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阶级意识溯源

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所谓的鲁迅“转向”时期，通过与后期创造社等各方的论争，鲁迅获得了自身的阶级文学观。鲁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与后期创造社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有着某种直接关联。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梳理，以期对鲁迅的深入认识，对我国关于“阶级意识”理论的深入研究有所借鉴。

关键词：鲁迅；阶级意识；后期创造社；福本主义；卢卡奇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161-007

鲁迅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认识到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起初的怀疑“革命文学”转变为肯定“无产阶级文学”，承认文学的阶级性，认同文学始终受阶级意识支配。这一时期是鲁迅思想的“转向”时期，通过与各方展开革命文学论争，尤其是同后期创造社的论争，他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探索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最终形成了自身的阶级文学观。鲁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与当时国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有着紧密关联，同当时后期创造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密切相关（这里并不否认鲁迅受国内外其他作家、理论家的影响）。

一、 阶级意识的突显——后期创造社对

鲁迅文艺思想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中苏外交关系断绝，思想交流严重受阻，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中国的联系较之苏联更为直接。”[1]148此时，留日归国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尽管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却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鲁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起初，鲁迅对革命文学是持怀疑态度的。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以《革命时代的文学》为题目作演讲时，已关注到“革命文学”，认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2]418，他对大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分三个阶段来分析。一是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革命没有什么影响。二是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因为“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2]420。三是革命成功之后，会产生了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不过他认为“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2]421；“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2]421-422由此可见，尽管鲁迅谈到了革命文学，却认为当时中国没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存在的仅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是读书人的文学。虽然鲁迅承认革命文学的存在——“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3]82，但他对“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却是持怀疑态度[2]423，曾明确讲道“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3]83，对“文艺是革命的先驱”也持怀疑态度[2]559，对当时中国存在的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更是持怀疑态度[2]543-544。

后期创造社掀起的这场文化运动对鲁迅所产生的影响，鲁迅在1932年《<三闲集>序言》中曾坦陈：“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3]6从鲁迅的这段言词中，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三点：第一，鲁迅正是受到后期创造社的影响，才“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第二，鲁迅在此之前是只信进化论的；第三，鲁迅在“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之后，认识到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正是通过同后期创造社的文艺论争，鲁迅在清醒地看到前者患有严重“左”派幼稚病的同时，由起初的怀疑“革命文学”转变为肯定“无产阶级文学”。1928年3月12日，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对成仿吾的《祝词》及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主张，明确表示肯定：“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3]63这实际上是赞同了李初梨的主张，即“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4]；“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也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4]。由上可知，鲁迅接受了后期创造社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文学”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后期创造社对鲁迅的影响，使后者不仅赞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且把之后诞生的“左翼作家联盟”也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亦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5] 590。此外，由于后期创造社的影响，鲁迅不仅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而且主张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他认为：“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成功，于大家更有益。”[3]135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鲁迅才在1929年至1931年短短的时间内译介了一系列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如1929年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的论文集《壁下译丛》（北新书局印行）、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大江书局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大江书局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1930年译俄国G·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光华书局印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的论文及演说《文艺与批评》（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及决议《文艺政策》（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苏联A.雅各武莱夫的长篇小说《十月》（神州国光社收稿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今尚未印）[3]180，1931年译苏联A·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三闲书屋印行）等。除以上他本人的译著之外，鲁迅还校阅了一些其他译著，如任囯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胡斅译苏联A·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董秋芳译俄国V·但兼珂等作的短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孙用译匈牙利裴多菲·山大的民间故事诗《勇敢的约翰》及李兰译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等，校阅约十几部译著。鲁迅之所以在此期间如此致力于翻译方面的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理念支持外，他还认为文艺界“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3]184。正是针对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太过于重在宣传，鲁迅才如此重视翻译工作，他的译著也是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如他所说的“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3]210。

尽管鲁迅是在后期创造社的影响下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也的确客观存在，但也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鲁迅毕竟不同于后期创造社，前者对后者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那时（1928年初至1929年初——笔者注）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即后期创造社成员——笔者注）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297

相较后期创造社成员而言，鲁迅更深谙中国的国情，他从中国的文化实际出发，对后期创造社所倡导的极“左”理论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批判。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一切文艺是宣传”[4]的观点，鲁迅虽赞同，却看得更透彻，警示当时的革命文学家须注意文艺与宣传并不能等同，文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3]84，他认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3]84，这些观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其次，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主张，鲁迅以极其深邃的洞察力，对该主张有着更清晰、更透彻的认知，他认为文学“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3]204-206。再者，鲁迅对“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观点仍是持怀疑态度：“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3]134不过，他并非完全否定文学的作用，他在《文学与革命》中曾谈到：“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3]83最后，尽管鲁迅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但对后期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却是保持着深刻的批判意识，认为它不过是一个题目，而缺乏现实的内容。[3]135、[5]590-591

综上可见，鲁迅并不完全赞同后期创造社所强调的那种文学的阶级性，但是前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却与后者的影响有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强调阶级意识、突显文学的阶级性并非后期创造社的独创，而是后期创造社照搬当时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把福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带到了中国。然而，这种“阶级意识”理论也并非福本主义的首创，而是来自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

二、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高扬——

卢卡奇对福本主义的影响

福本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以批判山川主义而确立的一股左翼思潮，它于1924—1927年在日本风靡一时，之后虽失去主导地位，但却对日本整个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乃至文化运动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福本和夫（1894—1983），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1923—1924年先后留学英、美、德、法各国，在德国期间，师从科尔施并结识卢卡奇，卢卡奇以《历史与阶级意识》相赠。[6]当时该书在国际上影响甚大，对青年福本和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福本主义（1）这种带有鲜明政治激进主义色彩的“左”的思想，主要具有异化、阶级意识及党组织理论的基本特征。前两点明显受《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后一点直接受到了列宁的建党思想的影响，但也有卢卡奇思想的作用。正是由于卢卡奇的极大影响，1927年日本思想界才出现这一译介情况——《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阶级意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两篇文章同他的《列宁》一起被译成日文出版[7]。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包涵了三个基本概念：物化、总体性（或整体性）和阶级意识，虽然是由八篇论文组成，但“物化”始终是全书的核心。尽管卢卡奇当时未能将物化与异化完全区分开，但他却是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物化”一词，从商品拜物教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卢卡奇认为，异化是总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握这一总体，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必须作为阶级而出现时，意识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时，才可能消除异化，因此，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福本和夫受卢卡奇的影响，用异化的思想来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力图克服那种局限于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肤浅认识，提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基于它自身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自觉。

关于“阶级意识”这一概念，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予以强调，并在专门的论文《阶级意识》中，作了非常明确的解释：

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8]107

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8]136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意义：

这种感受总是要在眼前的局部利益中变具体的。如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应该回复到空想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话，那末就绝不能跳过眼前的局部利益，这就是说，眼前的局部利益可能具有双重的功能：或者是通向目标的一步，或者是把目标掩盖起来。究竟是发挥哪一种功能则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不取决于局部斗争的胜利或失败。[8]136

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8]139

卢卡奇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对于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觉醒，曾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过分强调意识在革命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带有政治激进主义的“左”的色彩。

正是受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些革命学说的深刻影响，福本和夫才形成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论及独特的革命阶段论（2），以理论斗争、意识斗争来指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过他将“阶级意识”提升至“理论斗争”的高度，“将意识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都是同义词）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并把它放在斗争过程的首位”[1]75，虽然极“左”，但从一定侧面也彰显出卢卡奇对其影响之深。

为了更好地实践无产阶级的意识斗争，福本和夫提出了“分离结合”的党组织论。这一理论除了受列宁建党学说的影响外，同时也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用。关于党的组织理论问题，卢卡奇作了深刻的思考并专门撰写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批判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的组织理论，披露机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有机的’、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8]401，批判这种学说“设想无产阶级会通过缓慢的扩展逐渐争取到人口的大多数，通过纯粹合法的手段获得政权”[8]401。这些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福本和夫，他一回到日本就严厉批判支持解散日共、消极重建日共、主张实行工会主义政策的山川主义，极力倡导重建日共，强调党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然而，福本和夫提出的“分离结合论”（3）与“理论斗争”，却是机械地运用了列宁和卢卡奇的理论学说，没有看到理论、实践与组织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懂得“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8]396，不懂得只有选择正确的组织方法才能把理论变成实践，不懂得“只有侧重组织方面的分析才使得有可能从实践观点对理论进行真正的批评”[8]398，才致使其把斗争仅局限于理论斗争，导致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使党和工农群众脱离，群众之间则因思想上理论上互相对立而分裂”[9]。从以上分析可知，福本主义是“以对纯粹的阶级意识的追求为特点”[1]75的左翼革命思想，足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之影响甚深。

三、 倡导文学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福本主义对后期创造社的影响

1927年10月至1928年，后期创造社（4）成员在国内革命文学运动形势的鼓励下，先后从日本归国，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他们把日本福本主义带到中国文艺界，“他们回国参加文学运动的全部计划都是在日本形成的，当时正是福本主义风卷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期间”[1]77。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日本期间就建议创造社转变方向，回国后便高举革命文学的旗帜，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日留学期间，受到当时风靡一时的福本主义的影响，这已被学界公认。不过，有学者认为，“在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福本和夫的名字”[1]76，却与事实不符。1928年11月至12月，沈绮雨（沈起予）在《日出》旬刊第3、4、5期连载了他的《日本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怎样经过它的运动过程》一文，不仅对“日本无产艺术运动的过程”作了专题研究，且专门谈到了“福本和夫”[10]。此外，创造社元老郑伯奇也曾在回忆后期创造社时提到了“福本和夫”：

日本也有一个大学教授，名叫福本和夫，他曾参加组织日本共产党，很“左”，当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11]913

郑伯奇还特别讲到李初梨、冯乃超：

他们两人在日本时间相当长，日本话讲的非常流利，对于日本文学和当前世界文学情况都很熟悉。那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盛行，大学和高校的学生颇有参加者，他们也受了相当的影响。[11]869

对此，1978年，冯乃超在回忆日本留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时，坦承其受到了福本主义的影响：

国际上，“左”倾教条主义之风盛行，在这个影响下，日本的青年学生中流行着“左”倾的“福本主义”。高等学校教授福本和夫的著作成为风靡一时的读物，他的全盛期是在1926年左右……福本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日本的左翼文化运动中曾给青年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少危害……当时日本左翼文坛主张“既成作家”都一定要“转变方向”，这一点，后来竟成为我回国以后批判鲁迅的张本。[12]

正是由于福本主义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盛极一时，才为在日本学习的后期创造社成员接触其思想、接受其影响从客观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后期创造社成员所提倡的理论斗争、文学的阶级性及其在倡导过程中强烈的论争批判色彩，我们可以辨清福本主义对之影响的思想脉络。

后期创造社强调理论在斗争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1928年初，冯乃超发表了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文章，率先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提出革命文学必须有“严正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人生观作基础”[13]。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不仅鲜明地高举理论斗争的旗帜，而且将文学的阶级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融入理论斗争之中，并把该论文“权且作一个‘理论斗争’的开始”[4]。之后，他更加鲜明地强调“理论斗争”的迫切性，呼吁“在我们的无产文艺阵营里面，‘理论斗争’是刻不容缓的一件急务”[14]。几乎与此同时，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也积极响应、倡导“理论斗争”。他认为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必须掌握科学的理论方法，为“理论斗争”在中国的宣传起了一定的铺垫、推动作用。

在突显文学的阶级性这一点上，冯乃超阐明了革命文学的本质——“必然是Agitation-Propaganda”（鼓动、宣传——笔者注），主张文学艺术的任务，也是革命文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当时中国民众反抗的情感、求解放的欲望及强烈的革命思想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疾呼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明确提出“政治家该具有艺术的心，艺术家也该具有政治家的头”[15]。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坚持文学“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4]，强调文学的阶级意识，并提出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要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彭康也积极著文响应，强调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着重指出文艺是“意识形态（Ideologie）”的，是思想、感情的组织化，进一步阐明：“革命文艺，普罗列塔利亚文艺，在中国的现阶段，也不应仅限于描写无产阶级，更不必要无产阶级自身来写……革命文艺的内容，描写什么都好，只要在一个一定的目标之下，就犹如斗争虽然多都是朝着一个目的一样。封建势力，军阀，帝国主义，工农生活，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等，都是革命文艺的内容。”[16]这些内容的提出与宣扬，丰富发展了革命文学的内容，提升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水平。

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理论斗争以及文学的阶级性的倡导，是在同文学革命论争的过程中进行，呈现出极强的批判色彩（5）。

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福本主义的接受，不仅体现在以上三方面，从他们创办的刊物及其相关著述或译介的日本文艺著作中，我们也可识认。20世纪20年代末的后期创造社，为了更好地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积极创办一些期刊杂志，如《文化批判》（1928.1.15—1928.5）、《流沙》（1928.3.15—1928.5.30）、《思想》月刊（1928.8.15—1928年底或1929年初）及《创造月刊》（1926.3—1929.1）、《日出》旬刊（1928.11.5—1928.12.15）等。他们以这些期刊杂志为主要阵地，进行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并有比较具体的理论分工，冯乃超、李初梨负责文艺理论和批评，彭康担负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朱镜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形势，李铁声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对中国现代革命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后期创造社成员所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都是通过日译本介绍至中国，是在他们把福本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完成的。

经过以上抽丝剥茧的探析、溯源，便可理出这一事实：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阶级意识，源头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该理论经日本福本主义由后期创造社传至中国。正是由于福本主义、后期创造社的影响，鲁迅不仅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而且也接触到了卢卡奇的论著。正是由于后期创造社“挤”鲁迅认识到须看“几种科学底文艺论”，鲁迅先生才于1928年2月1日往内山书店购买了日译本卢卡奇的《何谓阶级意识》[17]、[18]，成为最早接触到卢卡奇著作的中国作家之一（6）。这一时期，“阶级意识”理论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充分说明了一种理论“旅行”的现象：一种理论思想进入另一种异己的文化绝非畅通无阻，无论这种理论自身多么深刻、重要，其在异域的旅行、完全（或部分）地被接纳是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同时，鲁迅对“阶级意识”理论的批判和吸纳，也印证了一种文化接受的事实：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接受一种异己的思想文化，绝不会盲目地全盘接纳，只会从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性地进行吸收。

注释：

（1）1924年9月，福本和夫回到日本，针对当时消极重建日本共产党、忽视党的领导权与先锋作用的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主导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重新组建日本共产党。山川主义忽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积极支持解散日共，认为列宁的建党思想不符合日本的客观情势，倡导无产阶级运动大众化的政策。针对山川均的消极主义，福本和夫多次著文予以批判，批判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思想为经济主义、工会主义、折中主义，批判山川均的消极建党思想，积极倡导重建日本共产党。福本和夫的这一系列革命主张，迅速赢得了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1926年12月，日共召开重建党组织大会，福本和夫一跃成为日共领导人，其思想由此也正式成为日共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然而，由于福本主义具有左倾宗派主义的特质，加上卢卡奇（他本人因《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福本和夫都先后批评布哈林不懂辩证法，而当时主持共产国际的正是布哈林，这些都注定了福本主义的命运。1927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通过了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即《日本<1927年纲领>》，批判了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折中主义和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宗派主义，参加会议的福本和夫回到日本后不久便被捕入狱，福本主义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主导地位结束。

（2）福本和夫独特的革命阶段论：第一，阶级意识（通过斗争，逐渐形成，并在一定条件下飞跃为意识革命）；第二，政治革命；第三，经济革命（利用政治革命来推动经济革命）。

（3）所谓“分离结合论”是指根据马克思的结合原理，从事结合前的分离工作。

（4）（5）关于创造社的分期问题和后期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呈现的极强的论争批判色彩特征，详见作者的《后期创造社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中的得失》（《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一文。

（6）关于鲁迅先生往内山书店购买的日译本卢卡奇著作的书名问题，学界存在着不当的表述。黎活仁先生在论著《卢卡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认为鲁迅先生购入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实则不然，这一问题在《鲁迅全集》第15卷“书刊注释条目”的日文部分第832页，有详细注释：“阶级意识トハ何ヅャ《何谓阶级意识》（今译为《阶级意识》——笔者注）。匈牙利卢卡契（G . Lukács）著，水谷长三郎，米村正一译。昭和二年（1927年）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与阶级意识》尚没有完整的日译本。卢卡奇论著最早的日译本出现于1927年，日本翻译界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抽出两篇文章《何谓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加上《列宁》，将它们译成日文出版，这也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次被译为其他语言在世界上出版。因此，鲁迅先生1928年2月1日得到的这一日译本应是《阶级意识》，而非《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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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岳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