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封建”考论》
时间：2020-08-14 07:56: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承天瑜同志不弃，让我在这里来对他的大作《“封建”考论》发表一点意见，我对这个问题虽然有兴趣，但没有研究；而且近来很忙，只在这两三天抽时间读了一遍，理解不深，谈不出什么有分量的意见，只能谈点肤浅的学习心得。
具体我是什么时候起关注这个问题的呢?现在已记不起了。若干年前，本校历史学院离休教授薛国中送一篇文章给我看，题为《秦汉社会性质再思考》。该文认为，秦汉以后中国社会，虽然在西汉初、西晋初时期，周代的封建制度曾经回光返照，但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且与周代封建制不尽相同。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不能称为封建社会。该文建议称为“专制主义社会”。我当时读了这篇文章后，尽管觉得它的论点与我们几十年来读到的、而且相信的中国自秦至清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论点完全不同，但认为有说服力，很有创见。后来，《武汉大学学报》虽然发表了这篇文章，但可惜未引起什么影响。再以后，我读到李慎之先生一九九三年发表的《“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一文，其中提到“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已经开始了“中国封建制度辨析的工程”，而且完全同意天瑜同志反对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意见。慎之同志是我很尊重的、我认为极有思想的朋友，他的这些话使我产生了阅读天瑜同志有关著作的意愿。天瑜同志调来武汉大学以后，我们成为同事，有机会了解到他撰写《“封建”考论》的计划，就一直想拜读他的大作。现在有幸读到了。虽然读得不够仔细，今后还要读，但大意是了解的，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本认真做学问的人下了很大功夫的、可称为科学的著作。它不同于时下有些“著书只为稻粱谋”的人所写的书，容易让人发现不足、缺点甚至硬伤。我读过一遍，尚未发现问题，甚至疑问。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水平有限，阅读又不仔细的原故，但它确实对所研究的问题的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全面、很周到，而且搜集的材料非常丰富，论证不厌其烦，反反复复，既有条理，又很确切。可以说，它把自秦至清中国社会不应称为封建社会的道理讲得很透彻。
其次，这本书对纠正我国社会科学界、理论界的一个重大误识做出了重大贡献。它运用充分的材料证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始终坚持历史演进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反对将欧洲史的发展轨迹泛化为普世性规则，并多次谴责那些随意将个别推及一般的论者。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有别于欧洲，从来没有说自秦至清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将解放以前的中国社会说成是封建社会的，首先是列宁。后来，斯大林歪曲马克思思想，提出了错误的社会形态共性论和历史单线进化论，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甚至控制了一个时期的中国理论界，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理论界的误识。本书揭露并纠正了这种误识，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于周代，而且封建社会在周末崩溃后，接踵而兴的并非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种君主专制社会：这种社会是封建社会的否定，当然不能称为封建社会。在本书出版前，也有中国学者做过纠正这种误识的工作，但据我所知，这本书的论证最有说服力。
第三，本书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抱着政治的目的谈学问，在政治面前胆怯做学问，都是难以接近真理而容易陷入荒谬的。本书引李慎之先生的一段话证明：中国人之所以误认自秦至清社会是封建社会，乃是抱着政治目的。这段话是：“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feudal，feudalism这样的西方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见本书382—383页)本书还举出不少事例证明，有些严肃而渊博的学者其所以改变自己对封建社会本义的正确看法，是由于他们顶不住当时政治大气候对他们的无理要求。从这一角度看，本书作者的学术勇气也是值得称道的。
最后，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和作者商榷。第一个问题：对于违反中国历史上本义，违反马、恩所称封建社会本义，将自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这种“语乱天下”的滥用，冯天瑜同志是坚决主张予以纠正的。对此，我同意并且支持，因为这有利于扫除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障碍，有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但是，我记得李慎之先生在某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资深革命学者李锐认为，这种滥用已经约定俗成，改正起来非常不容易，只好将错就错。的确，近两三年来我写文章，为了纠正这种滥用，往往觉得很费笔墨，扩大篇幅，还不容易说得圆满。因此我想到能否有一种调和办法。这次读《“封建”考论》，有两段文字触动了我。一段是290页引自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另一段是364页引自东京大学西岛定生教授的“将长达二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官僚政治的持续存在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这样的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也是很不相同的”。这两段文字提醒我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人们既有权将中国周代社会和西欧中世纪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也有权将自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就像著名作家和一般市民都有权叫“池莉”一样。但是，为避免“语乱天下”起见，应有所区别，可以将自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新封建社会”或“后封建社会”。当然，这种历史分期命名法，与冯天瑜同志在其书中提出的历史分期命名标准的第二条“循旧以造新”不符，但这种做法在中外历史上是不少见的。比如，王安石将他实行的“新政”说成是“法先王之政”；又比如，美国的里根总统将他实行的有悖于罗斯福“新政”的保守的内政政策，称为是学习罗斯福的“新政”。总之，这是我的一种初步想法，是否可行，尚待探讨。
第二个问题：本书在第十八章正式提出“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来命名自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并提出了如此更改的理由。对此，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我认为，在自秦至清的中国社会里，君主的影响和作用实在太大、太突出、太根深蒂固，对这段历史命名如果不提君主，似乎不大适宜。因此，我认为“君主专制宗法社会”似乎比“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好一些，因为君主是最大的地主，甚至是地主的地主，君主专制也就是地主专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初步想法，提出来仅供参考。
（《“封建”考论》，冯天瑜著，武汉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4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