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州的传统金融组织初探
时间：2020-08-14 07:57: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钱庄和当铺构成了广州近代金融业的主体，对广州近代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票号则是广州近代金融业的重要补充，但因为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新式银行的冲击，故都不可避免地为历史所淘汰。
【关键词】广州；金融组织；银号；当铺
广州是我国历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方，据碑刻资料记载，在康熙十一四年前（1675年）已有银业公共法团——忠信堂，并知在1769年加入忠信堂的银号有36家[1]。可见广州的金融业在清朝前期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早期的金融组织主要是钱庄，业务主要是从事货币的兑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融业也日益发达，在金融业内部进一步发生了专业化分工，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金融组织，及至清中叶，主要的金融组织有：以经营货币兑换为主的钱庄，以从事抵押放款为主要业务的“典当业”，以经营汇兑业为主的“票号”等。
1 钱庄（银号、银炉）
钱庄，也称银号、钱店、钱铺、钱库（不同区域的名称不同，或根据规模的不同而有相应称谓），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织部分。广州在公行垄断贸易的时代，钱庄的经营者大多是与行商有密切关系的看银师兼管的。他们为外商保管现金，鉴定银两成色和融通款项，以致成为有些外商进行贸易活动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庄（银号）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组织。
19世纪初，广州及近郊约有60—70家钱铺或钱庄。此等钱庄，资本很小，只作地区性业务。不设分支机构。主要从事银钱买卖。当时被外国商人看作是鉴别、兑换钱币的看银师（Shroffs）。
60—70家是19世纪初的钱庄数量，而根据如今珍藏在广州市博物馆的两方碑记——“癸酉重建银行会馆碑记”和“癸酉重建银行会馆形图碑记”的碑文所记载（那时的“银行”二字只是“银号行”的简称，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相差甚远，笔者注），银行会馆始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是清代广州金融业的行会组织。碑记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银行会馆时刻置于该会馆内的。这次重建时，出资修建的银号（即钱庄，笔者注）有64家（一说68家），共花费白银1万多两，建筑规模扩大不少（此前已经多次翻修、扩建），及至1903年为120家。据此可以推测，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广州的钱庄数量应该是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缓慢增长的状态，整体大概介于70—100间之间。进入民国后，钱庄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但好景不长，不久随即又逐渐走向衰落。
与钱庄差不多在广州出现的就是银炉。银炉出现于康熙前，是以生银或元宝熔铸银锭之机构，其开设由政府决定，不得任意增设。被允许承铸藩库银者有裕祥、大昌、德昌、宝沅、阜生五家，称为“五家头”；承铸盐库银者有永安、谦受、厚全、宝聚、泗隆、慎诚六家，称为“六家头”。银炉的业务除铸造银锭外，又兼营一般贷款、放“官债”及捐纳业务。银炉的设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但在力度上还不够。到民国初年，国币改用铸币，“五家头”、“六家头”遂归淘汰。
2 当铺
典当，也称当铺或者押店，是经营各种物品（物产）抵押放款的信用机构。典当业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行业，可上溯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质、物质，及
至南北朝已经成形。在清代以前，广州已出现典当业。近代广州当铺数量众多，素有“当铺多过米铺”之说。
清代道光、咸丰以来，广州典当业繁盛起来，押店崛起，典税已位列广东税收之首。光绪二十一年（1895），南海、番禺两县试办小押，以6个月为期限，为典当业的最新组织。清末民初，以白银作为主要交换货币，金融市场波动较少，物价相对稳定，使当押业得以安稳，并成为广州历史上典当业发展最快时期。广州地区押店林立，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典当业全盛日期，整个行业有押店400多间[4]。以当时广州城坊规模来看，差不多每隔几条街便有一间当铺，故有“当铺多过米铺”和“第一行（洋行）第二当”之说。当押店在市区的分布，主要在西关、河南、老城、新城等四个地区。西关以陈塘南、仁济市为主要地段，计有厚安、义和、连兴、两宜、仁信、西祥、西成、昌盛隆等。河南以同福大街——大基头洪德巷较集中，计有兴隆、恒隆、四兴、义友、泰昌、大生、永成等。老城地区辽阔，计有诚信、履泰、华昌、均信、隆盛、厚祥、泰生、和泰、大成、友兴等。新城以靖海、五仙门较集中，计有和安、两成、和合、德成、德昌、义信、义兴等。
至民国20年（1931年）前后，近代新式银行大量涌现，新的融资形式和渠道不断挤兑冲击着典当业，使典当业愈难经营。加之政局动荡，战事频繁，货币（银行兑换券）屡屡贬值，最终使典当业逐步衰落。
3 票号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汇兑，为不同地区的资金调拨服务。山西票号诞生后不久便在广州设立了分号。在初期，由于当地金融组织以及十三行的竞争和排斥，发展比较艰难，但在后来取得了汇兑官款的权利之后，发展极其迅速。
鸦片战争前，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山西票号在广州已经设立分号（称为西号或西客）。继有平遥帮的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百川通、日升通，祁县帮的大德通、大德恒，太谷帮的协成乾、志诚信等9家；此外还有云南帮李湛扬的天顺祥，浙江帮的源丰润和义善源等[4]。
由于新式银行的冲击和挤压，以及票号自身封建保守的经营，随着时代的变化，票号逐渐走向衰落。1909年（宣统二年），上海江浙帮的源丰润倒闭，广州银根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周转不灵的现象，广州濠畔街的源丰润分号因无法应付提支而倒闭。此后，广州的另一家江浙帮的义善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存户提款也难以应付。就这样，至清末民初，广州所有票号都在逐渐走向衰落。虽然也有票号谋求转变，如向新式银行靠拢，但总体成效不大。
票号在广州比本地金融组织的历史短了许多，但对广州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抹杀。票号退出广州舞台的原因，除自身的原因以及辛亥革命的巨大破坏之外，清王朝的覆灭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当地的钱庄银号也在票号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并仿照票号的做法，突破了以往仅在省内活动的界限。邮局的不断兴起、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国内新式银行的不断建立、外国银行的逐步渗透使得票号的优势荡然无存，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才导致了票号前途的终结。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外资银行也开始登陆中国。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前，西方的一些金融业务，如国际贸易结算、资金融通等已经由从事贸易活动的洋行兼营。近代广州常“开风气之先”，有关银行的新金融思想传播和普及程度方面，同样处全国领先地位。
鸦片战争后，最早出现在中国的银行英国的丽如银行就是首先登陆广州，随后又陆续有外资银行进入，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设在广州的外资银行（或分行）有10余家。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起，广州先后设立了具有地方银行性质的官办广东官银钱局、中央政府官办的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广东分行、商办的大信银行等。
当铺和票号等传统的金融业都因为跟不上时代的变迁而不可避免地从一个巅峰逐渐走向了衰落，直至退出历史舞台。银号虽然生命力较为顽强，但最终也避免不了没落。外资银行来势汹汹，却最终也难免水土不服。近代的官办银行可谓成事不足，商办银行也有点生不逢时，这些都在近代金融组织的数量变化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变化代表了传统金融业向近代金融业艰难的迈进，同时也反映出了广州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参考文献
[1]区季莺.广州之银业[M].广州：商务印书馆，1932.
[2]林准祥.广东银行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3]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广州工商经济史料（第2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4]丘传英等编.广州近代经济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5]广州市政协等合编.广州文史资料·工商经济史料（第39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51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