特征。发展服务型政府有其值得推崇之处，但经营型政府也应是一国根据发展环境作出的现实选择，经营型政府可能存在的一些弊端应该加以警惕。经营型政府容易产生内外需逆关联效应，即促出口目标不能实现，形成抑出口的局面；促内需的目标不能实现，反而出现压内需的情况。其结果是生产过剩，各国经济互动机制失效，各国都处于内外受压的不利形势之中。为化解内外逆关联效应，有必要通过投资疏导、安全保障、消费疏导、海外疏导等多种方式，化解内外需的不足。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应进行内外需逆关联效应的防治。

关键词：经营型政府；需求；逆关联；防治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B

政府是社会的核心治理者，政府的自身性质、组织结构、职能配置和价值导向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但服务型政府在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2］。政府并非从来都应该以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环境下，政府的主导功能可能各有侧重。比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阶段，服务就不是主要当时政府的主要任务，对内集权维持统一和对外强军御敌是官僚型政府的要务。在一个国家通过人民斗争摆脱外国统治而开始建设的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举，必须有干预型政府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一个国家面临动荡时期，政府实施经济紧急状态也是必须的。因而西方文献倡导的服务型政府是有前提的，并不能轻易认为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职能更多偏向服务型就认为中国目前的政府也必须完全走服务型政府之路。

人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的现实：被认为是服务型的西方政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的是干预型政府的角色，不仅对内干预经济，还对外干涉别国经济。美国政府也远远不是理想中的服务型政府，其干预型特征非常明显。不必以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的服务型政府来否定自己国家的治理经验。应针对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在服务型和干预型之间实行合理的权衡［3］。从四小龙的情况来看，在其崛起过程中当地政府都担当过经营型政府角色，比如日本和韩国［4］。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服务型政府是自由市场主义者倡导的政府功能，干预型政府是国家干预主义者所倡导的政府角色，而经营型政府更多是两者的结合。目前对经营型政府还有广泛的争议，对其合理性、合法性、成败得失还需要深入探讨。中国政府被认为担当了经营型政府角色，几十年的改革成就已经说明了其合理性。发展服务型政府有其值得推崇之处，但经营型政府也应是一国根据发展环境作出的现实选择。不能不顾现实环境发展高姿态服务型政府，但经营型政府可能存在的一些弊端也应该加以警惕。

二、经营型政府的特点及内外需逆关联效应

（一）经营型政府的特征

经营型政府一般掌握了不同程度的剩余控制权，以投资为主导，带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和重点行业的发展，获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以我国为例，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 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 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5］。综合已有文献和经验事实，本文概括出如下经营型政府的特征。

1．国家经营集中。经营型政府主导一国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政府干预型经济。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大，二次分配占有较高比例。政府对收入分配的控制能力强，因而能够先将大量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再进行投资或者转移支付。受控产业的比例也很大，产业对民营和外资的开往程度有限。

2．以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经营型政府通过国有部门主导投资，或者引导和刺激私营企业加入投资，能够带动生产供给的发展。而且经营型政府的资本积累能力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发展起基础经济部门，以前苏联为例，通过国家主导经济，苏联在一个非常贫穷落后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迅速地建设起重工业体系［6］。

3．需求满足的有限性。经营型政府对于社会过度剩余供给可以采取政府一揽子采购协议，让庞大的政府机构和人员消费。或者向社会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进行转移支付，从而带动消费需求。还可以通过援外项目，消化本国的过剩产品。还可以通过各类消费刺激计划，如发放配套补贴，向全民推销产品。

4．需求在相当程度上难以满足。经营型政府以供给主导经济，在重点部门，基础部门垄断投资，在非重点部门非基础部门放开投资。通过前者，经营型政府往往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通过后者，经营政府往往刺激了经济，带活了经济，但其结果是民营部门竞争开放程度高，最后趋向于市场一般利润，因而大多数企业薄利经营，甚至陷入恶性价格竞争。民间经济资本积累能力差，要素收入分配水平低。富了国有部门，但穷了私人部门。富了一部分特权阶层，但广大的民营阶层收入微薄。在少数人富多数人穷，富人收入消费弹性低于穷人的情况下，社会需求远远难以消化生产供给。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在产品供给上，而在于可支配收入的可得性。

5．市场机制不可避免有所损害。经营型政府因为对市场的广泛参与、主导和干预，其配置资源的机制必然与市场机制相冲突。一家独大必定影响其它主体的平等参与，在以命令干预取代价格机制的情况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很难保证，企业自生能力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难以实现［7］。以上海为例，凡是营业利润率和人均创利水平较高的服务行业，基本上都有较高程度的“政府依赖症”。目前银行的主要利润来自简单的存贷差，证券利润很大一部分来自经纪业务，利润较大的高端保险业务在上海还是空白，尽管如此，上海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仍能获得惊人的利润回报率。这显然与金融业的竞争不足有关［8］。

6．国际贸易摩擦不断。不同国家的经营型政府从其不同党派，不同行政思维，不同集团利益出发，很难取得利益上的一致。经济政策受到选举和政党政治干预的例子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屡见不鲜。美国的经济政策经常受到政党政治的干扰，2010年2月，奥巴马就中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发出强硬表态，就是由于面临着美国国内经济的一系列困境，所以把中国作为应对美国经济重新调整的一个重要打击对象。面临着将于秋天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将出现更多美国官员对中国的责难［9］。

7．有过剩危机转嫁的倾向。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过剩危机。对于经营型政府而言，它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将本国的过剩危机转嫁到别国。干预型经济不象纯市场经济，前者出现经济波动时，首先需要找替罪羊，因而出现危机时频频拿外国说事。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暴发后，为推脱自己经济政策失误的责任，频频在中国的汇率上做文章，就是在找借口转嫁危机。

（二）经营型政府的内外需逆关联效应

1．内外需逆关联效应。政府服务下一个理想经济的内外关联目标是，对内调节经济，有效地促进内需的增长，对外出口顺利，能够获得有效的国外需求，总结起来可以是“内调外顺促需求”，各国经济互动良性运行。而经营型政府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促出口目标不能实现，形成抑出口的局面；促内需的目标不能实现，反而出现压内需的情况。其结果是生产过剩，各国经济互动机制失效，各国都处于内外受压的不利形势之中，这就是内外需逆关联效应。

经营型政府之所以会产生这一逆效应，与其有限理性相关。诺斯认为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一是经济环境是复杂的，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威廉姆森认为，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有限理性就会产生。逆效应也与政府目标的短期性有关。任何一届政府都有任期的限制，政府也是理性人。逆效应更与政绩导向和拉选票有关。此外，国际因素也是逆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国内矛盾激化时，政府有拿外国作替罪羊，转移本国视线的倾向。还有，国内经济一般由成熟的政府进行强有力的协调，这种协调自国家诞生起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协调和世界范围内经济协调的历史却不到100年的历史，假如从一战后的联大算起。后者协调的区域、范围、难度较前者大，但操作的经验却远逊于后者。在全球化的今天，内外需逆关联效应值得当今世界各国重点关注。

2．内外需逆关联效应的形成机制。为了纠正和转换这种逆效应，有必要探讨逆关联效应的形成机制。内外供给内外需求互相促进的良性机制如同有效的治水机制。当河水从一国上游奔淹而来时，该国中下游有足够多的河流通道疏导，足够多的森林吸纳，足够多的土壤容纳，更有充分的出海通道来将河水导入别国海域。本国河流，土壤，森林对本国洪水的吸纳相当于内需实现，水流出海相当于外需实现。很多情况下，一国的河水还不需要经由出海口疏导就能被本国的河流、土地和森森吸纳。这相当于一国的生产供给能够被内需所消化。而内外逆关联效应的形成机制则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困境，国内消费不足供给过剩，出口不足产品积压。各国为了转嫁危机，纷纷采取降低税率，或者增加出口补贴等手段，增加出口。其结果是造成倾销，如同内涝增加。由内涝必造成关闭出海口，相当于各国采取反倾销手段，或者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产业。各国都想从危机中解脱，但不论是国内生产部门，还是国际生产部门，原有的内外关联机制被破坏后，都不能从危机中解脱。

三、我国需求扩张中的内外需逆关联效应

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以上分析的典型逆关联效应。我国国民生产总值首次分配中用于居民个人收入的比重不高。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的一项数据，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10］。中国的大量财富用于政府的集中分配和集中投资。政府财政资源的获取途径主要有三种：（1）以税费方式收取。对这部分财富政府可以通过预算直接支配。（2）国有企业产品经营获取。这部分财富虽然政府不能够直接支配，但能够间接为其所用。俗话说国有企业的钱是国家的钱，国家的钱是政府的钱。（3）要素资源买卖价差。以土地为例，对城市的国有土地，政府可依法直接买卖。对农村集体土地，政府垄断征收权，形成事实上巨大买卖利差。这样国民经济的大多数财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收取，用于集中投资和转移支付，符合经营型政府集中经营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长期依赖政府投资驱动，对经济供给形成巨大的压力。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投资领域、安全投资领域、关键投资领域，如钢铁，石油，天然气，军工，教育领域，由政府垄断经营。在一些非关键，但利润丰厚，关系民生的重大领域，如房地产，食品，国企携资本和行政资源优势以国资的方式，或者官商利益链混杂以民资的方式参与经营。政府资本投资与民营资本投资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受市场的约束较小，后者随市场的波动较大。我国经济30年来之所以有平稳快速的发展，在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在内的历次金融危机中之所以表现相对平稳，政府主导投资功不可没，因而符合经营型政府对经济的供给促进特征。

我国近年通过家电下乡等农村消费刺激政策，信用卡工程，消费信贷，以及城市消费补贴项目，客观上起到了消费带动作用。2009 年，全国家电下乡产品销售3450万件，销售金额 647 亿元，累计发放补贴资金75.4亿元，有效刺激了农村消费［11］。符合经营型政府主导下的居民消费有限满足特征。我国对城市消费的补贴分为“明补”和“暗补”，前者包括发放消费券，提供免费服务项目等。比如广东亚运期间发放公交补贴，上网免费等惠民政策。我国政府财政补贴性支出一直是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主要是用于粮棉油、储备糖、肉食以及其他物品的价格补贴，自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用于此类项目的数额总体上呈波动式上涨态势，2006年时已达到1 300多亿元。政府的这项补贴一般并不是直接对居民的现金补贴， 而是通过国有企业对农副产品以及其他物品的高买低卖来对居民进行的一种差价补贴，通常称为“暗补”，其中受益者主要是城镇居民［12］。

但相比已经建立起来的庞大产能，我国政府对消费的促进远远不够。纵观近60 年的变迁路径，居民消费支出比率和资本形成总额比率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高度负相关的联动关系。当一个变量比率上升或下降时，另一个变量比率就会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下降或上升，而且从1952 年至2003 年，居民消费支出比率始终高于资本形成总额比率，但比率差距在不断缩小。从2004 年起，资本形成总额比率开始高于居民消费支出比率，并且比率差距在不断扩大［13］。目前我国民营领域的国内供给产品过剩严重，在大多数向民资开放的产品部门，多年来物价指数上升微弱，甚至不升反降。 在国外供给方面，有许多领域产品的原材料和要素成本在飞涨，但出口价格涨幅很低，有些领域甚至出现负增长。这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累积起来的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风险。

我国许多基础性行业由国企垄断经营，政府经济运行的自律性差，符合经营型政府的市场机制损害特征。收益分配政府干预，国民收入过多向投资和经营倾斜，消费不足引发了系列市场扭曲问题，并导致了各种不良社会后果，如包括住房难，看病难，上大学难在内的新三座大山现象。市场机制的损坏还导致政府调节经济的压力增大和担子加重，目前政府在处理由经济问题而引发的社会事件方面已经不堪重负。市场机制的损坏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还干扰了社会秩序，损害了政府的执政基础。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摩擦特征明显。由于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积累来牺牲消费，导致内需不足，大量的产能必须通过外需来消化。过去1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长了4倍，中国在2000年后取代日本成为对美享有最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并构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因素［14］。随着近年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陷入低谷，首当其冲的是全球消费能力缩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为缩水。同时西方为了提振经济，刺激生产，即使对中国产品有需求，但其政府为了在就业问题上赢取选票，客观上也不希望进口更多中国产品，以便为本国生产保留空间。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又有了重新抬头的趋势。中美贸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摩擦不断。

四、防治内外逆关联效应的对策

综上所述，在投资方面，我国投资增速远高于消费增速，从而从生产层面上加重了产能过剩危机。在经营方面，政府垄断经营导致垄断产品高价，民营过度竞争导致产品低价，财富向国企，政府，少数官商倾斜，国家整体消费严重不足，从而从消费面上导致产品严重过剩。在出口方面，因为低价竞争损害了国外工薪阶层的就业机会而引致国外的贸易保护，以及国际贸易中的保守主义重新抬头，许多中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或者要价过高，或者禁止供应中国而引致中国对国外的需求不足，两种引致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外贸易的不平衡，中国产品出口的出海通道受阻，从而在出口面上加重了产品严重过剩。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方面都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内外逆关联。为化解由经营型主导所引致的内外逆关联效应，有必要借鉴治水的原理，实施积极的经济“治水”战略，挤掉供给过度和内外需不足的经济泡沫。

（一）以投资疏导化解内外需不足

产品过剩与单一的投资结构有关，产品过剩往往是结构性过剩，产品结构性过剩往往是单一投资结构的结果。投资结构不协调可以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最终影响消费。比如偏重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有关民生的产业，将造成民用消费不足，整个消费需求刺激不起来，前苏联经济发展停滞即源于此。此外偏重于某些属性的产业只能带动适合于这类产业属性要素资源的配置，比如过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影响大学生和智力型劳动者的就业及工资水平，社会人口没有好工作机会，专业无用武之地就不能创造应有的财富，其要素报酬也会偏低，从而影响其消费能力。要打破单一投资，协调好投资结构，需要实施国民均等化投资战略，地区平衡投资战略，领域开放投资战略。投资渠道和投资项目如同治水中的河流和水库湖泊建设。只有促进各种类型的河流，水库和湖泊建设，发挥其在分洪和泄洪中的现有能力和潜力，才能更有效防治洪水。为使投资有利于内外需求满足，我国有必要实施积极的投资“排水”战略。要通过排水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理顺我国产品供给面上的经济结构，以使我国经济首先从供给的源头不给过剩风险保留生存空间。

1．国民均等化投资战略。对不同性质的资本，不论是民资，国资，集体资本，还是外资，港澳台资，都应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上发挥其积极性，优化产业结构。投资主体多元化能够带动产业生产的多样性，并发挥好每类资本的创新潜力，从而避免因产业结构单一而造成的产品结构性过剩和创新乏力。此外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实现工业文明共享的重要机制，能够使不同成分的资本所有者都能获得要素报酬，而不是国富民弱，许多人过多劳动过少消费，从而导致供给过剩，内外需不足。

2．地区平衡投资战略。经济资源和其产品从总量上而言其实都是有限的，所谓过剩大多数是结构性过剩。如同治水，当一个地方发生洪涝灾害时，其它地方可能发生干旱。因而要有全国性的河流疏导体系，才能根本做好防洪工作。地区平衡投资战略就是一个这样的机制，它能够有效防止一地生产过多，分配过多，而其它地方生产不足，消费不足的问题。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通过物流系统，尽管一地可以不生产就能获得产品供给，但就劳动机会的获得及劳动力的流动而言，其配置的弹性总是有限的。尽管农村劳动力在流向发达地区，但其消费能力与当地居民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还有大量没有能够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因为没有能够参与工业文明，产业投资地区不平衡，他们难以获得更多的要素收入，其对消费的支撑力非常有限。

3．领域开放投资战略。在洪水的治理中，不能仅仅开通一些河流，而另一些河流则封闭起来。如果人为地封闭一些投资领域，则会使整体经济的就业机会创造潜力，收入创造潜力发挥有限。受限制领域本来可以吸收大量过剩资本，其资本回报率也高，对国民经济能够作更大贡献。中国房地产领域吸纳的资本过多，与中国一些投资领域的政府垄断和不开放有关。人类经济发展往往得益于新技术及由新技术开创的新型产业。各类新型产业提供新产品，创造新需求。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许多新兴服务业部门，如果不开放或者开放不够，一方面会造成经济增长潜力空间的浪费，这相当于人为损害经济增长率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大量社会闲置资本就会流回传统部门，从而加大传统部门的生产过剩可能性。

（二）以安全保障化解内外需不足

内外需的实现以安全保障为前提，因为缺乏保障而导致需求不足是我国内需难振的重要原因。此外，投资缺乏保障也倒使许多资本在某些领域或者地区望而却步。为让国民敢于消费和投资，我国有必要实施投资案安全战略，消费安全战略。使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减少溢出漏洞，从而损害经济绩效。比如农民把钱藏起来不敢花不投资不消费，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就是一种经济的漏出现象。

1．投资安全战略。如同抗洪时需加强堤坝防护，在促进投资也需有配套的产业安全战略。防治洪水要有河堤的修护，水位的调节，库容的季节调整。在产品剩余治理中，要充分发展产业预警机制，建设产业监控能力，加强质量安全检测。质量安全工作能够让不安全的商品不在市场泛滥，产品过剩在很多情况下与次品泛滥有关，如果没有标准和质量限制，大量小规模，不达标的企业将会迅速建起来，甚至以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产品过剩与产业预警机制不健全有关，往往市场价格高时，企业一窝蜂上项目，或者盲目增产扩容，没有考虑到未来的市场规模。

2．消费安全战略。为促进消费，需要实施无后顾之忧的消费安全战略。收入增加并不必然带来消费，根据生命周期假说［15］和持久收入假说［16］，只有让消费者感受到未来的安全感时，他们才会敢于消费。因而确保疾病、灾难和其它各种风险预防的社会保障设施建设对于提振消费重要。对于从乡村社会刚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传统乡村的保护体制消失，新的城市保障体制还没有建立，整个社会的消费往往停滞不前。因而建立使消费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对于这类国家显得非常迫切。

（三）以消费疏导化解内外需不足

治水需要土壤的容纳能力和树木的保土和水分吸收能力。为化解产品过剩危机，必须形成足够的有效需求。为促进内外需，我国有必要实施积极的“吸水”消费战略，具体而言是实施比例提高的收入增加战略，多数人富起来的收入普惠战略，人的素质发展的分配促进战略。吸水战略是我国防治产品过剩的根本，应从收入水平，收入总量，消费者发展，消费促进方面大力提高国民的消费素质，以使我国经济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去除过剩风险存在的可能空间。

1．比例提高的收入增加战略。经济发展后的财富分配要更多向劳动者报酬和消费倾斜，提高国民对剩余产品的吸纳能力。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投资增加的比例归根结底决定于收入分配的比例。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可能在早期通过更多的投资积累和更少的消费能够促进增长，因为这时候的剩余产品被出口部门所消化，但从长期来看，必定引起贸易磨擦，出口难以国继，因而增加国内消费比重是其进一步增长的必由之路。

2．多数人富起来的收入普惠战略。对于消费增长而言，让少数人富，不如让多数人的收入均等。大多数过剩的商品都属于一般用品，这类产品在人均GDP不是很高时，有着较好的收入消费弹性，往往收入稍一增加后会带来较好的消费增长效应。相反，这类产品对于富人而言，其收入消费弹性并不高，因而增加富人收入在一定意义上无助于产品过剩问题的解决。

3．实施人的素质发展的分配促进战略。要消化更多的投资，还需要积极引导资本向高技术部门和创新型产业发展。高技术部门和创新型产业往往创造一个社会的新需求，对于新产品和新服务，社会供给往往不够，还有很多社会需求未满足。为获得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人的进步尤其重要，唯有素质发展了，才能在生产方面创造更多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同时也只有人的素质发展了，对新产品和新服务的需求才更可能实现。如果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不高，其对新兴互联服务产品的消费肯定有限。在人的素质发展方面，应有收入分配倾斜政策，如支持创新回报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教育和培训应在二次分配中进行支持。

（四）以海外疏导化解内外需不足

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生产更多以世界为消费对象，一国的消费更多以全球为供给［17］。当前，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我国需要实施积极促进内外需的海外“通水”贸易战略，具体而言就是要实施人无我有的出口创新战略，你中有我的贸易均等战略。通水战略是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国应通过为世界生产，为世界消费构筑全球经济的新秩序。该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以当前情形来看，各国应将通水战略作为过剩危机化解的一个重要机制来看待，照顾彼此所需，合则双赢，斗则双输。此外，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国的经济越来越不再是一国的内部经济，一国的问题也越来越不再是一国的内部问题［18］。我国要真正解决产品过剩危机，提振内外需，应不断优化国际合作机制，创造更有利的国际合作空间。

1．人无我有的出口创新战略。当别国的洪水处于高位时，一国不可能通过向海外输出转嫁自己的洪水。向已经过剩的别国转嫁过剩危机往往不能解决一国的经济问题，只会引起贸易摩擦。产品倾销往往是生产过剩低质竞争的结果，往往演变成贸易双方工作机会创造的此消彼长，即使一方赢了，另一方很可能因为失利而导致社会不稳定。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贸易保护政策就会抬头，从而导致贸易双方互有损失。因而在国际贸易拓展中应通过创新产品，创新需求，尽量瞄准东道国产品生产的空档。国家之间有要素禀赋的差异，我国的剩余产品完全有可能是另一国没有满足的消费需求。

2．你中有我的贸易均等战略。资源是稀缺的，产品的过剩在全球范围内都不是人类主观需要的缺少，只可能是经济需求的不足，即存在这样一种普遍情况：很多人都需要某种产品，因为分配、就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他们的需要难以实现。因而要彻底解决普遍存在的产品过剩危机，各国之间实施贸易均等战略重要。只有在投资中实施你中有我的战略，才可能在消费中实现我中有你的目标。即只有能够让别国投资，让别国消费，让别国发展，本国的投资，本国的消费，本国的发展才可能实现。贸易均等原则很早以来被提出，但因为近视和为了局部战略利益，这一贸易的基本原则经常被违背。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讲话所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要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有效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各国各地区必须加强交流合作，协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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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