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朝中越文化关系特点比较研究

摘要：文章主要从文献分析明代中国与朝鲜、越南在文化关系上的主要特征，认为明代时朝鲜对汉文化更为认同，从官方到士大夫阶层，明代中朝中越文化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关键词：明代；中国；越南；朝鲜；文化关系；特点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7）05-0062-06

Abstract： The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interrelations among China， Korea and Vietnam in Ming Dynasty， and finds that Korea is more identical to the Ha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From the official to the scholarly clas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relations of China， Korea and Vietnam have some difference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China； Korea； Vietnam； Cultural Interrelations； Characteristics

朝鲜与越南，一个在中国之北，一个在中国之南。尽管地理位置相距甚远，但在古代，由于曾处于中国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或朝贡体系之内等诸多因素，汉文化泽被悠久，典章制度、诗书礼仪莫不效仿中国，或稍稍改易，“择其善者而从之”。朝越崇尚汉风，在明代时达到顶峰，但个中又略有区别。此文之论述，一则试图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中越文化交流，二则抛砖引玉，“瓦釜微鸣，以待黄钟”。

一、明代中朝中越关系整体特征比较

朱元璋建立明代伊始，即奉行传统怀柔政策。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在其《皇明祖训》中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侵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①朱元璋同时开列15国为不征之国，其中即包括朝鲜和安南（今越南）。

有明一代，中朝关系主要体现在明初与晚期高丽，后再与李朝之间的关系。

洪武元年，朱元璋即赐书高丽国王王颛：“自有宋失御，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或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朕虽不德，不及我中国古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②。

由此可见，朱元璋首先告知高丽国王，“元非我类”，明朝将继华夏正统，对高丽政策，则如古先哲王一样，采取“怀柔”政策。

较之蒙古元朝七征高丽，高丽不得不臣藩元朝。继华夏正统的明代起而代之，在文化上，高丽是欢迎的。据15世纪朝鲜史籍《高丽史》的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高丽国王恭愍王即派使节赴明建交，明廷破例以乐设宴款待①。

1073年，高丽国王遣礼部尚书洪尚载等奉表赴金陵贺登极，其表曰：“秉菉膺图，复中国皇王之统；体元居正，同万邦臣妾之心。景命有归，欢声旁达，皇帝陛下文明迈舜，勇智跻汤，雷厉风飞，集大动于戟定；鼎新革古，熙洪号以创垂。典章文物之粲然，华夏蛮貊之率俾。臣邈处东表，颙望北辰，虽未参称贺之班，愿恒贡蕲倾之恳。”② 随后，高丽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虽有“威化岛事件”，但两国仍然保持着较为友好的来往，高丽继续推行科举制度，还遣官宦子弟入明太学。

1392年，李成桂自立为王，建立李朝，更进一步主张与明友好，奉行“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政策。如1392年8月，明太子去世，李朝太祖“率行在群臣服皇太子丧，举哀”，甚至“停乐十三日，禁屠三日，停嫁娶一月，停大小祀十三日”③。对于李朝的亲明政策，明朝也表示欢迎。类似之事，在越南史籍中未见记载。

至明中叶，1592～1598年间，倭寇大举侵朝，明神宗万历皇帝采取“援朝御倭”政策，兩度救朝鲜于存亡之际，使明与朝鲜关系进一步加深，两国政治关系得以延绵二百余年一直友好，以至于1638年，清欲侵明辽东，令李朝出兵助战时，李朝王廷认为：“本朝之于大明，君臣而父子也！服事二百余年，恪谨不息，素称礼义之邦，及遭壬辰倭乱，车驾西幸，八路丘墟，神宗皇帝动天下兵马，发内库金帛，驱除廓清，挈而归之。国祚得延今日，皆帝力也！势穷力弱，虽不能守节，而乃敢称兵西犯乎？乃情义之所不忍也。”④

较之朝鲜，越南与明洪武的关系略有类似。蒙古曾三征安南。越人由此民族主义高涨，至明代易元，越南是接受的，毕竟也是侵染“华风”之国，较之元，越南更愿意接受明。明洪武期间，越南是首先向明朝入贡的国家。《明实录》载：“（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壬戌朔，遣翰林院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赉诏谕安南、占城国王。诏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乱起兵，以保乡里。不期豪杰云从，朕将之数年，辟土日广，甲兵强盛，遂为臣庶推戴，君临天下，以成正统。于今三年，海外诸国入贡者，安南最先，高丽次，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称臣，合于古制……’”⑤。

但越南降至陈朝末年，由于胡季犛篡位，至获明朝册封的陈朝灭亡，明成祖永乐皇帝应陈朝旧臣之请发兵征讨，并再次郡县其地。至宣德年间，越南黎利建立后黎朝，并在名义上对明称臣，明遂放弃对越南的直接管理。对于永乐应邀出兵后撤兵一事，观越南后黎朝吴士连所撰官修史籍 《大越史记全书》的评论，越对明怨恨较深，其载道：“戊申顺天元年，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春，正月，明人既还国，帝遂混一天下，是以为大定之年。论曰：‘自天地既定，南北分治，北虽强大，而不能轧南，观于黎、李、陈之时可见矣。是以三国之末，虽既衰微，然徒内乱而已。……⑥

朝越对明政治态度之迥异，由此可见一斑。越南虽然内心对明有怨，但由于明代在国势和文化上的强势，越南在体制上仍仿明而行。

二、明代中国与朝越文化交流总体特征的比较

明代时，中国与朝鲜、越南的文化交流有几个明显的特征。笔者仅举数例用以论述。首先是朝鲜与越南同属于典型而实质性的朝贡国家，但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远比越南密切。

明代所建立的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为历代最为完善，其与朝越的文化交流，也离不开当时朝贡制度为主线的整体特征。据万历年间修订的《明会典》的记载，有明一代，朝贡国约有111个国家，该书卷105《朝贡一·东南夷上》所列19个国家中，前几个国家分别为：朝鲜、日本、大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很明显，朝鲜列在第一位，安南（越南）排在第四位，其亲疏关系不言而喻。

根据朝贡次数的多寡、政治隶属关系的强弱以及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的不同来划分，朝鲜和越南都属于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其主要特征是朝贡国向明朝称臣，定期遣使朝贡，采用明朝年号、年历等；明朝政府则对其国王予以册封、赏赐，对其贡物进行回赐等。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具有较强的政治隶属性，是封建君臣主从关系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和宗藩关系的具体体现①。尽管朝越均属于典型而实质性的朝贡关系，但朝鲜与明的关系较之越南与明的关系要亲密得多。这首先表现在贡期上，越南是三年一贡，而朝鲜则一年三贡。根据《明史》和《明实录》的记载，有明一代，越南共朝贡74次，而朝鲜仅自洪武至宣德期间，朝贡次数就达到318次，亲疏远近不言而喻。明人严丛简《殊域周咨录》述及朝鲜时说：“大率朝鲜附近，中土声名文物日侵有斐，不类于夷，国家复加优礼，锡赉濒渥，他藩不敢望焉。故安南尝请如朝鲜例给衮冕，而英宗不允，则其被圣明之隆遇为四邻之仰慕可知已。”②

其次是明时有大批移居朝鲜的士人和将领，为朝鲜的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脉，而越南则是大批移民中国。实际上，在元代时，孔子第52世孙孔绍就作为从臣至高丽，高丽任其为平章事，封为桧昌君。李朝时，孔绍之后世孔頫又任太学士。朱子后裔、元进士偰逊、岳飞后裔皆移民朝鲜。明初开国功臣，曾任礼部尚书的史繇、明文渊阁学士宣允祉和明翰林学士胡克己等都移民朝鲜，此外，还有两次援朝抗倭的部分将领留在朝鲜，他们在朝鲜都成为延续多代的大家族，在李朝中担任要职③。这些移民为李朝的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明一代，除了中越跨境民族仍然存在不定期的移居，明朝士大夫移居越南鲜见于载籍。但颇为值得一提的是，永乐时，明征伐越南，并遣送近万名越南人至明朝内地，《明实录》记载：（永乐五年六月，1407年）癸卯……敕交阯总兵官新城侯张辅、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等及兵部尚书刘儁曰：“交阯应有怀才抱德、山林隐逸、明经能文、博学有才、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武艺智谋、容貌魁伟、语言便利、膂力勇敢、阴阳术数、医药方脉之人，悉心访求，以礼送赴京擢用。”④ 三个月后，首批交阯人才共九千人送至京城，仍据《明实录》记载 ：（永乐五年冬十月1407年）丁亥，交阯总兵新城侯张辅等奏：“访举交阯郡县怀才抱德、明经能文、博学有才、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练达吏事、明习兵法及材武诸色之人，凡九千人，陸续遣送赴京。”上以冬月气寒，南荒之人不耐，命工部遣官以棉衣靴袜即途中赐之⑤。这些越南移民为明代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胡元澄，八十岁时仍被明帝授予明廷兵书尚书职务，这一点，朝鲜移民中国者则未见出现。

其三是科举与教育制度交流的异同。洪武三年（1370年）庚戌五月，明太祖颁布《设科取士条格诏》，其诏曰：

“朕闻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民者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俗淳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 今朕统一中国，外抚四夷，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自虑官非其人，有伤吾民，愿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取怀德抱才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 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武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毋得与官……”⑥。朱元璋对于中外人才不拘一格进行招揽。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明朝同时向高丽、安南、占城等国颁布科举诏，“诏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⑦。有明一代，越南人有6人登第明朝进士，而朝鲜仅为1人，其中原因又尤为值得注意。明代朝鲜李朝和越南后黎朝都仿照明朝各自实行科举制度，二者就学校、登科数量等而言，朝鲜更具规模。此外，明代时朝鲜曾派留学生赴明学习，但由于明朝的各种担心，有明一代朝鲜仅有1名学生赴明深造。越南则由于自永乐至宣德年间曾为明朝直接管理，有不少学生入学国子监。

其四是明代大量赐书予朝鲜，朝鲜购买明书、大量翻印中国书籍，甚至将中国已经引进的西学引入朝鲜。而越南则仍以求购中国书籍为主，印刷技术远不如朝鲜。远在11世纪，中国宋代时，朝鲜已经掌握了雕版印刷，宋代曾向朝鲜索书128种，5101卷。这种文化现象，在中越文化交流史上未曾出现。13世纪朝鲜李朝已经熟练掌握了金属活字印刷术⑧。根据史料的记载，越南在13世纪才第一次有木印的户口帖子，而后至15世纪，越南科举探花梁如鹄到明朝学习印刷方法，其印刷术才有较大的发展，至18世纪，其印刷能力才能自给自足⑨。

除以上述及的几点外，明代时朝鲜与明朝在医学、理学、儒学、法律、文学、绘画、音乐、书法甚至汉语学习等领域均有较深的交流①。越南由于与占城征战、朝代更替以及内部政治斗争等多种原因，与明朝在这些领域的交流则略逊于朝鲜。

三、朝越儒士对汉文化态度比较

儒士阶层对于汉文学的态度，实际上更能客观反映某个历史时期朝鲜和越南对汉文化的态度。本文选取李朝徐居正（1420～1488年）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越南黎朝吴士连、阮廌（1380～1442年）相关文字进行比较。

15世纪，朝鲜文人徐居正编撰了朝鲜史上收录最多汉文作品的《东文选》，观其序言，可知朝鲜对其汉风的评价，其序曰：

乾坤肇判，文乃生焉。日月星辰，森列乎上。而为天之文，山岳海渎流峙乎下；而为地之文，圣人画卦造书，人文渐宣，精一中极，文之体也。《诗》《书》《礼》《乐》，文之用也。是以代各有文，而文各有体。读典谟知唐虞之文；读训诂、誓命知三代之文，秦而汉唐，而魏晋；魏晋而隋唐，隋唐而宋元。论其世，考其文，则以《文选》《文粹》《文鉴》《文类》诸编，而亦槩论后世文运之上下者矣！近代论文者，有曰：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三代唐虞。此诚有见之论也。

吾东方檀君立国，鸿荒莫追，箕子阐九畴、敷八条，当其时，必有文治可尚，而载籍不存。三国鼎峙，干戈日寻，安事诗书？然在高句丽，乙支文德善辞，命抗隋家百万之师。在新罗，遣子弟入唐，登第者五十有余人。崔致远黄巢之檄，名震天下，非无能言之士。而今皆函传，良可叹已！高丽氏统三以来，文治渐兴。光宗设科取士，睿宗好文雅继，而仁明亦尚儒术。豪杰之士，彬彬辈出。

当两宋辽金抢攘之日，屡以文词得纾国患。至元朝，由宾贡中制科与中原才士颉颃上下者，前后相望。皇明混一，光岳气全。我国家，列圣相承，涵养百年，人物之生于期间，磅礴精粹。作为文章动荡发越者，亦无让于古。是则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也哉！②

观该序的行文，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徐居正以唐代新罗崔致远及其他在唐登第者为例，力证朝鲜不乏有才之士，且能与中土儒人一较上下。“是则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则可证朝鲜“汉风独立”意识的成熟。

越南后黎朝吴士连在其《大越史记全书》中首先提出越南为“文献之邦”是自三国士燮治理交州之时。《大越史记全书》载吴士连评论士燮：“我国（越南）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③曾为越南与明进行事务交涉的朝臣阮廌说：越南“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④ 从阮廌话语，若从民族主义审视，后黎朝即使使用汉字，模仿明朝之体制，但并未从内心认可在文化上与明的从属关系。这与朝鲜在明时的情况迥异，也是由当时中越中朝的政治关系决定的。

当然，作为中朝、中越贡使或者接待贡使的士大夫阶层，更能在文化上取得认同，这更多地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群体和身份地位相关，这一点，朝越具有共性。如明时朝鲜贡使李晬光《赠安南国使臣二首》云：

万里来从瘴疠鄕，远凭重译谒君王。

提封汉代新铜柱，贡献周家旧越裳。

山出异形饶象骨，地蒸灵气产龙香。

即今中国逢神圣，千载风恬海不扬。

闻君家在九真居，水驿山程万里余。

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

来因献雉通蛮徼，贡为包茅觐象舆。

回首炎州归路远，有谁重作指南车⑤。

明时越南贡使冯克宽《答朝鲜国使李睟光》云：

异城同归礼义乡，喜逢今日共来王。

趋朝接武启冠哻，观国瞻光舜冕裳。

宴飨在庭沾帝泽，归来满袖惹天香。

唯君子识真君子，幸得诗中一表扬。

义安何地不安居，礼接诚交乐有余。

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

交邻便是信为本，进德深惟敬作舆。

记取使轺回国日，东南五色望云车⑥。

根据朝鲜文献的记载，越南也深感朝鲜汉文化的厚重更盛于己，《芝峰先生集》卷八记载的越南使臣问李晬光一段话可资为证：“其（越南）使臣问我制度如何，答以官制仿天朝，置三公、六部、台省，自余法度悉遵用华制。（越南）使臣曰：‘贵大国旧称文献之国，贱国非敢望也！’。时我国（朝鲜）使臣为首立于前行， 安南使臣次于后行， 相接之际， 每致恭敬之意。”①这一记载难免有越南使臣谦恭之由，但在汉文化盛行时代， 朝越使臣友好沟通， 是不争的事实②。

而明代两度援朝御倭，朝鲜李朝诗人许筠有诗题《送吴参军子鱼大兄还天朝》赠明文人吴明济，诗曰：

国无中外殊，

人无夷夏别。

落地皆兄弟，

何必分楚越。

肝胆每相照，

冰壶映寒月③。

而有明一代，中越曾兵戎相见，像朝鲜士大夫这样称中朝为“落地皆兄弟”的情况，在越南绝无出现。

四、明代朝越“华夷观念”比较

朝鲜远在新罗时代就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力求“以夷易华”，至高丽朝更是坚持这一传统，《高丽史》记载：“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④ 而李朝立世约五百年，朱子学说始终维持无上的权威，所以尤严于华夷之辨。如李世宗因汉字繁复，命做谚文，当时士大夫多表示反对，认为那是“舍中国而同于夷狄”。

《李朝实录》曾记载集贤殿副提学崔万里等上疏，其疏曰：“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视听...... 自古九州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番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情耳，无足道者。《傳》曰：‘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同于夷狄，是所谓弃苏和之香，而取螳螂之丸也，岂非文明之大累哉。”⑤

较之朝鲜李朝，越南在13世纪的陈朝开始使用喃字作诗，至15世纪初莫朝皇帝莫登庸下令喃字为国语字，但纵观现存越南史籍，未见有任何关于质疑喃字之文字记载，而喃字逐渐在各种正式场合代替汉字使用，屡见于载籍，且逐渐以喃字为荣，从古代越南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视角考量，则不难理解。

在明代时，《李朝实录》还记载“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⑥。而越南在历代官修典籍中未见有此称呼。特别是明援朝御倭之时，朝鲜皇帝有言“上曰：‘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⑦

传统上，在朝贡制度下，朝越曾以中国汉人正统王朝为“华夏”，但历史上越南也曾出现以其周边弱小国家如哀牢等朝贡越南的朝贡制度。就笔者愚见，越南自明代以后至近代西方文明冲击东方以前，在认同汉文化的同时，逐渐地异化汉文化，其体现之一在喃字和喃字文学地位的不断上升。而朝鲜在明代甚至明末清初，仍追求汉文化的正统化。清朝之初，朝鲜君臣视之为“胡虏”，如李仁祖十四年司谏赵綗上表曰：“臣闻今者龙胡之来，即金汗称帝事也，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此言奚为而治哉！ ......我国素以礼仪闻天下，称之以小中华，而列圣相承，事大一心， 恪且勤矣， 今乃服事胡虏， 偷安苟存，延缓咎刻，其于宗何，其于天下何，其于后世何！”⑧

满清入关， 明清交替，无论朝越，均有华夏自居观念，吴士连修撰《大越史记全书》兼用明清年号，至永历二十年（1666年）、清康熙五年（1666年）为止，康熙六年（1667年），越史开始全用清年号。这又比朝鲜李朝更甚， 朝鲜李朝只用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 当然，这与明永历难逃西南有关。另外，朝鲜和越南均保留仿照明代的服制，也可资为证。

余 论

纵观明代中朝、中越文化关系的比较，笔者认为造成中朝、中越文化关系差异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在古代朝贡体系下，朝鲜在地理上距离中原历代王朝文化中心较近，特别是明代迁都北京之后。而越南则过远，尽管有所谓“中越山水相连”一说，但距离中国文化中心的距离却较远。二是在古代朝贡体系下，朝鲜独立较早，而越南则是在10世纪方才独立。若以箕氏朝鲜论起，则朝鲜与周朝至明的文化关系较之中越要早逾千年。三是在历代的朝贡体系中，朝鲜对汉文化的接受较之越南要更加积极，当然，这也是多方面原因使然。远在宋时，宋官方对朝鲜对汉文化态度即有颇高的评价：“蛮夷归附中国者，固亦不少，如高丽，其俗尚文，其国主颇识礼仪，虽远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尝少懈。朝廷赐予，礼遇皆在诸侯之右。近日进伶人十数辈，且云夷乐无足取者，上欲润色国史耳。”①而历代中国载籍对越则鲜有如此积极之评价。四是朝鲜历代王朝的更替较之越南要少得多，相对而言，与中国保持较为稳定的政治关系。且较之古代朝鲜，特别是明代，中朝和中越政治关系也是有差异的，这在前文已有述及。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提出的中越关系二元对立论，负面影响颇深：“史臣吴士连曰‘南北强弱，各以其时，当北方之弱则我强，北方强则我以为之弱，天下大势然也。”②吴士连在提出中越关系二元理论的同时，也给明时越南帝王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处“大”之道：“若夫有国家者，修尔甲兵，整尔车徒，预备无虞，设险守国。事大以礼，字小以仁。”③

尽管就宏观的整个中朝、中越文化关系而言，朝鲜要略胜越南，但就某个方面而言，越南在中越文化关系中的角色并不输于朝鲜。例如唐时朝鲜多以崔致远为例，证明东人不输中原，而越南则又有官至唐宰相的德宗时进士姜公辅等。有明一代，六位越南人登第明进士而朝鲜仅一。明时越南移民胡元澄又曾官至明兵部尚书，阮安则为紫禁城的设计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朝鲜则鲜有此类见于载籍。

明代中朝关系与中越文化关系的特点仍然是由朝贡制度下中朝越关系和三个国家各自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因素造就的，在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近代以降三个国家文化关系的差异性所在和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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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