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奥林巴斯总裁兼CEO的任期
时间：2020-10-10 07:57:1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被任命为奥林巴斯总裁兼CEO的那一刻，迈克尔·伍德福德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在日本知名企业从底层登上顶峰的西方人。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传奇般的职业生涯却在上任两周后成为了一场噩梦。
公司三任总裁联手作假二十年，董事会竟视若无睹；新加坡、欧洲、日本，共计9家空壳公司让17亿美元不翼而飞；日本媒体、黑帮、机构股东，各方力量都企图帮助奥林巴斯瞒天过海。只有迈克尔·伍德福德一人身处迷雾之中，又置身真相之外。
我被扫地出门
2011年10月16日，天亮时分，我抵达希斯罗机场，这里的一切宁静而安详。通关后，我深深呼了一口气，终于到家了。我离开海关，夫人南希在出口等我，我们紧紧抱在一起。南希抱了我很久，一句话都没说。她从包里拿出当天的《金融时报》，我在头版看到了自己的照片，标题为：《奥林巴斯总裁因追问数十亿美元资金流向被扫地出门》。一如索布尔保证，我的故事上了头条和著名的列辛顿专栏，另外还有登在内页的特别报道。看见报纸上的文字，我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现在已经是奥林巴斯的前总裁了。索布尔还提到，昨天奥林巴斯的股价下跌了18%，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因为管理风格上的问题离开公司。
分析师与股东认为，用外籍总裁复兴这家知名企业的尝试已正式宣告失败，大量股票被抛售，公司市值下跌超过10亿美元。一名记者仍然力挺我，认为在市场人士眼中，我依然是“亿万金童”，为此我感到受宠若惊。在我离开高富诺广场公寓，匆忙赶向羽田机场时，公司股价便一路下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数周。如果菊川（董事长兼总裁）刚以为这只是市场的失望性卖压，那么他就太天真了。
清晨6：00，我站在希斯罗机场3号航站楼，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永远改变。我现在是个告密者，是背叛族群的孤狼。我是一个因为做了自认正确的事而遭到驱逐，而且被狠狠惩罚的人。
与南希汇合后，我们坐电梯到停车场。10月，伦敦的气温比东京低很多，走出电梯时我感到一阵寒意。车上的广播里正在播放奥林巴斯的头条新闻，车子开动后，我找出公文包里的手机，开机，手机马上铃声大作，通知我错过了来电、短信与语音留言。我还没来得及读第一条信息，电话就响了，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打来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的手机从没有安静超过5分钟。
看到熟悉的街道，看到人们过着正常的生活，这多么令人欣慰。我很想在车上补一觉，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开始读《金融时报》：
风暴席卷奥林巴斯
奥林巴斯虽然依靠内视镜产品享誉全球，却也不慎暴露了自己丑陋的内幕。这家拥有九十二年悠久历史的日本公司的前任总裁迈克尔·伍德福德被自家董事会指控未能遵从严格的管理阶级制度。这位出生在利物浦，为公司服务了整整三十年的总裁则告诉《金融时报》的记者，自己是在质疑一系列并购案和数十亿美元资金流向后被董事会解聘。
不论接下来发生什么，当伍德福德先生回顾自己身处权力巅峰的短暂时光时，心中应该感到些许自豪。他在2月被任命，4月正式接替菊川刚成为总裁，在6月的股东大会上，他的支持率远远高出其他14位董事。在市场环境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日本由于发生地震海啸，多条生产线完全被摧毁，尽管如此，数码相机的促销战略仍有效弥补了奥林巴斯的损失。
如果不是日元未能保持稳定汇率，截至6月，奥林巴斯前3个月的净收益仅较去年同期下降0.2%，而不是数据显示的3.6%。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还能实现盈利实属难得。其以折扣促进销售、严格管控日常与行政支出的措施收到成效。投资人也看出，奥林巴斯内部正在产生良性转变。从伍德福德先生就任总裁到他被辞退，奥林巴斯股价涨幅超过日经指数涨幅的20%，比精密仪器类股票平均涨幅高出7%。
奥林巴斯董事会似乎也认可了伍德福德的部分领导能力，两周前任命他为总裁兼CEO。伍德福德先生被解聘的消息一出，投资人就决定抛售股票，导致股价重挫18%，这是奥林巴斯股价40年来的最大跌幅，这意味着投资人对内情有所担忧。
谁是神秘线人？
告密者永远是独行侠，学校里爱打小报告的孩子不会再得到同学的信任，他们会一直孤单下去，遭人鄙夷。
我被奥林巴斯解雇后，曾经的同事与我的关系忽然紧张起来。原本相识多年、亲如兄弟的同事，现在却突然待我如麻风病患，小心翼翼地和我断绝一切联系。似乎暗地里有什么压力，禁止他们与我来往。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就像一个人们避之不及的污染源，我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然而我也并非完全孤立无援，远在伦敦的南希和亲朋好友都支持我，但我迫切需要他人的支持，尤其需要能帮我对抗日本媒体和政府当局的盟友。因为我不懂日语，根本无力独自与之抗争。幸运的是，在东京，还有另外两个人愿意帮我：宫田与和空。接下来，我与日本媒体及政府当局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斗争，他们两人始终不离不弃地坚守在我左右，虽然有时我对他们及其家属提出的要求不可理喻，但他们从没拒绝过我的要求。
回想起来，奥林巴斯董事会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可以用类似影视剧的方式处理丑闻，深深地鞠一躬，说一声抱歉，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一次，全世界的媒体、投资者和海外执法机构都要求获悉真相。只能用事实说话，不可能敷衍了事，而我将持续吸引全世界对这桩丑闻的关注。
大家越来越关注奥林巴斯的丑闻，以及此案揭露的日本资本市场的奇怪运作方式。同一天，被围困的董事会遭遇更多麻烦。高盛加入野村和摩根大通的阵营，暂停提供奥林巴斯的投资评价与分析，宣布奥林巴斯过往并购案的相关会计事务已经变得“不清楚”。这句话表明他们不了解细节，也无法再为奥林巴斯账目的完整性提供任何意见，没有人喜欢被蒙在鼓里。
10月22日，我回到了绍森德。那天下午，为了醒脑，我沿着海岸线跑了很久，回家后才发现自己收到了一封令我大吃一惊的邮件。我一直想知道Facta的线人是谁，也曾无数次猜测过自己是否认识他。如今，这个人突然主动联系我。这封信也跟大多数日本信件一样，以致歉开头，虽然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我是奥林巴斯的员工。很抱歉，我们没有见过面。对于您处理公司内幕的方式，我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把原本只应该在公司内部传递的信息透露给杂志社记者，我觉得自己做得很糟。不幸的是，奥林巴斯没有内部消息网，没有地方讨论这类信息。等您恢复CEO的职务后，我希望有机会当面为这个轻率举动向您道歉。
我怕黑帮分子会对我不利，只好以匿名的方式检举，但请相信我在精神上支持您，感谢您为我们公司做的一切。
补充一点：伍德福德先生，请通过媒体向奥林巴斯全体员工传达以下信息：请想办法保留所有数据，销毁证据也是犯罪。让我们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做正确的事。将此信息传达给公司员工有助于保护和恢复奥林巴斯的企业价值。
这封信不仅鼓舞了我，也让我感到自惭形秽。他是奥林巴斯真正的英雄，他没有英国护照，没有出逃机会，只能默默战斗。我回信赞扬他的勇气，告诉他希望有机会能相见。
10月23日清晨，电脑上各种我不熟悉的软件搞得我头昏脑涨，微软的邮件系统也让我抓狂。我这个独行侠就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鱼，对现状束手无策。过去，我在KeyMed有两个非常称职的私人助理，在东京也有一个，这三个人非常了解我的心思，有些人只有失去之后才知道自己有多依赖他们。
由于是周日，我只好等到晚一点大家都起床，才给在绍森德的好友汤普森打电话求助，他半个小时后就和生意伙伴伊恩一起来了。伊恩读了当天的《泰晤士报》，报上有一篇名为《绍森德武士》的文章，文章标题下面有一幅漫画，漫画里是我穿着柔道服的卡通形象，正用脚飞踢奥林巴斯的商标。我当时正狼狈不堪，这篇文章救了我一命。
我打赌伊恩的智商是一般人的两倍，虽然他没向我提过，但我知道他曾先后担任瑞银（UBS）和巴克莱（Barclays）等投资银行的科技主管，并最终成为了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的技术负责人。44岁时，他觉得人生不能只有金融，所以选择了退休并开始养蜂。他住在绍森德海边，对我说黏稠的蜂蜜中能品尝出的海的味道。他经常挖苦我是技术盲，决定为我开设一堂扫盲课。
伊恩帮我把电脑、打印机、软件包和谷歌快讯连接在一起，让我可以随时掌握与自己有关的新闻。我们还购买了一个语音识别软件，我戴着耳机坐在椅子上，大声念出邮件。他警告我以前的电子邮件不安全，该换一个不那么容易受到黑客攻击的系统。
一天，我们在他家的厨房里喝茶，他告诉我：“我以前在职场上也见过你这类人，但没有谁像你这样下场如此悲惨。你身处骗局之中，但你有点不同，就我所知，你完全清白。”我认为这是在恭维我。而他认为奥林巴斯的问题在于“风险和杠杆”两者的可怕组合，显然存在大量无法抹平的损失。公司管理层想办法甩掉这笔坏账，但采用了不太明智的方式。伊恩像往常一样，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压缩成了短短几句话。
很快就有不少人听说《泰晤士报》有一篇《绍森德武士》的报道，镇上许多商店的报纸都销售一空。我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遭到解雇，现在才深刻体会到，情绪震荡可能对人际关系造成巨大的影响，这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朋友。
FBI介入调查
我和FBI探员约定的地点是联邦广场26号，14 ： 00，面包车停在一栋气势宏伟的建筑前，我跳下车，两个穿着笔挺的深色西装、不苟言笑的探员迎了上来，看起来像艾略特·奈斯（Eliot Ness，绰号“不可触摸的人”，是一位铁面无私的美国财政部探员。——译者注）和他的分身，他们告诉我两位联邦检察官正在法院等我们。我以为询问最多持续1小时，结果等待我的却是长达3个小时的仔细盘问。他们非常礼貌，但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他们对细节的掌握程度甚至超过了我，离开时，我颇感振奋。
离开FBI总部，我开始联络普洛泰斯，我们曾约好在FBI的问讯结束后见面，现在过了3个小时，我觉得他一定已经离开。手机停机，我只得走到街对面的药店借用电话。“您好。”我问一位看上去很友好的药店助理，“能否让我借用一下电话？我要联系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让我这个刚刚接受了FBI盘问的英国佬备感欣慰。普洛泰斯一直耐心地等在街角，我们见面后拦了一辆计程车，先回酒店接南希，她一直在酒店应付接踵而来的媒体采访邀请。几个小时没有我的音讯，见我平安回来她非常高兴。
纽约突然下起了大雨，为避免误机，计程车加速驶向肯尼迪机场。我和普洛泰斯坐在后座，他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采访我，我们在皇后区颠簸的路上完成了访谈。7个小时后，我和南希抵达伦敦城市机场，下飞机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往西盟斯律师事务所，这是我第一次与休兰德及他的律师团队会面。
休兰德长得酷似演员科林·费尔斯，但举止稳重，给人一种威严感。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起早贪黑地起草文件，我常跟他开玩笑：“如果我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我会尽量提供丰厚片酬给费尔斯，让他出演你的角色，所以你给我开账单的时候千万要手下留情。”
日本TMI律师事务所在东京的律师也参与了一场我们的电话会议，该事务所是西盟斯律师事务所在日本的合作伙伴。令人不安的是，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TMI也声称存在利益冲突，休兰德立即开始寻找能够在日本为我辩护的律师。日本第二大律师事务所长岛·大野·常松法律事务所拥有良好的口碑，正如我找到休兰德的事务所一样，找到长岛·大野·常松法律事务所的荒川先生和盐崎先生也非常幸运。
这件事再次提醒我，日本有很多正直的人。虽然他们处于体制内，但仍愿意尽最大努力保护我的权益，同时也希望日本能够改变。
与真正的告密者会面
说到吹哨子，你可能会想起正在办案的警察或球场上的裁判。20世纪70年代，“吹哨子的人”（Whistleblower，原意为吹哨子的人，后用来指代告密者。——译者注）这个词因为行动主义者拉尔夫·纳德流行起来，他觉得“吹哨子的人”可用于取代有贬义的“打小报告的人”或“通风报信的人”。我不知道我是否算一个“吹哨子的人”。
在商界，“吹哨子”的举动始于美国，这类人也被称为告密者。1863年，为打击商家的欺诈行为，联邦政府颁布的《反欺骗政府法》是第一项保护告密者的法案。美国甚至成立了国家举报中心，该中心座右铭是“诚实无惧”。
直到1998年，英国才颁布了《1998年公众利益披露法》。日本则到2006年才出台了这样一项规定：告密者不得擅自接触大众媒体或其他外部团体，除非“有充分理由证明雇主对其忠告不予理睬，甚至有隐藏证据的行为”。
告密不是我的风格，我不是一名裁判，只是发现了自己的队友违反了规则。一位仍留在奥林巴斯的日本同事说我不是“吹哨子的人”，而是一个“敲钟的人”，我喜欢这种说法。失火后，会有人冲进教堂，敲响警钟，提醒大家灭火救人，我就像那个敲钟的人。
待在东京的那个星期，我还有最后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会见最初的告密者。虽然我们曾通过电子邮件短暂联络，我却从未与这个把奥林巴斯内幕告诉Facta的人见过面。我不知道那个人是男是女，属于哪个部门，我现在特别想见见这个比我勇敢很多的人。
报道这则丑闻的记者是山口义正，和空告诉他，让我和他的信息提供者见一面很有必要，经过双方沟通，最初的告密者终于同意见我。秘密会面被安排在和空家。我从东京市中心出发，搭乘地铁抵达和空家附近的根津站，到他家后，和空与妻子热情地招呼我。我脱了鞋，走上小小的屋顶阳台等待那位神秘人物，那天天色不大好。到了约定时间，告密者仍然没有露面，我担心他会临阵退缩。
这时，我听到两个人进屋，是山口和他的信息提供者，他们踏上屋顶的阳台。我当时情绪有些激动，给了这两位日本先生一个热情的拥抱，这让他们有点尴尬。拥抱全然陌生的人不合乎日本礼仪，但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并不是陌生人，我们一同经历了那么重大的事件。这位最初的告密者看上去彬彬有礼，没有英雄主义情结，也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势，他只是一位奥林巴斯的员工，当然，他不是普通员工，勇气使他出类拔萃。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告密者对我说的前几句话却是“很抱歉”。“你就任CEO后，我真的想过写邮件给你，讲明这件事的原委，但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跟他们同污合流，很抱歉。”“千万不要道歉。”我说，“你的选择完全正确，你那时不了解我，不知道能不能信任我，选择向杂志社曝光非常明智。”
我们坐下来，喝了几罐啤酒，吃了些饼干，聊了聊公司的好人与坏人，事情能有什么样的进展等。他渐渐放松下来，说道：“森久志，多么典型的日本应声虫。你能想象吗，他们大概想让他当总裁。”我点头同意，听着隔壁屋顶传来的交响乐，我产生了一种正身处某部电影的错觉。
“你知道的。”我说，“菊川暗示我不喜欢日本人时，我非常生气。”
临别时他微笑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日本？”
我坦诚地告诉他：“我也不确定。”
我将在下周日回到英国，继续我的人生，但我还不确定自己最终会走向哪里。下周一，告密者会回到奥林巴斯继续上班，继续隐藏自己，同时为公司的未来而奋斗。我握着他的手说：“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到的，无论什么时候，请一定告诉我。”我没有送他们，如果他们被看到和我在一起，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站在屋顶，看着他们走进一条小巷，又转进另一条巷子，最后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喧闹繁华的东京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