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功之路

[摘 要]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到1980年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制定了、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总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办法，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功之路。

[关键词]“双百”方针 “二为”方向 社会主义 文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3—0018—10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艰辛探索。其中有两次重大的关键性的决策：一次是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一次是1980年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简称“二为”方向)。前者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法、途径；后者指明服务的对象、目标。两者结合起来，完整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保证。本文试图分析研究提出和贯彻实施“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历史过程，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探讨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走上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功之路的。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党和政府面临的新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基于对过去盲目学习苏联的反思和觉悟，中国共产党决定走自己的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也是充满生机活力、充满创造精神的一年。中共中央在这一年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其中之一。

“双百”方针是在确定政治、经济各种新方针的同时提出、制订的。它的内涵的表述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而日益全面、系统。

(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与“双百”方针

与“双百”方针的提出有密切联系的，是发生在1956年春天的两件大事。一件是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另一件是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新形势、新任务出发，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一方面，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指导下，全面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动员全国知识分子积极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另一方面，要以苏为鉴，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探索中国自己的路。

当时，随着国民经济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党越来越感到知识和人才的缺乏，同时认识到建国以后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以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斗争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轻视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确有“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严重影响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

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这次会议最主要的内容是周恩来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有两个突破性的思想成果：一是全面评价中国知识分子取得的进步，肯定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定性”，给知识分子摘掉了“剥削阶级”的帽子，从根本上解放了知识分子。一是论述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给科学工作“定位”，作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论断，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这两大突破，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为“双百”方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前提。

为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着手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这样的形势下迫切需要一个领导科学工作、处理各种关系的总方针。可以说，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及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对“双百”方针有着强烈的内在要求。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注意到苏联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并开始考虑以苏为鉴、克服教条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路的问题。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指示》，对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对重大政策作了原则规定。这些规定，也为“双百”方针的形成作了政策上的准备。

(二)《论十大关系》与“双百”方针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一是以苏为鉴、抛弃教条主义，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采纳大家的意见确定的。它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但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把柄，在全世界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国际共运内部也引起极大的混乱。在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深入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启发下，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认识到，在苏共党内，文艺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有无数清规戒律。他们在领导科学文化上的教条主义对于我们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应该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采纳了讨论中的意见。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新方针。“双百”方针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双百”方针

毛泽东对“双百”方针作出全面、系统的阐述是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对“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和必要性，对“双百”方针的性质、内涵和政策原则，作了深刻、具体的论述，并且针对部分人的不理解、疑虑，着重说明这个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实行“双百”方针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双百”方针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实践。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他还进一步拓展“双百”方针的作用范围：“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国际上有人歪曲“双百”方针，国内许多人不赞成这个方针。

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坚决反对这一方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有些植物结的果实味道是苦的或者有损人的健康，还有一些植物长起来不受人的控制而会使它周围的作物的根因得不到养料而干死。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美国的杜勒斯之流也有类似看法，他说：“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是究竟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在国内，“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干部中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顾虑重重。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登载陈其通等4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代表了许多人反对“双百”方针的观点。文章立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多次批评这篇文章的错误观点。指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上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持这种错误观点的在党内不是少数。正如毛泽东所估计的：“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万多，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的，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写了他当时感受到的氛围，指出：“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双百”的贯彻实施，充满着曲折和斗争。

(一)为推动“双百”方针贯彻执行，毛泽东力排众议。身体力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以后，1957年3月27日，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在四天时间里，连续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作了四场报告，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问题。他要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以求贯彻实施。

在这期间有一件事引起他的注意。4月4日，他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等地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在会上有人提到了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的文章引起的风波。毛泽东当即表示支持这篇文章，批评干涉过多的做法。4月29日，《光明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读后即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并亲自写了“本报编者按”，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换的题目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个题目既是对百家争鸣作用的阐释，也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概括。他在一篇讲话提纲(上海报告)中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正是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从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谈话、报告、批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为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毛泽东身体力行，循循善诱，不遗余力地从各方面进行指导和推动，表现了他深远的理想、坚定的信心和开放、宽容的心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毛泽东对“双百”方针阐释的重点，明显偏于“斗争”的目的和意义。他还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就为此后一些人把这一方针曲解为“斗争手段”留下了口实。

(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对“双百”方针的阐述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邓小平在一次干部会上讲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说：“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段话把实行“双百”方针的意义，提高到发展真理、防止马克思主义衰退的高度来认识，对当时不理解这一方针的人来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双百”方针初步贯彻的成效

“双百”方针提出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贯彻实施。具体表现在：昆剧《十五贯》晋京演出成功，“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为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树立了榜样，并由此破除清规戒律，开放戏曲剧目；《人民日报》改版，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召开青岛遗传学讨论会，摆脱苏联教条，贯彻百家争鸣精神；毛泽东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指导正确贯彻“双百”方针，对怀疑“双百”方针的言论及时进行批评，纠正错误观点。

“双百”方针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广大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学术界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起来。在遗传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哲学、美学等方面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年间，学术著作出版的数量比1950～1955年问的总数还多。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也制定出来并着手执行。文学创作方面，初步打破了题材和主题的禁区，题材范围扩大，体裁风格多样，涌现了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作品。文艺舞台也很活跃。1956年3月，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共上演了49个不同题材、风格的话剧。8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演出我国古代和现代的各个时期的音乐作品。会演期间，还对有关音乐创作和演出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1957年1月，全国60多个专业歌剧团体在北京举行音乐舞蹈会演，20多天演出了360多个节目。

(四)“双百”方针遭遇的曲折

遗憾的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好势头没有保持多久。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遭到破坏。1958年“大跃进”运动，经济建设违背客观规律，影响到文化建设，“双百”方针被扭曲。1958年11月开始纠正已发现的“大跃进”中的错误，“双百”方针的贯彻重新有了起色。在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活动中，出现了一批优秀成果。一大批中长篇小说、电影和戏剧问世，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丰收期。可惜，这种势头，被“反右倾”运动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扼制了。中共中央从三年困难的挫折中吸取了教训。1961年经济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文艺、教育等政策也都进行了调整，重申必须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制定了科研、高教、文艺等各种工作条例，“双百”方针得到复苏。但接踵而来的是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以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文化界出现过火批判，“双百”方针又被弃置。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思想恶性膨胀，“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江青叫嚣“要革命派，不要流派”，张春桥露骨地说“百家争鸣，一家做主，最后听江青的”。“双百”方针几乎被扼杀殆尽。1975年7月初，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批评当时“百花齐放都没有了”，7月14日又当面批评江青，明确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邓小平以非凡的机智和胆识，积极进行调整，使文化沙漠露出绿洲。但这次调整很快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双百”方针的曲折和复苏，是同党的指导思想和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起落相伴而行的。当党的指导思想比较正确、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候，“双百”方针贯彻执行得就比较好，文化科技事业便繁荣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形势的好转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反之，则“双百”方针受到挫折，甚至完全不能贯彻，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就遭到阻碍、损害和破坏。

(一)“双百”方针写入宪法

“文化大革命”结束，历史翻开新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两个凡是”，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多年提倡的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也得到了认真的正确的实行。”这一切为党的文艺方针的贯彻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双百”方针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邓小平多次重申我们要永远坚持“双百”方针，并进一步阐发了它的精神实质。当有人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必考虑安定团结问题时，他严厉地批评道：这是对“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说，对思想战线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展开批评，就是不要“双百”方针了。他针锋相对地回答：“党的方针没有变，‘双百’方针还是要。但是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

新时期在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调整中，社会上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势，社会思潮纷繁驳杂。反映在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上，呈现出良莠不齐、新旧交织的复杂情况。极“左”文艺思潮还远未彻底肃清，坚持思想解放与固守思想僵化、半僵化还在激烈争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在文艺领域蔓延。文学创作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思想倾向不好、审美情趣低下、社会效果不好的作品，理论批评中也出现了少数背离马克思主义、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文章。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左”的和右的思潮、坚持思想解放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调整文艺政策，确立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二为”方向，发展了“双百”方针，促进了文艺事业的繁荣。

(二)“二为”方向的提出和贯彻

“二为”方向的提出和贯彻有一个历史过程。

1. 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词》

1979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举行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如果说，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伟大开端，那么，第四次文代会则预示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文代会上的《祝词》，就是其主要标志。

邓小平的《祝词》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把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为“问题的中心”。他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重要观点，强调文艺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要“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还指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这些论述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祝词》还进一步把文艺工作放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下，指出：“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邓小平谆谆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从人民中吸收营养，“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他强调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他还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出发点，从题材、风格、形式等方面，指明文艺领域应如何贯彻实行“双百”方针。

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并严肃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行政命令必须废止”。“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祝词》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精彩篇章。它既是对文艺史上进步文艺传统、尤其是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传统的深刻总结，又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指明了唯一正确的方向。《祝词》为“二为”方向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

1979年11月1日，文联主席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全面回顾总结文艺工作30年的历程和经验教训。他说：“归纳起来，主要是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问题，一个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其中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一个是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也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问题；一个是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贯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的问题。”报告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他说，因为我们的文艺肩负创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宏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来一个思想的大解放。“文艺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是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个新的实验。”它“保证了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有互相竞赛和互相争论的自由。也就是说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自由竞赛的方法，来发展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文化艺术。”

198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重申“双百”方针，指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展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切实保证人民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中竞赛和争论的自由，创造一种适宜于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气氛，广开言路，广开才路，把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和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文学艺术。”

3．《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公布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后来被简称为“二为”方向的新口号。这是根据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精神，特别是邓小平的《祝词》的精神，集中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智慧，提出的更科学、更具有概括性的新口号。社论指出：“为人民服务，这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唯一宗旨。社会主义是现阶段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离开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么?没有，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除了一小撮敌对分子外的全体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根本需要服务，在今天，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总之，“我们主张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广泛继承和吸收历史上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鼓励一切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人民审美需要的艺术探索。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又是一条无比广阔的道路。”社论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

“二为”方向是建国以来党领导文化工作经验的结晶。早在1959年，周恩来就曾提出：为了文学艺术的健全发展，“应当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0年代初，为了纠正文艺界愈益严重的“左”倾思想，积极贯彻“双百”方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艺界进行了包括文艺方向具体提法在内的文艺思想大调整。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社论指出：“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我国人民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社论表述的这个口号，显然是纠正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理解得过于狭窄的偏向。在后来制定的“文艺八条”中，又明确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忽视人民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把文艺为政治简单地看成只是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和宣传某些个别的具体政策，忽视和抹杀了艺术的特点，把政治和艺术等同起来，这就妨碍了文艺的多样性独创性的发挥，妨碍了文艺作品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助长了千篇一律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这当然是对执行“文艺为政治服务”中存在的偏差的批评。1963年，周恩来又明确提出：“文艺工作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祝词》指导下所写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及其提出的“二为”方向，是对周恩来多年来反复阐述的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二为”方向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周扬的报告稿送请有关同志审阅修改。胡乔木、邓力群写信给胡耀邦转周扬，着重谈了如何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认为能否正确阐述这个问题，是开好文代会的关键。信中说：“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中简要地说明了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理由：“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和会后，文艺界对新方向如何表述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当时主持文艺领导工作的贺敬之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最后决定用“二为”来表述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1月23日，贺敬之在中宣部第三次理论座谈会上建议：“可否在‘我们的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之下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光提前一句，可能使一些人误解为只是一个服务对象。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指出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这项建议很快为党中央所接受。12月，贺敬之在电影局召开的影片观摩学习会上对这一口号又作了论证和说明。他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为人民服务，具体的涵义是为广大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而不提只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更科学的。文艺反映政治生活，对政治起重大作用，但文艺并不是只反映政治生活，只对政治起作用。”“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是不能完整地反映文艺的客观规律的。提为社会主义服务，却可以包括文艺反映生活和文艺社会功能的各个方面，又表述了文艺的时代性和阶级性质，因此是正确的、科学的。”这些论述，对于人们了解“二为”的精神实质，正确理解和宣传“二为”方向，产生了重要作用。

4．排除干扰，反对错误倾向

“二为”方向提出后，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但在贯彻执行中也受到种种干扰。如果说，以前“双百”方针的贯彻，主要受到“左”的、僵化思想的阻挠，新时期以来，则更多的是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一些人要“双百”方针，不要“二为”方向，而他们所理解的“双百”方针，是要求绝对自由，提出所谓“背对生活，面向自我”、“艺术就是自我表现”、“文学活动也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要远离生活、远离政治等完全背离“二为”的主张。

这些错误论调引起邓小平的极大关注。他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他进而尖锐地批评理论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一些人对“二为”方向表示冷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伟大业绩缺乏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正确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他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进入新时期以来，在“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指引下，文化、艺术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老一代文艺家精神焕发，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出，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问文艺等各个门类，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农村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组成部分的群众文化活动，其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果，也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结果。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提出“双百”方针到提出“二为”方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制定了总方针、总政策。在贯彻实施“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过程中，又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种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提出“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等各种具体的方针、政策、要求和办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比较完整的一套体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经过曲折发展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途程中，要很好地学习研究，继承发扬。

[参引文献]

[1]《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5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3]转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5]《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页。

[6]《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文汇报》1957年4月9日。

[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8]参见王均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北京青年报》2003年12月22日。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454、405页。

[10]《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12]转引自魏天祥《文艺政策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244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

[15]《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杨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