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思想”的辩解
时间：2020-08-14 07:57: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有关“儒家思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因在使用“儒家思想”这一名词时，各有各解，涵义迥异，以至数年争论，一场混战，至今难有定论。“儒家思想”——这一争论各方共用的名词，是一个流变演绎数千年、定义各异于众生的极为复杂的“概念体系”。
关键词：个性体悟 意识形态 道德准则 生活理念 文化图腾
多年以来，随“国学热”的兴起而渐鸣于耳的“关于‘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地位与作用”的纷争，常令笔者于“见仁见智”、“各有千秋”的击节赞叹之际，屡坠“朝秦暮楚”、不知“何去何从”的窘境。久览贤文，潜心辨析，蓦然间，似有一“顿悟”了然于心：论争各方，是否在使用“儒家思想”这一名词的时候，各有各解，涵义迥异，以至各说各话，打了一场“混仗”呢?
以下仅就“儒家思想”的几层“同出一源、散流八荒”的涵义，略做辨析与评说。
一、作为一种反映孔、孟两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表达一种对社会、对自身、对生活之态度的思想体系的“儒家思想”。它可见于孔、孟两人的大量言论和学说中
这是作为学者、思想家的孔丘、孟轲两人对生命和世界的独特的个性体悟和观察，是原始意义上的“儒家思想”，在其中，虽也有少量产生于当时环境，不适宜于今世时代要求的“落后”或“消极”的东西，但大多是一些“正人心”、“厉风俗”、“新民德”、“美教化”的民族传统美德思想。像孔、孟的“仁者爱人”、“去兵、去食……民无信不立”、“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主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的独立思考、理性处事精神；“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年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人际关系准则；“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求学精神和谨慎持重的处世态度，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吾日省吾身者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修养标准等。这些观点和说法，即便是放在今天，也是闪耀着炫目的光彩的。所以说，对于这一层涵义上的“儒家思想”，理当给予大体上的肯定，并且应在今天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加以大力推介。
二、作为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
这是经由一些所谓“儒学大师”根据其所处时代的政治需要，对于孔孟原说的“有意识”曲解。如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民众主体”“民心导向”的政治学说，就被篡改为“君臣有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权天授”的封建“愚忠”信条。孔子的“当仁，不让于师”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被篡改为“上下尊卑有序”、“长者本位”、“尊者本位”的封建等级观念，等等。这层涵义的“儒家思想”，由于从历史上看，它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武器”，与封建制度有着无法分割的血肉相连关系，理应随时代的进步而予以彻底地批判和抛弃。事实上，经历过“五四”运动以来的多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冲击，特别是知识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痛切反思，这套“儒家思想”已很难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死灰复燃”。值得警惕的，倒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新时代的某些堂而皇之的术语和标签“借尸还魂”，重新饰扮起这套名为“文化遗产”、实属“封建糟粕”的货色来。
三、作为封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
如：“三纲五常”、科举制、“举孝廉制”、节妇烈女“牌坊(表彰)制”、“以吏为师”的吏官控制文化制、以及各种封建礼仪规制等。这是经由第二层涵义的“儒家思想”发展而来、渐趋制度化的。这层涵义的“儒家思想”，由于它在历史上的“吃人”劣迹，伴随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已为人们自觉地扬弃。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特殊的情势下，偶有些许“变种”和“翻版”，但在市场经济大潮携涌的“民主”、“公正”、“平等”、“公开”、“自由”、“宽容”等思想的涤荡下，终难形成“气候”。不过，对于这层涵义“儒家思想”的扬弃，也易使某些过激分子走入另一个极端，即“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和蔑视秩序、蔑视节操、推卸责任、唯利是图等，这种“苗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有显露，我们不能，也不应掉以轻心。
四、作为“士大夫”阶层价值体系和道德准则的“儒家思想”。
这其中既有孔孟“原说”的深刻影响，有杂揉了诸如“老庄学说”等诸子百家的理念，同时，还不可避免地混淆了一些当时盛行的“官方意识形态”。像《三国演义》作者“贬曹褒刘”的“正统”观念、《水浒》作者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保皇清奸”思想，以及古往今来无数“士大夫”耳熟能详、身体力行的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铁肩担道义”意识；“士固有杀身以成仁，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胡为不可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生死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正道致富观；“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安贫乐道、自尊自重思想。当然，也包括“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这样的遁世归隐、洁身自好的思想倾向。
这层涵义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延续的安身立命之魂，鼓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在世事多变之秋，危难压顶之际，舍生取义、尽忠报国，保持了自己极为难能可贵的卓尔不群、绝世独立的“精英品格”，并因这些“仁人志士”的精英示范效应，对整个中华民族群体的道德陶冶、品格提升起了非同小可的积极作用。
假如我们承认，在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的过程中，“精英分子”的率先垂范是必不可缺的，那么，这层涵义的“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有它的“用武之地”，就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五、作为普通民众(“市井小民”)生活理念和处世准则的“儒家思想”
它是区别于“士大夫”阶层的另一个人数更为众多、成份更为复杂的社会阶层——贩夫走卒、织席卖履之辈所抱持的，在其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中表现出来的“生活准则”。这是一种走入民间的、完全平民化、世俗化了的“儒家思想”。它既因人而异(“升斗小民”们往往各取所需、各偏所好)，又因时而移(受流行所溺，在“时代潮流”中嬗变、演绎)，是最为杂乱
难理，更难以片言具说的一种“儒家思想”。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与“百无一用是书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与“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修桥补路，积德行善”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民以食为天”、“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如此既相互矛盾，又共存于世的民间伦理道德观，可谓俯拾皆是。考虑到现时中国社会的民众文化素质和认知水平，特别是再加上自“五四”，经“文革”，逢“市场经济转轨”等大事变的冲击和“洗礼”，这层涵义的“儒家思想”在今日中国的影响力，不容小视。
六、海外华人学者大力宣传的“儒家思想”
这是一种由一群在国外生活多年、远离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的学者们，在潜心研习孔孟学说、感触于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种种缺憾、感奋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益于“东方伦理价值”的精神助推这一“当代奇观”，自然而然地呼喊出来的。
可以说，这是一种海外华人心目中的“儒家思想”。
笔者以为，这种“儒家思想”至少在认识上有两点估计不足。其一，推动东亚新兴工业国(日、韩、新、马等)经济起飞的所谓“东方伦理价值”，虽在讨论中和这些国家的自我宣传中，常与“儒家思想”混用，但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也包括其他学派的思想)传入这些国家后，适应、改造，被其加以“民族个性化”的认读、注解后的“变种”，与“中华本土”意义上的“儒家思想”已多有不谐了；其二，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家思想”)的“大洗礼”、“大改造”过程。在这百年进程中的困难曲折、遭遇坎坷、外来冲、东西方文化碰撞、摩擦及融合，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冲击波的潜在影响和久远震荡，远非杜维明等海外学者所能完全体悟。这一百年历程对“儒家思想”这样的传统文化的改造和重塑，由于大陆理论界至今尚未完成必要而充分的理性反思和深刻剖析，恐怕即便是亲身经历这一历程的大陆学人们有时都难以做到知微见细、会意明义。
综上所析，泛说“儒家思想”，它便是一种发端于孔孟原说，修成于儒学大家，制度化于汉以后历朝历代，揉和、改造于程朱理学，流传、更新于东亚诸国，理想化于海外学人的、定义各异、众说纷纭的“概念体系”。它经历了由“仁义礼智信”的修身处世之说到“忠孝节义”的制度化社会准则的嬗变和扭曲，也经历了由“中华本土文化”之一脉到“文化中国”图腾的“张冠李戴”，更难遭诸多外来思潮的“摧枯拉朽”。我们既不能因其“原说”的朴实率真，便忘却其为封建统治者故意曲解后所起的消极和毒化作用；也不能因其受制于众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而曾有的“凋敝”、“衰败”，而轻斥为“荒谬误国”。
故此，笔者忠告有兴趣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关系研究的诸君：无论是要“为儒学的复兴而不懈陈辞”者，还是视“儒家思想”“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沙粒和泡沫”者，都先请明确你所指的是哪一层涵义上的“儒家思想”。以免大家共演一出“誉之者有依，毁之者有据”、各说各话的《三岔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