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魏前期佛教的发展与佛教建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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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文化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互为影响，南北朝时战火纷飞，北魏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 北魏统治阶级十分重视佛教。本文着眼于北魏前期佛教文化的发展与佛教建筑成就。北魏的这一系列措施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
【关键词】北魏前期 佛教 云岗石窟 寺庙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宗教最先被当做社会文化形态之源，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并乘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之机，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从而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借助了佛教力量，佛教由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涌现出了一系列辉煌的佛教建筑。
一、北魏前期佛教文化的发展
北魏统治者推崇佛教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首先，东汉之后，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试图通过宗教以寻求心理的慰藉，将希望寄托于“来世”，为佛教在北魏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土壤;其次，佛教富有明顯的功利色彩，如魏道武帝在致弟子的信函中说到：“愿助威谋，克宁芜服”。以此来看，某种程度上，佛教已成为北魏统治阶级克敌武器。
386年，鲜卑族首领拓拔珪立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他开始接触到中原地区的佛教后，才逐渐信仰佛教。
道武、明元二帝在位时对佛教极为推崇，武帝拓跋焘早年也信佛，后期受寇谦之影响转信道教。
452 年文成帝即位，开始复法，佛教得以恢复发展，僧人、寺庙数目明显增加，而复法的直接结果便是云冈石窟的开凿。《释老志》记载：“太和元年（477 年）北魏全境约有佛教寺院6478所，僧尼 77258 人。”北魏后期“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赋役……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这足以表明佛教在当时的盛况。同时，千姿百态的宗教想象为佛像雕刻艺术注入了活力，促使我国的雕塑艺术以表现佛为主，雕塑风格显得富丽庄严，形成“云冈模式”，也成为后期兴凿石窟所参考的典范。与此同时，平城的佛寺也大量兴建。
二、北魏前期佛教建筑成就
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涌现了很多佛教建筑，这里以尤为著名的云岗石窟和平城寺庙为例。
（一）云岗石窟的开凿
云岗石窟始建于453年，石窟位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按其开凿时间及造像风格大概可分为三期。太祖帝灭北凉后迁凉州僧徒三千人及宗族吏民三万户于平城，其中包括高僧师贤、昙曜以及著名雕塑家蒋少游。文成帝复法后，昙曜为沙门统，《魏书·释老志》云：“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453年）， ……于京城西州塞凿山石壁，开凿五所， 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 次者六十尺， 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昙曜五窟”。这五窟的造像艺人大部分来自凉州， 而凉州的禅学对北魏佛教也有着直接影响。
云冈石窟的许多重要窟开凿于孝文帝期间， 这就是第二期石窟（465—494年）。此时石窟外观和题材等， 都表现出与前期的不同。出现了内涵丰富， 装饰奇丽的新风格。孝文帝即位， 北魏皇族与贵族崇福也渐趋严重。第二期窟室，据现存铭记，开凿功德主包括皇帝、官吏、上层僧民等。第二期主要有五组：七、八窟，九、十窟， 五、六窟， 一、二窟，此四组为双窟，与当时尊奉孝文帝、太皇太后为“二圣”有关。另一组包括十一、十二、十三窟。窟制有佛殿窟和塔庙窟两种。这一期造像题材丰富多样。五、六窟大佛都采用了当时南朝士大夫地主阶级的常服式样。孝文帝时期提倡佛教义理之学， 重视《法华经》、《维摩诘经》，一、二窟就是明确根据这两部经书开凿的。这一期造像和颜悦色之感有所增加， 菩萨、供养人、飞天雕塑得特别成功。第七窟拱门内壁由于有六个高浮雕供养像， 虽为跪式但帔帛飘扬， 全身欲动，被称为“六美人”。
第三期石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 正始、延昌年间开凿的（494-524年）。这时的云冈石窟只有一些官吏、僧人等进行小规模开凿。主要分布在二十窟以西的四、十四等主要大窟之外中小窟龛。这一时期石窟以单独的形式出现，有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龛式和四壁重龛式。这一期造像的现实性更加强了，而且许多龛都是个人为亡者祈福， 为生者求安。延昌、正光年间的铭记中，出现了愿“托生净土”，“莲花化生”之类的祈求。这表明南方的净土信仰， 已开始在平城得到传播。这一期造像艺术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艺术风格。
云冈模式成为魏国领域内兴凿石窟所参考的典型。东自辽宁万佛堂石窟， 西到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 无不有云冈模式影响的痕迹。
（二）佛寺的兴建
兴建寺庙是推动佛教发展重要举措之一。冯太后在京城之内建设天宫寺、永宁寺、建明寺、八角寺、报德寺、崇光宫、皇舅寺等众多的皇家寺庙。这些寺庙都极其雄伟绚丽，各具特色。建明寺基架广博宽敞，气势恢宏，号称京华壮观;天宫寺雕刻精美，内有玉佛，号称京华一绝;永宁寺院内有方形木塔，高90余米，塔前的大雄宝殿金碧辉煌，内供一丈八尺高的镀金铜像一尊，六尺高的金像十尊。寺内坊亭、庑宇、译经、藏经、禅室、僧舍数百间，号称天下第一;冯太后和皇孙孝文帝登五台山，下旨建灵鹫寺、清凉寺、真容院，又修缮经院等12处建筑，使其成为佛教的名山。由于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大兴寺庙已成为一种风尚，除皇家兴建，地方官员兴建外，民间也在兴建，一些豪门富户祈福还愿，纷纷建设自己的家庙。冯太后的兄长冯熙身为太师之职，倾其家产在各地兴建寺庙72处，组织译经16部，可称是登峰造极一例。
僧尼奔走化缘，善男信女布施捐赠，为寺庙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有资料记载，当时“京都之内能工巧匠云集，丹青妙手会聚，群师名流各显其技”，到处都在兴工动土建寺立庙。斋会、法会、道场等各种大型佛事活动，不断地举行，盛况空前。每当浴佛节和观世音菩萨圣诞日，人们不只烧香上供，在寺庙里祭祀，还要把金像从寺庙抬出来，在街上游行，令民众沐浴佛光，史称“抬像”。这一桩桩一件件弘扬佛法的举措，经久不衰，除了太武帝灭佛那一阵，弘扬佛法之举，连续在平城持续了近百年，把佛教推向了鼎盛，也使平城成为佛教圣地。
太和17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也把众多的寺庙建设带到洛阳。
三、结语
佛帝合一是北魏王朝特有的现象，也是北魏王朝的一大创举，并落实在北魏的京都平城。从云岗石窟，到建明寺、永宁寺等各个寺庙，都无一不体现着这一主题。佛帝合一，改变了佛教长期冷落的状况，得到迅猛发展，也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为隋唐佛教盛世奠定了基础，这是北魏为佛教的发展和中国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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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乔晓宇（1988-），女，山西忻州人，本科，专业：历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