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文化中的中国父亲
时间：2021-01-14 08:01: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李安的作品《推手》表现了一个在异域文化中的中国父亲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寻求，再现了父权如何在西方文化语境下从强大到无奈的退让再到开始新的建构这一过程，人物实现了旧身份的消解和新身份的重构。用戈登·马修的人类文化学的理论来考察电影中父亲的个体文化身份的建构及身份焦虑问题，可以看到，当自身文化与身份受到挑战和消解时，在坚持文化仪式的表演和个体的自由选择中，父亲的身份得以重新构建。
关键词：推手 中国父亲 文化人类学 文化身份
引言：
《推手》是李安的“父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电影承载了厚重的文化内涵，朱老先生是一位位典型的中国式的父亲。父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把“文化”和“父亲”这两个角度结合起来分析李安的这部电影能更深层次地探索文化间的冲突。本文将以戈登·马修的文化人类学为主要工具，同时结合文化研究的理论，考察《推手》这部电影中展现的中国父亲作为“漂泊者”在异质文化中的身份焦虑问题及重新构建文化身份的过程。
个体之于文化，马修认为个体是自由能动的，他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建构自身。他认为，“个体的文化建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发生在无意识层面，个体被某一种语言和一套社会文化规范所浸润，无意识地认同该文化，是“想当然”的文化建构；第二个层次的建构外在于个体，但被强化到意识领域，可以成为“别无选择”的文化建构；第三个层次发生在有意识领域，可定义为“文化超市”层面的文化建构”。[1]在这个层次，个体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来完成身份建构。李安的电影《推手》可以说是对一个在异域文化中的个体身份建构的一个经典阐释，借助马修的理论，本文将对这部电影中的中国父亲在美国的“文化超市”里面临的身份焦虑以及寻求认同的历程进行分析。
一、传统文化的自信：父亲的文化依恋
《推手》的主角是一位太极拳大师，同时深谙中国书法。老年想过子孙同堂的日子，于是从北京来到了纽约。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的老父亲，他每天坚持打太极、练书法、吃中餐，过的依然是“老北京”式的生活，因而与儿子的美国家庭矛盾重重。
在影片的开头，老父亲在房里练太极拳，他神态安详平和；而另一间房里洋儿媳玛莎在键盘上敲字，她一脸的焦躁，显然内心是狂躁不安的，二人一静一动形成强烈的对比，似乎在这种对照中我们能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优越感。父亲娴熟自然地施展太极招式；美国儿媳心浮气躁地敲打着键盘。简单的几个动作、神态就显示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中国倾向于日神文化，西方偏向于酒神文化。日神文化是理性文化，比较强调礼仪、秩序、中和、适度；酒神文化强调张扬个性，比较热情外向，容易陷入偏激、狂热、焦躁中。”[2]来自中国的朱老先生通过打太极，可以达到了心境平和的境界，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静”功夫的修炼；而玛莎急速而焦躁；这就是“静”文化与“动”文化的区别。
此时的朱老先生并没有感觉到异己文化的侵袭和干扰，在太极拳的悠闲自如中，在对书法的自我欣赏里，在唱京剧的自我陶醉下透着一种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深深的眷恋。虽然是在美国，他也可以凭借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异国找到精神归属。当两种文化冲突还没有达到白热化时，他可以陶醉在自身的文化中。按照戈登·马修的观点，个体文化建构的第一个层次发生在无意识领域，这是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此时的朱老先生是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中建构自我。
二、文化冲突中的身份焦虑：父亲的“文化表演”
在中国文化里，父亲在家庭中有绝对的权威。在影片的最初，朱父具有一种中国式父亲的威严，但是接下来的几个场景展现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尖锐性，父亲的威严不断遭到挑战，微波炉里的一声爆炸招来了洋儿媳的一句shit！这是父亲权威受到挑战的开始。继而在晚餐时玛莎跟父亲抢着要和丈夫说话，这与中国尊敬长辈的古老传统是相违背的。父亲和玛莎象征着两种势力的争夺，而在这争夺中，父亲并没有显示出优势。
当玛莎拒绝吃肉时，父亲用传统的中国观念解释说：“蔬菜属于阴性，而肉类属于阳性，二者结合才可以阴阳调和，保持健康。”他坚持的是一套中国传统中医的阴阳调和观，美国媳妇当然不懂。当玛莎胃病发作时，他试图用太极的手法帮她治疗，玛莎因恐惧反而病情加重。当儿子也抱怨父亲时，那一刻我们看到了父亲的无奈、委屈和落寞。后来，玛莎又因为牙痛，朱父想要再次帮助她时，她惊恐地躲开了。身处两种文化中的人物间的误解不断深化，冲突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西方文化的国度里，面临着玛莎，朱父的中国文化的表演都失败了。
朱父坚持用“文化表演”的方式来抵抗他者文化的侵袭，那种阴阳调和观以及用太极打通经脉治病都是中国文化语境的产物，父亲通过行为仪式将这些观念强化到自己的意识里。由此可以对应马修的个体文化建构的第二个层次---“别无选择”的文化建构，当自己的文化和观念遭到冲击时，通过对固有文化的坚守来强化已有的文化观念，在有意识的领域内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
三、“漂泊者”的身份重构：父亲的出走
“人物从一种文化中走出来，又不得不面对另一种文化的选择，漂泊的行为会将浪子更快地逐向某一种文化中：要么回到原来的“家”，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家”，无论是回归还是出走，都体现了漂泊者对他者文化的一种无奈和自我妥协”[3]当父亲与美国儿媳发生了种种误解和冲突时，为了不为难儿子，他悄悄离开了。父亲去了唐人街，此时的他已经放弃了儿孙绕膝的认同追求。“朱父从儿子家出走是一种无根者的出走，带有一种妥协和无可奈何的意味，是他对自身文化属性不得不为之的逃离。”[4]他身上那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美国处处碰壁。无意识层面的文化建构让他不自觉地表演了中国的文化仪式，以此来维护他的文化身份。但是，作为一个外来的漂泊者，他显得势单力薄，最终的身陷囹圄象征着他维护自己文化身份的努力彻底失败。
在美国这个“文化超市”里，中国文化必然会遭受挑战，作为父亲，他在家庭的中心地位已经被瓦解，可以说是无家可归了。因此，他必须重新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照马修的理论，他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选择的自由，对朱父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唐人街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影片结尾，朱父与陈太太这两位来自中国的老人已经放弃了几世同堂、儿孙绕膝的文化追求，选择在唐人街建立自己的新家，重新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重新寻找精神归属与文化认同。
结语：
李安的这部电影讲述了中国父亲经历了文化冲突的阵痛、妥协，再到最后的重新构建文化身份。从初来乍到时的文化自信，到自身的权威和文化遭受挑战后的身份焦虑，表征了中国父亲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所遭遇的文化身份问题。在经历了文化仪式的表演以及表演的失败后，他在美国的文化超市里重构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漂泊者，他在不同文化的撞击下，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整合与建构，最后重新寻找文化皈依。“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漂泊者出走后所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异己文化所同化，要么重返原先稳定的父权文化体系中。”[5]而影片中的父亲既没有被异己文化所同化，也没有回到原先的父权文化体系中，在作了某种妥协后，有选择地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在个体文化建构的第三个层次上的“自由”选择。
注释：
[1]吴桐 《散居与想象的共同体---论电影‘推手’》[J] 大众文艺2010（13）
[2]李洁 《论李安电影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认同》[J] 时代文学2009（20）
[3]唐璐 《出家与归家的自我诘问---从李安家庭三部曲到《卧虎藏龙》[J] 电影评介2011（18）
[4]同上
[5]刘鸽 《李安电影中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家庭三部曲”为例》[J] 东京文学2011（7）
参考文献：
[1]吴桐： 散居与想象的共同体—论电影推手[J] 大众文艺2010（13）
[2]胡影：从电影推手看中西方文化的冲突[N] 文艺生活2010（7）
[3]李洁：论李安电影的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认同[J]时代文学2009（20）
[4]张琳：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李安电影[A]-电影评介2010（13）
[5]高媛媛：喜剧性中父权文化的平衡—李安家庭三部曲探析[J] 华文文学2007（17）
[6]鲁蕾：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文化身份建构—解析《推手》和《喜宴》[J]电影文学 2011（9）
[7]李晨： 论李安电影的东西方文化观—解析“父亲三部曲”[J]华文文学2004（2）
[8] 张兆蕾：伦理视域中的冲突与超越——李安电影研究[学位论文]2007（4）
[9]黄丹：“家”的寓言：李安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隐形书写[J]当代文学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