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浪尖３０年
时间：2020-10-09 07:59: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亲历的变革
相对于时间的长河，30年的跨度并不算长。但是对于一代人来说，30年的时间几乎是他们为理想而拼搏的时间的全部。
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改革开放正好30年时间。
在这30年的跨度里，不止一代的人为改变中国的贫穷、为发展中国的经济，为提高中国的民生水平，不计得失地努力奋斗。
所以，在这30年即将变成历史之际，我们有责任，通过我们手中的笔，把这30年留在读者的记忆当中。
但是，这种“强行”留下记忆的行为好像又有些“多余”，因为这段所谓的“历史”离我们是如此之近——我们不仅亲身经历了其中的若干年代，而且势必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因此，当今天的我们回顾这30年，需要做一个阶段性总结时，我们不可能完全用审视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段时空。因为这30年中的风风雨雨，有太多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为此，本期《英才》采用了“白描”的手法，总结了若干在这30年中，在企业家、经济界引起较大争论的人物、事件或观点，为读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几段故事。虽然，这几段故事仅仅是30年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不能完全代表这30年的全部历史，但至少，这“几朵浪花”可以折射出中国改革30年的些许色彩。
以铜为镜，可以正冠。以史为镜，可以正己。透过11位财经名人亲历的变革，我们将与读者共同回忆改革开放这30年。
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以及那些在理论、制度、观念方面大潮般日益创新的“澎湃的30年”。
茅于轼
市场觉悟最早一批人
口述|经济学家茅于轼
我是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深知供不应求要涨价，涨价就会导致供给增多、需求减少，就会买不到商品。这里面市场经济在起作用。
由于经历过解放前的那种非计划的经济，早在“反右”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自由经济”的想法，这也成了我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
后来，到了“文革”时期，我自己看的很清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懂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只是感到当时那一套不会长久，朦朦胧胧觉得要搞一些和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不同的东西，所以就把这些东西称作“资本主义”。
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后期开始对经济学有兴趣的。但是我研究经济学走的是自己的一条路，它既不是马克思经济学，也不是西方经济学。
当时中国一部分有思想的人都在探索经济学问题。但是，当时条件封闭，他们除了看《资本论》之外没有什么可看的。因此，他们只能是从《资本论》中寻章摘句，这是没办法研究好经济学的，因为《资本论》不是建设的经济学，而是革命的经济学、破坏的经济学。
我算是对“市场”这个概念觉悟最早的一批人。
同一时代提出市场经济观点的，还有宋国青。他对经济学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对宏观经济看的非常透。还有一个名叫王国乡的，他发现择优分配理论比我早。我是在1979年推导出来，而他在1975年甚至更早就提出了类似的理论。
但是，当时不允许有“市场经济”的想法。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的天下，正统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把计划丢了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是不可以的。
为此，我写了很多文章，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经济是不能讲比例的。化学、物理是可以有比例的：两个氢原子加一个氧原子才能生成水，这个比例不能错，多点少点都不行。但是经济学是不能有比例的——炼一吨钢不一定要500斤煤。当时全国人民都相信，经济出现问题是因为比例失调。那么请问，不失调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
当时，反对市场经济观点的力量强大得不得了，学术的、政府的都有。我也曾反复看过他们发表的文章，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多少理论的。因为他们的理论说不出道理来。而我的观点至少是一个完整的道理。
那时候，与我们“市场派”的争论被冠之以“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每次反对的对象中，都有我一份。
当时我们说服的对象主要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说服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现在就完全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了，学校里教的都是市场经济的课程，教计划经济的反而没什么饭吃了。政府部门的思维也都是以市场经济为本。
从1979年到现在，我完全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观点。因为我的观点不是学来的，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比较扎实，是经过我正面、反面想了无数次，才得出的结论。这点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确实，在学术上我很少看别人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我之前就提出了“择优分配”理论，我却不知道的原因。
其实，我最早提出的还不是市场经济。上世纪70年代，我首先提出的是价格问题。当时的国家科委（现为科技部）有个副主任叫林汉雄，他带领了一帮人要搞中国的能源政策，那些人中大多是现在的院士。
当时有人提出，要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首先要解决能源的价格问题——这成了中国探索市场化的开始。中国的市场化问题首先是从这次讨论的能源价格问题开始的，后来就发展到所有权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那么深，只认识到价格问题。
那时候，能源是由国家控制的，价格也是国家定的，很低。之所以首先认识到价格问题，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好多浪费，大家认为不解决价格问题，浪费现象等好多问题就解决不了。于是，我们讨论能源价格为什么要合理，为什么不能按计划的价格，计划价格考虑谁负担的起。市场经济是供需决定价格，像这样的问题在那时候很难说服他们。
后来我们进一步发现，价格问题的根源是所有权。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提出，国营经济解决不了价格问题。
因为国营的概念就是全体人民的，商品价格卖贵了，老百姓吃亏了，企业得到了好处。但是，这不怕，因为企业有了好处，最终还是要上缴国家，国家会通过某种形式返回给老百姓。而商品价格定低了，企业亏损了，老百姓直接得到了好处，这也能被接受。因此，价高价低对公有制来说是无所谓的，大家都是一锅粥。所以，公有制、国营企业不可能有正确价格，必须是私营企业，必须是利益的对立——卖方要卖高价，买方要买低价，很多的竞争才能形成正确的价格。
对于我当年关于“价格”、“市场经济”的观点，现在看来，那时候理论的基本点是对的，但是，要把它完全深入到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而且，我在那之后的大部分研究，基本都是当时理论研究的延伸，没有什么质的飞跃。
尽管目前，中国对市场的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对于改革开放这件事，是太应该肯定了。我只说一点，现在连最穷的人都可以吃饱饭了，这就是最直接、最简单的证明。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还没有贯彻彻底。这一点在执行的层面上需要完善。市场经济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只是缺少一些措施来维护好。
如果让我总结自己的这30年，我只说两点：
首先，我们这些人，对改革的成功是有功劳的，我们是推动改革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我提出了很多与众不同的观点，引起很多争论，集中表现在对市场的看法。我还是主张市场，我们需要一个有法制的、良好的市场。
（采访|宋清华）
陶景洲
“挂羊头卖狗肉”的海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