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历史任务与作用

摘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根据革命形势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活动于国统区的秘密革命团体，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始终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从1941年成立到1949年光荣解散，一共存在了短暂的8年时间，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

关键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历史任务；作用

中图分类号：D6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5-0050-05

doi：10.13946/j.cnki.jcqis.2014.05.010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是抗战中期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秘密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成立到解散一共存在了短暂的8年时间，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立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立是时局的需要、革命形势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历史发展的需要，它的成立是适时的、必要的。

（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前的时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政府采取了拉拢政策，国民政府此时也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磨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1月，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并领导南方局通过各种方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投降阴谋。皖南事变使得爱国的中间党派对国民政府大为失望，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也对国民政府破坏抗战的行为严重不满。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等在联名通电中，严厉谴责蒋介石“把孙中山的遗训置诸脑后，破坏团结抗战”，指出国民党发动的反共事件“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便利敌人之乘间找隙”，严正要求“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1]。柳亚子也通电痛斥国民党中央负责人“借整顿军纪为名，行排除异己之实”，指出“长城自坏，辈道济之先亡；三字埋冤，知岳侯之无罪”，要求“严惩祸首，厚抚遗黎，然后公开大政，团结友党”[1]124。

（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的必要性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指出，“在内战与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中共党员加以凶暴的摧残，这对于中共是惨重的教训”。[2]因此，他领导南方局“有计划地把在重庆的一批党内外干部分别送到延安、苏北以及香港、南洋一带，或转入西南内地”[2]2。鉴于皖南事变的教训和时局的变化，此时“中共既希望有党的外围组织、政治团体和学术团体与中共配合工作，同时又能避免牺牲”[2]18。而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和上层爱国民主分子常常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政治活动，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1]124，成立外围组织的条件非常成熟。于是，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民主派以及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成立一个秘密的政治工作团体，以配合南方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如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自己所说：“当抗日战争的中期，为了有必要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与中共配合，坚持抗战，推进民主革命，我们开始在重庆建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这一个政治工作团体。”[2]24周恩来后来也指出，“（小）民革的组织虽然不大，但是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发轫是在抗战走入困难的时期，即抗战中期，抗战的首都迁到重庆的时候。”[2]18 总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工作需要而成立的，它的成立是适时的、必要的。

（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立与更名

1941年夏天，在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直接指导下，一部分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政府内担任较高幕僚职位的革命人士，开始秘密酝酿、筹备一个革命的政治工作团体。团体成立大会在重庆领事巷10号康心之公馆（屈武的住所）召开。参加成立大会的有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邓初民、阳翰笙、屈武、高崇民、刘仲容、赖亚力、侯外庐、闵刚侯、阎宝航、吴茂荪、曹孟君、谭锡吾、梁霭然、许宝骙、郭春涛等18人。“在这次会上，王昆仑、许宝驹被推为主要负责人，王炳南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负责联系。”[1]125

团体成立时起名为“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当时简称“民革”。“为了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于1948年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区别，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般被称为‘小民革’。”[2]3

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历史任务和性质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成立于国民党反动派大后方统治最严的时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内部各主要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2]5，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任务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不同时期开展了不同的政治活动，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任务，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抗日战争期间。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积极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促进国内团结，把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人，尽量争取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阴谋妥协、反对民主的情况下，它从国民党内部去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2]4。2.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破坏旧政协协定，公开发动屠杀人民的内战。这时，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国民党内部进行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特别是利用它的成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置身敌人内部的有利条件，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国民党内政治倾向较好的上层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2]4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国民党内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125。在出色地完成主要任务的同时，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兼顾了其他任务。比如，“帮助中国共产党洞察国民党内部的动向”[1]125；“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深入的了解，向党提供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情况”，“努力协助国民党民主派的活动，配合中国共产党进行各方面的政治工作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2]4。

（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性质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以来所处的客观环境和肩负的政治任务，决定了它具有以下三种特质。1.政治上的进步性。周恩来曾指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政治见解基本上与中共相同，立场极好，而且处处与中共的政策及做法密切配合”[2]13，“（小）民革这个组织用术语讲就是一个‘非党的布尔塞维克’的组织”[2]21。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其一切革命活动都是在南方局的领导下进行的，是“为了与中共配合工作而建立的团体”“始终在中共的领导之下，遵循着民主革命的道路，以社会主义为远大目标，进行实际的政治斗争”[2]25。2.组织上的严密性。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作为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秘密组织，长期进行隐蔽的政治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阴谋妥协、反对民主的时候，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主要是从国民党内部去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旧政协、公开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主要是从国民党内部去做反内战、反独裁的工作，彻底瓦解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政治团体，有较严密的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若干同志必须长期地深入潜藏在敌人的阵营中” 3.任务上的统战性。帮助巩固统一战线和动员人民群众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任务之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既有中共党员，也有各民主党派成员；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若干同志也参加了其他人民团体。所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本身就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2]25。

（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成员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来自各民主党派，大都是国民党内知名的上层左派，很多是卓有成就的政治活动家，有阅历、有经验，在各自党内都颇有影响力。如王昆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屈武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赖亚力是冯玉祥的秘书，在冯玉祥身边工作多年；刘仲华是李宗仁的秘书；刘仲容是白崇禧的秘书。他们经常利用自己的身份，把了解到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直接向周恩来、叶剑英反映，或者通过王炳南转达，对于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一些具体策略也适时通报给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同志在领会中共的方针策略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党派组织和工作岗位，以自己的影响力，结合实际配合中共的斗争。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员中，王昆仑发挥了巨大作用。他除了担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也及时地把国民党上层的动态、蒋介石集团的动向以及有关苏联方面的情况报送给南方局，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昆仑不畏强暴，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制造分裂、策划内战的阴谋，引起了很大震动”[3]51。于右任对此事曾有诗云：“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阎宝航的作用也是非凡的。他以善交友朋在国民党内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博得了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孙科、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的好感，并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党、政、军、情要员之间。他获取了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收集和秘藏的有关德国闪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和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设防部署等三大国际战略情报，并先后及时提供给战时盟国苏联和美国，为他们减少了战争损失。阎宝航也因此成为中共情报战线最出色的国际战略情报专家。

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发展与解散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后，积极与中国共产党配合，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完成使命后光荣解散。

（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发展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而成立的，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指导下得到迅速的发展。成立之初，由于活动的隐秘性，同盟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王昆仑等根据盟员身份并从保障碰头开会安全等角度考虑，把活动地点相对固定在中苏文化协会王昆仑家、许宝驹所在的中国实业银行、屈武暂住的领事巷10号康之心公馆、阎家老店等地。成立之后，周恩来指示要谨慎地、有计划地发展组织，于是以发起者为基础，以国民党上层左派为主要对象发展成员。“它的成员逐步发展到200人，先后分别在上海、南京、北平、西安、成都、江西、东北等地，利用在国民党内的社会关系和公开职务，在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1]125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机关从重庆迁到上海，继续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全国解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许多成员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比如，西安负责人杜斌丞被捕牺牲；北平负责人余心清因密设电台与延安联系及掩护共产党而被捕，同案被捕的丁行惨遭杀害；四川的何雪松、李子伯、陶敬之及湖北的钟奇因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组织的地下武装而被捕，在重庆解放前夕牺牲于歌乐山下。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与各民主党派联系紧密，却又超越各党派，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决定，在各党派人士与中共之间“发生了桥梁的作用”

[2]19。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为各民主党派的骨干力量。1943年，在南方局支持下，王昆仑、郭春涛、谭平山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时事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1]126；同年8月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改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一个组成部分；1944年开始以“民联”名义吸收会员，广泛开展爱国民主活动。阎宝航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发起成立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任理事长。1945年2月，为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民主活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组织领导了一个革命青年组织——中国民主实践社。这是由一些革命青年参加的秘密组织，主要负责人有曹孟君、蒋燕等，在抗战期间及人民解放战争期间都开展了一些群众性的民主革命活动。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印刷一些出版物，主要发给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阅读，以便统一思想。这些印刷品往往是由《新华日报》印刷厂免费代印，熊瑾玎负责联系，印好后派人送到指定地点。1936

年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孙科任会长，陈立夫、邵力子任副会长，常务理事王昆仑实际主持日常事务。随后，屈武、刘仲容先后以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会务，侯外庐担任会刊《中苏文化》杂志主编。《中苏文化》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宣传共产党政策方针和主张的刊物。

（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解散

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面临组织何去何从的问题。4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六国饭店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王昆仑、许宝驹等人座谈。5月20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许宝骙家中举行招待酒会，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参加，周恩来就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历史作用及今后的任务等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周恩来指出：“（小）民革过去的主要任务在政治方面，在各党派之间策动，在反动统治的瓦解与推翻。今后情形完全不同了，任务在于以广大的中小资产阶级为对象（中小资产阶级亦是大量的群众），来进行争取、团结、改造、教育、甚至斗争（而斗争也还是为了团结）的工作。要能诱导中间性的以致落后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进步的道路，走向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大道。”[2]16 他强调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今后“应该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不是政党而是政治活动团体”，“中心任务是学习，而学习是以政治科学为主，成为各个团体中的政治推动者，这样来与中共配合工作”[2]20。 6月16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上，周恩来同志再一次公开谈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性质和工作，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决定结束该组织。1949年9月17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负责人王昆仑、王炳南等7人代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发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在新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散发，正式结束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声明说：“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获得基本的胜利，国内反动残余力量就要全部肃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本盟过去的历史任务既已终结，原有的组织也就当然不必存在。在这光明、自由、民主、进步的新中国，本盟盟员都要分别参加广大人民的各种工作队伍，从事新时代的建设事业。我们尤其期望本盟盟员踊跃参加正在发起的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这一个全国学术性的人民团体，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携手并进，共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科学，提高理论水平，并使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而努力！”[2]25随后，王昆仑、许宝驹、阎宝航等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分别作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新政协，其余大部分成员参加了中国新政治学会。总之，“一直作为党外秘密组织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长期进行着地下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中相互配合、相互辅助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更为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利法宝”[4]。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自成立以来，从政治见解到具体斗争行动，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与中国共产党紧密配合，对于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动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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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丹阳.浅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J].华章，2012，（25）：7.

责任编辑：杨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