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教育兴盛与学术繁荣

汉王朝的开创者刘邦曾是一位“以儒冠为溺器”的“长者”。起初，他并不懂得可以文武并用，“霸王道杂之”治天下的道理。《汉书·陆贾传》记载了他与儒生陆贾的一段对话，说明了他向文治转变的思想过程：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陆贾以他的《新语》，使刘邦开始尊重文化。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他任命儒生、原秦博士叔孙通为太子太傅；高祖十二年（前195年）“以大牢祠孔子”，开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祭孔的先河。

迨入惠帝四年（前l91年），诏令废除秦代遗留下来的已有33年历史的《挟书律》，取消对私家藏书的禁令，使原来被文化人千方百计秘藏起来的诸子百家书籍得以重见天日，包括儒学研究在内的各家学说研究开始不受限制，逐渐走向兴旺。《隋书·经籍志》追记说：“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高后八年（前180年），代王刘恒立为皇帝，是为文帝。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崩，景帝立。从公元前l80年至公元前141年景帝崩，刚好40年。史称文帝“恭俭”，景帝“遵业”，“与民休息”，终成“文景之治”，“美矣”[1]！这期间，文、景两代皇帝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之上，亦能注意抓文化教育。如文帝立经学士 包括《书》博士、《诗》博士；景帝时又任董仲舒、胡毋生为《春秋》博士。

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武帝。武帝在位55年，具雄才大略，行文治武功，在将汉王朝建设成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大帝国的同时，也将有汉一朝的文化教育事业推向全面发展与繁荣的高峰。

一、长安太学与文翁石室的意义

汉武帝在文化教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接受董仲舒建议，在首都长安建立太学——翦伯赞称其为“大汉帝国的皇家大学”。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可视为五系），立五经博士为教官，招收博士弟子。这些弟子年龄一般在18岁以上，每人专攻一经，毕业后成绩优秀者可以补为郎中、文学等官。这就是说，太学的培养目标是为国家输送合格的管理人才。

《汉书·儒林传·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史记·儒林列传》亦记汉武帝时的太学情况：

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毋庸说，汉武帝时期的长安太学俨然已成为当时中国文官的一处摇篮，是汉武帝、董仲舒建立“早熟型的‘士-官僚’的文官政教体系”[2]的证据。从《史记》《汉书》关于太学的记载来看，它培养目标明确，学习、考试、奖惩与分配制度井然，并重视对毕业生的去向、成长的追踪调查与关注。汉武帝经太学教育选用官吏的方式与“察举征辟”及考课（上计）、《刺史六条》等制度，实际已构成包括各种渠道、各种方式选拔、任用、考核、监察官员的比较完备和科学的文官制度。李泽厚先生说，它在汉武帝时代得以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了解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重大关键之一”[3]。李泽厚还特别指出这种诞生在两千多年前早期封建社会的中国式文官政教体系的意义：

它不同于西方近代，也不同于西方中世纪。它使上下之间即民（农）、士（文官）、皇帝之间有确定的统治规范和信息通道，并把春秋以来由于氏族余制的彻底崩溃、解除公社约束而“横议”“乱法”的个体游士，又重新纳入组织中，从制度上重新落实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这就从多方面大有利于维护统一帝国的稳定（包括后代帝王公开说的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4]

以后两千多年，汉武帝、董仲舒的太学（隋唐以后称国子监）体制被继承下来，直至清末。

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时代作为文官政教体系一翼的官学教育不仅在中央有太学，在地方也有官办学校。中央太学与地方官学相辅相成，从而构成西汉完备的官学体系。而创立第一所地方官学的人，就是景帝末年派往蜀郡任郡守而大兴水利的文翁。他先修水利、发展农业，而后大办学校，按一些学者的观点，乃“先富后教”——这似乎也是西汉时期从地方到中央的一般做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霸业，遂在全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路线，焚烧六国典籍。在这一场文化浩劫中，原本自成一统的巴蜀文书档案以及文化教育系统遭到沉重打击，入汉以来的60年间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因此，蜀地在汉初中原人眼里，“有蛮夷风”，被视为文化落后地区；尽管在经济方面仍延续着秦以来的发展势头。

汉景帝末年，文翁受朝廷派遣，前来成都就任蜀郡太守。文翁姓文名觉（一说党），字仲翁，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他年少好学，对《春秋》钻研尤深。他上任后即“穿湔江口”，使“民物阜康”；接着就在成都城南“立文学精舍”，以石料盖学堂（以防火烛），称“石室”，创办起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在他的第一批学生中，挑选出以张宽（字叔文）为代表的“开敏有材者”18人，去京师长安向博士学儒家经典，向吏师学律令知识，借以开阔学生眼界，加快成长步伐。文翁从少府（郡掌财物之府）里节俭下开支，用作这批外派学生的路费、学费；又置备蜀地特产的有环“金马书刀”（一种剖削竹简的铁刀，刀环内以金属丝镶嵌马形作装饰）及细密的蜀布，送给京城博士，嘱托他们关照这批蜀中弟子。

几年后，张宽等18人学成归来，文翁即让他们登上石室讲台，让他们向学生传授学来的儒家原典、法令与汉语言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在成都北郊发现的一批汉画像砖中，有两幅表现教学的图像，一幅被命名为《石室讲经图》，一幅称为《传经讲学图》，其中有一名学生腰间挂有用来修改竹简错字的书刀。这两幅图，表现的应是汉代蜀中地方学校传授和学习中原先进文化的兴旺场面。有的学者还具体地指认它们反映的是文翁石室讲学的场景。

为了让学生专心学习，文翁还特意免除了他们的徭役。文翁还经常组织学生到郡县办公处参观学习，让他们接触实际，锻炼他们治理政务的真正能力。每次他到属县视察，都有意带上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作随从，让他们增加见识，增长才干；又使各地百姓看到了认真读书就可以做官的好处。为了能使更多的合格人才进入学堂学习，文翁向郡属所有县份的优秀子弟（不论贫富）敞开大门。学生毕业后，官府则择优录用，让他们充实地方各级部门；又将其中最优秀者推荐给朝廷使用。《华阳国志·蜀志》说：汉武帝时，张宽等人被召入朝廷为博士。张宽“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成为儒学大家；又“官至侍中、扬州刺吏”，成为中央要员和一方大吏。

由于文翁在蜀地大力提倡教育，兴办学校，蜀中文化风气渐浓，蜀人都争着将子弟送进学堂。有钱人甚至出钱捐资，为没有达到学员资格的子弟请求入学受教的机会。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经过文翁几年坚持不懈的办学兴教，竟使“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汉书·文翁传》也说，蜀地“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这表明文翁的努力不仅推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的办学热潮，而且也带动了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汉书·文翁传》还说，文翁在蜀地故去后，“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二、五经博士和《史记》的建树

汉武帝时代，由于文化政策上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兴立太学和地方官学，设五经博士，使得儒学研究在诸子百家复兴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形成昌炽之势。[5]自此至西汉末，儒学各经各家学派纷纷登场，召收门徒，聚众授课，各持一端，争相唱鸣，蔚为大观。仅就作为官学的太学而言，武帝时的博士弟子有50人；至西汉末的成帝（前32年—前7年在位）时，在读生已达3000人；降至东汉顺帝（126年—144年在位），更高达30000人。据西汉宣帝（前73年—前49年在位）末年的统计，时在太学五经博士名下，《易》有三家，为施氏、孟氏、梁丘氏；《书》有三家，称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诗》有三家，曰鲁申公、齐辕固生、燕韩婴；《礼》有一家，叫后氏；《春秋》有二家，作公羊严氏、穀梁江公。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西汉末。迨入东汉，则在此基础上还有增加。

当时的五经博士，都是各经研究方面的专家乃至大师，如董仲舒、公孙弘、孔安国、刘向、刘歆、扬雄。他们以自己的心得和方式，向弟子解释儒家原典，其繁密驳杂，有时一经之解可达百万余言。令人称羡的是，当时的博士及弟子的研究与学习，已有藏书丰富的国家图书馆的强力支持。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汉武帝在京师长安建有一座大型皇家图书馆，“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藏书达33090卷之多。所藏书籍，都是朝廷“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之获。到成帝时，因为图书堆积甚多而又杂乱无序，即“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6]。刘向逝世后其子刘歆又奉哀帝（前6年—前1年在位）之命，继承刘向未竟事业，终以两代之力，完成《七略》这部中国古典文献整理史和中国目录史上的开山巨著。

西汉学术研究的繁荣还反映在史学领域，不用说这当首推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在先秦时代，史官、史学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修史活动，应是按照历史真实面貌进行客观述评的工作，任何人没有权力加以干涉。史家的这种独立性，后人称之为“史权”。关于这方面的最早记载是在《左传》宣公二年及襄公二十五年里。春秋时期，晋国太史董狐不畏权势，记载了“赵盾弑其君”这件事。以后齐国的崔杼又杀其君，有太史亦秉笔“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两则故事反映了先秦史家重视记载真实的历史。他们那种勇于为史学献身、捍卫史学真实性的精神，为后来的史家所继承。

秦统一全国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对人们特别是广大士人的思想控制更加严厉。许多史家为避祸全身而不敢讲真话、记真事，甚至违心地粉饰太平，一味地歌功颂德，以致出现了曲笔之风、秽史之作。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显出其英雄亮色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武帝前期的太史令。他临终之际曾叮嘱司马迁说：“自获麟（时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相传为孔子编成《春秋》之际）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继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评论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当时司马迁回答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7]司马迁最后穷毕生精力，发愤完成了《史记》，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言，为后世留下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受益无穷的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不但对汉以前的历史如实记载，对汉初几十年的历史更是记述真切。他写汉代史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这种壮举被历代史家誉为美谈。扬雄盛赞《史记》为“实录”，班固称羡《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更令人钦叹的是，司马迁还以这种“实录”精神对本朝皇帝评头论足。如写汉高祖刘邦，既写他足智多谋，灭诸侯取天下的丰功伟绩，又对他那种流氓无赖的本色揭示得淋漓尽致；对汉武帝，既写他雄才大略、重用人才，又对他滥用民力、穷兵黩武，且以酷吏为治，造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现象大加鞭笞。如是，使人们在读了《史记》之后，不仅为司马迁敢于直书史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8]的勇气所叹服，亦能大体清晰和准确地把握汉初历史风貌。与此相比，《汉书》的作者班固则大为逊色。而以后所谓各朝“正史”的作者们，大多出于诸种顾虑或原因，修史时战战兢兢或小心翼翼。历史在这些史家笔下，有时竟大打了折扣，以致后人要用很大的力气去予以去伪存真甚至沙里淘金。《史记》以后的封建社会再也未能出现能与《史记》比肩或超过《史记》的史学高峰。敢讲真话，敢于为讲真话献身（司马迁曾因替李陵事件讲真话遭致腐刑之罚），是史学家司马迁的品质，也是西汉文人具有典型意义的禀性，同时亦反映出当时汉人（包括最高统治者）坦荡的胸怀与气魄。而《史记》之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则与这种大胸怀与大气魄密切关联。

春秋时期，百川沸腾，礼崩乐坏，孔子特修《春秋》，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而汉承秦制，一统天下之后，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的危机却仍潜伏着。司马迁因此继《春秋》而“述往事，思来者”，试图在《春秋》的基础上进一步惩恶扬善，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他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而详“变”略“渐”，重在叙述社会变革的历史，专于“治乱”二字上下功夫，以为当世及后世统治者治国理政提供历史经验。司马迁在这方面提供的历史经验是很多的，其中有一个显著点颇值得今人寻味，这就是要求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变革的契机和因势利导。

据统计，司马迁所记社会变革的契机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秦始皇时李斯与淳于越的宫廷之争引起的变革和汉武帝时期的变革（推恩令、独尊儒术）等。司马迁在《史记》里详记变与不变之间的矛盾冲突、变的过程和结局，其中写得最突出的要数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在观念上，商鞅与保守派甘龙、杜挚论辩，从而以关于法古与法今、变常与不变常问题的争论，拉开了这场悲壮改革的序幕。可是，商鞅尚未充分咀嚼与享受变法成功之果，就被五马分尸，全家无一人幸存。对此，司马迁在痛惜之余分析说，商鞅“天资刻薄人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所以“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9]！吴起在楚国变法失败后亦蒙难而死，司马迁因此也有感叹：“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10]在这里，司马迁一方面是在改革者的个人品格及其谋略得失方面去寻找值得后人吸取的教训，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改革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充满惊涛骇浪，试图涉足与进取者应当作好充分的准备，甚至要做为此献身的准备。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告诫改革者：把握住社会变革的历史契机并因势利导，当是保证改革成功和改革者为社会所服膺的关键。司马迁为此举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来说明。他在《史记·赵世家》里用浓墨重彩描写了赵武灵王移风易俗，创建基业，开疆保国，与公子成、赵文、赵造、赵俊和大臣周绍等强大的保守势力作斗争的艰难历程以及赵武灵王的智慧、耐心、自信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及纵横捭阖的能力；指出赵武灵王高于其他改革者的精彩之处在于他能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历史倾向，又能将这种认识广泛地传与朝野上下，让全国人民都心甘情愿、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社会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去。

张大可先生认为，司马迁对已往历史的“述”和对未来变化的“思”，都是一丝不苟的，很动感情的。但是，他在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却是相当客观和冷静，总是力求原原本本地讲清楚人物行事和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以此来穷究盛衰成败的因果，寻求适应封建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道”。“因为只有实录的历史，才能提供真正有益的教训，使历史起到镜子的作用。”[11]

中国的正直史家、爱国知识分子们在著书立说讲课写史时，总是将对国家社稷满腔的热爱与忠诚倾注进去。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部立场鲜明、爱憎鲜明的爱国者的心灵记录。在这里，司马迁融进了自己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全部关切，对奸佞、对暴君、对丑恶的无情鞭挞，对人民、对小人物、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对忠烈、对英雄、对正义的热情歌颂和赞扬。这些均表现出《史记》的人民性。而这种人民性，是以后各朝代官修史书所乏见或少见的，也是其他私史所难以企及的。

司马迁的《史记》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如首创纪传体通史，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人物传记，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脉络；首创序、赞、论的史论形式；首创互见法的述史方法；首创民族史传，等列境内各民族均为天子臣民，提出民族一统思想；首创经济史传，并重农工商虞，为商人立传，大胆张扬“崇势利，羞贱贫”观念。而最为突出的价值，还在于其自始至终贯穿着大一统的历史观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主题，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古今之变的客观史实劝戒人、启迪人、鼓舞人的教育意识，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文化整合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垂范作用。自此以后，历代君王和史家都很注重史鉴作用并纷起效法，从而形成连绵两千多年修史论史的洪波巨澜和历史教育运动。

三、司马相如及扬雄的成就

西汉学术的繁荣还体现在文学上，而文学则当首推赋。汉赋具有创造精神，成就也最大，为中国古典文学大宗之一。文学史家将其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相并列。赋直接承继楚辞而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12]，以散文与韵文的并用为特点。陆贾当为汉赋的最初作者，史载曾作赋3篇。继后有贾谊，曾为赋7篇，其中以《吊屈原赋》、《鸟赋》等为后人称道。

汉武帝之世，赋家比肩接踵，所赋花叠翠拥，为汉赋的辉煌时期。赋家中巨擘人物有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等，尤以司马相如堪以“天才”相论。

司马相如为蜀郡成都人。他年轻时曾客游临邛，罔顾礼法，与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私奔，演绎了一段闻名天下的“凤求凰”佳话。司马相如因常以赋谏上，又因才华过人，而遭致谗害。他仍脾性不改，我行我素，不慕官爵，继续“托辞讽谏，于游猎信谗之事，皆有微辞”[13]。武帝对其是又爱又嫌。司马相如一生撰有29篇赋作，现存有《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等6篇。他的赋作文采飞扬，词藻华丽丰美；在结构上气势恢弘而严谨，多为宏篇巨制之作；在内容方面则大都描写帝王苑囿田猎，尽情铺张，显示出统一的汉王朝盛大壮丽的气象，但于中却不时寓以讽谏。他的赋作影响很大，特别是《子虚》《上林》二赋，不但奠定了汉代大赋的规范，而且基本上框定了它的发展方向。

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则数扬雄。他是蜀郡郫县人，仰慕司马相如，写有《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等赋作。他后来深感以辞赋对皇帝的穷奢极欲进行讽劝的作用太小，于是潜心学术，发愤著书，写成一些重要著作，它们是：仿《论语》而成的政论性著作《法言》、仿《周易》而写的哲学著作《太玄》、仿《仓颉篇》而写的文字著作《训纂篇》、仿《虞箴》而写的政论性韵文《州箴》、仿《尔雅》而写的语言学著作《方言》。《法言》和《太玄》显示出作为哲学家的扬雄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扬雄也是我国早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家。

西汉散文的最高成就无疑当归司马迁的《史记》。他的人物传记有血有肉，形象丰满；叙事方法绘形绘色，极富故事性。鲁迅先生颇为看重《史记》的艺术性，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4]鲁迅先生还评价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说：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15]

看来这两位西汉时代最有骨气的文人，只有在现代同样最具骨气的文人——鲁迅那里，才会寻得真正的共鸣。

注释：

[1]《汉书·景帝纪》。

[2][3][4]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157页，158页。

[5]翦伯赞在《秦汉史》中综合《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称自惠帝以后至武帝前期，诸子百家学说蓬勃再生，推出各家著述计有：“道家之书三十七家，九九三篇；法十家，二一七篇；名七家，三十六篇；墨六家，八十六篇；纵横十二家，一○七篇；杂二十家，四○三篇；农九家，一一篇；小说十五家，一三八○篇。”（《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88页。）

[6]《隋书·经籍志》。

[7]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8]《汉书·司马迁传》。

[9]《史记·商君列传》。

[10]《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1]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12]《文心雕龙·诠赋》。

[13][14][1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420页，416页。

作者单位：四川教育出版社（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