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学者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多元视角考察

摘要：如何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视角探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对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研究中国外交与战略的重要考量。客观上讲，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还没能为国际关系学创造自己的理论，但其自身有着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正在不断地融入到国际关系学的大学科中。一些美国学者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脱离了国际关系学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本身，归咎为中国决策过程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偏低，中国在国际制度中行为数据较少等。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Johnston)ik为，美国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不能把‘中国案例’纳入到学科辩论中。”本文对美国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正在吸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实证研究视角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美国学者；中国；外交战略；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4-0054-10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及其战略的研究经历了几次转变。它伴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角色的转变而变化。中国从冷战时期的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后冷战时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很大影响。今天，中国已取代美国作为东亚国家的“增长引擎”的地位，并成为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首要出口市场。中国正在运用其增长的市场权力改变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冷战时期两极格局对抗下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制度化全球秩序的参与降到最小程度。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全球和地区各种组织和机制的积极参与者。金淳基(Samuel Kim)、汉劳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和奥克森伯格(Michel 0ksenberg)等人研究中国参与冷战后世界秩序重新建构，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在多边机制中的角色转变的理解，也有助于美国学者考察中国在不同的多边组织中的行为。

一、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国内政治视角

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外交政策的方向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外交战略时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学者通过广泛地接触中国的现实社会，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内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国内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还存在争议，但关注的领域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迅速调整，中国与大国、邻国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美国学界出现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热潮，一大批学术成果先后问世，尤其是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彬(Robert Ross)对许多著述进行了综述性研究。史蒂夫·列文(Steven Levine)的研究表明，冷战时期中国将全球视角置于地区问题之上，使“反苏”成为其亚洲政策的基础。。尤金·劳森(Eugene Lawson)和陆伯彬等人在考察和分析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时认为：中国在1975年西贡被攻陷后，尽力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来降低越南同苏联合作的动机。当苏越安全关系拓展以后，中国对越南的敌意增加了。雅科夫·弗尔兹伯格(Yaacov Vertzberger)研究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印关系问题。但重点不在于印度的对华安全认知和中印关系，而在于分析危机决策时涉及到的认知向度。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随着来自北方安全威胁的消除，中国正在向“崛起中的大国”方向发展。美国学者们开始关注一个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如何对待它的邻国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钱明健(Michael R.Chambers)以及维克托·查(VictorCha)等考察国际体系转变后，中国在东亚、东南亚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研究中国崛起时代亚太政治格局可能出现的权力转变。戴维·康(David Kang)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当地国家向中国倾斜，因为亚洲文化倾心于等级式秩序。关于中国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因素，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政策仍是政治精英们的保留舞台，他们决策时相对较少受到国内政治的限制”。事实上，中国精英间的政治博弈结果会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因为精英阶层的不同成员常常持有不同的外交政策倾向。

冷战结束后，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继续体现在对其外交政策的研究之中，但焦点已转移到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上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中国领导层在对外交往中如何争取民族主义合法性。如爱伦·惠廷(Allen s.Whiting)的《邓后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赵穗生的《构建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等，其研究路径采取考察自主性公众舆论的方式，论述大众民族主义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在考察中国国内的各种机构在国家对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时，鲍大可(A.Doak Barnett)使用访谈法，其研究路径主要是关注决策过程和外交政策机构。改革开放后，参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机构除了中央和政府的专门机构外，还有军队、国家安全部门、大学和思想库等，它们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美国学者考察的对象。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和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的著作涉及有关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外交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中国的国家安全研究机构》，《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问题和展望》；《中国军队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等。。美国学者不仅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重要性，强调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延续性，而且还研究中国外交政策机构、以及社会发展对中国外交政策变革的重要影响。托马斯·芬格(Thomas Fingar)认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国际环境的稳定性确保了中国在国内发展计划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基本延续性。而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则提出“国内反对力量影响安全政策的程度是由中国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观点”。在中国的对台政策研究中，华安澜(Alan M.Wachman)强调，持久的战略因素比中国变化的国内政治条件更加重要。陆伯彬的观点是“中国台湾政策的变化反映的是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是民族主义或精英间的政治冲突。”

大量不同的中观理论都可以归于国内政治的名目，如官僚政治、政治文化、领袖争端解决机制、机制类型和外交政策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学者们常常对国内政治学解释抱有浓厚的兴趣。关于外交政策对国内要素的要求，在列举并分析了西蒙斯(J：D.Simmons)、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的“派系主义”、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的“中国国内官僚结构和利益以及对外开放的过程”、崔大伟(David Zweig)的“组织兴趣和对外经济政策”、李侃如、奥克森伯格的“政治认知文化”、戴维斯·鲍勃罗(Davis B.Bobrow)、史蒂夫·陈(Steve Chan)、约翰·克林根(John A.Kringen

)的“国内无秩序和对外关系”、以及泰勒·弗拉瓦尔(Taylor Fravel)对国内社会政治条件和中国解决边境争端的研究、傅士卓(1loseph Fewsmith)、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对中国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后，人们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验证国内政治因素导致外交战略选择的变化。江忆恩认为，由于中国的决策缺乏透明度，因而一些成功的案例研究需要依靠新的档案资料及相关行为者的大量访谈。理论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还伴随着方法的多元化。

二、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

尽管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的研究没有直接运用中国外交政策来发展理论，但他们坚持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外交政策。柯庆生与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合作的课题以相似的脉络对“连锁囚犯型(chain-ganging)”和“推诿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进行了研究，这是大国间同盟行为研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模型之一。江忆恩强调，中国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关联性，尤其是关于大国的界定，实际上，中国占据了1949年以来国际体系大国时期的百分之二十。

江忆恩提出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相结合的三点理由：(1)它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有益，国际关系中的理论视角和结论能成为解析中国外交政策实质的指针；(2)它能帮助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者，自觉实现解释性推理(explanatory inferences)的最大化；(3)国际关系理论将从中获益。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正在从其他领域吸收大量的理论，如中国崛起时的表现将会是维持现状还是倾向于变革?到哪里寻找这类指标?当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否能用比中国“帝国论”或者“后殖民主义论一极端主权论一民族国家论”更好的解释?回答这个问题，先应找出这两种外交政策的衡量指标，然后寻找支持或反对的证据。这些指标以往多来自中国案例之外，如关于帝国如何影响美国或欧洲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献，或有殖民地历史的国家案例。

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产生了大量可供分析的行为数据。在标准的量化数据库中，可以找到有关中国行为的诸多数据。新的统计技术，如“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可用来验证过去几十年内中美关系的安全困境。新的电子文本(中文学术期刊、新闻媒体报道、国际组织的公开声明等)为使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文本分析(CATA)技术提供了方便，它可以从大量的文本中筛选出那些可能揭示潜在世界观、因果声明(cause-effect statements)、政策偏好的或是可能成为与他国合作利益下降的早期预警机制的话语格式。

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领域采用的方法不多。对某些研究问题来说，特定的方法可能是惟一选择。中国外交政策中研究的很多问题都可借助国际关系中的概念和指标，如历史记忆的作用、民意的作用、国际规范结构对于限制外交选择的作用、讨价还价行为和信号使用的特征、中国领导人对于武力使用风险的厌恶或接受程度、中国双边和多边政治关系相互依存的效果等等。根据江忆恩的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还可以获益于对研究设计和多元化主义的更多关注。清晰的假设验证，展开决定性试验，仔细选择案例以实现解释力的最大化，对有效性和可靠性等基本问题的关注都是必需的。这并不是说要采取一种教条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

江忆恩强调民意对外交政策影响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外交政策比较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命题，它在各种版本的“民主和平论”中也是一个要素，如民意是约束了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所操纵?什么样的民意起作用?它如何依国家和社会力量的不同而变化?美国学者们对民意如何影响决策的过程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这一影响如何根据它所感知的合法性程度、舆论的动员和分化程度以及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程度而发生变化。

在《社会国家：国际制度中的中国1980—2000》一书中，江忆恩从三个微观层面“模仿、规劝、社会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选择性参与国际安全机制的动力，如中国在参与联合国、日内瓦裁军会议、东盟地区论坛及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全面限制核试验条约、消除杀伤性地雷机制等领域如何发挥作用。“社会化是否有助于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主要安全机制的合作方面对其它大国潜在的制衡作用。”江忆恩提出，中国在多边机制内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使得中国更有责任忍受多边体制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他认为：“行为体的行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从背离到聚合反映了社会互动的结果。”“为什么中国对外政策制定者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化极为强硬的政治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一部分?”。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际关系的社会互动将影响行为体的利益选择，改变构建世界政治体系规范性结构的基本特征。”江忆恩运用国际关系的社会化理论分析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社会化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国家对外交往常常运用规劝、责戒、诱惑和社会压力模式迫使国家改变其集体思想或行为。“接触”政策概念是建立对新兴崛起大国，除均势／制衡以及协调外，但其目标是运用合作外交措施改变崛起大国战略非现状因素。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物质权力的分布(两极化)限制了国家结盟的选择。对于理解为什么理性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而与一个支配性大国或者国家联盟进行均势对抗，意识形态、历史和国内政治只是第二位的因素。迈克尔·恩一奎因(Michael Ng—Qul’nn)、约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的研究表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主要是由当时的两极体系决定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并不大，很多时候它都会被短期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所压倒。罗德明(Lowell Dittmer)提出的战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理论，虽然对国家动机的假设与结构现实主义不同，但其理论仍被认为是一个结构模型，理由是他认为国家会根据三大主要力量(three major players)的互动来追求关系交换的最大化。经典现实主义则强调采取理性行为获得权力和保障本国安全。虽然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并没有哪项研究能成为这个理论的代表，但是很多研究可归在这一范畴下，认为中国安全政策多少是出于对外部环境中的威胁和不确定性的理性的和战略性的反应。

国家态度的变化与国际结构无关，而是由国内的观念因素所决定(如意识形态)。国家对国际结构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中间经过观念和信仰体系的过滤。国家利益可以随着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态度的延续不断变化，尽管对这些利益的追求会受到相对权力的制约。江忆恩、柯庆生、高龙江(John w.Gary—er)、金骏远(Avery Goldstein)、约瑟夫·卡米莱里(Josph Camilleri)以及迈克尔·亚胡达、黎安友(Andrew J.Nathan)和陆伯彬等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全面论述，综合了“新现实主义和国际利益分析的方法”。

今天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面临的问题既有需求方面，也有供给方面。国际关系学对中国外交政策研

究较低的需求导致前者对后者的供给不足。江忆恩认为，随着对中国案例的理解衍生出的理论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广泛，供给的增加应该会提高中国外交政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价值。国际关系学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需求动力不可能诞生于国际关系学内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专家们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通过访华，与受访人交谈等，构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理论话语。江忆恩认为，学者们的责任在于加强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学相关性的研究，促进这方面需求的增加。中国外交政策学者成为“思想创造者(ideas entrepreneurs”的时刻即将来临。

三、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地缘政治研究视角

研究中国战略思想的起源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长期关注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饶济凡(Gilbert Rozman)从地缘政治视角(俄罗斯、中亚、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以及区域主义等)研究中国对外战略思想，论述中国对外战略思想产生、变化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一般认为，国家战略思想形成主要同四个因素相关：首先是领导集团和意识形态；其次是国家的相对权力以及相对权力的转变；三是国家与世界和地区主要大国的关系；四是他国对本国的依附或制衡的程度。饶济凡认为，中国的战略优先选择是通过和他国进行综合实力比较后作出的。如果从意识形态考量，中国的战略思想会出现两种极端：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深入过程中不断地和各国相互依存；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得不卷入和大国之间零和权力博弈。

关于中国战略思想的变化，饶济凡认为，中国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国内经济变革的优先选择和确保有利的国际环境连在一起，战略变化不仅体现在治理国家的战略层面，而且还体现在全球议程参与层面。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收益者，与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正在不断加强。饶济凡认为，中国学术界对国家战略的反应体现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强硬派，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反对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二是温和派，他们主张谨慎行事，认为只有采取间接的方法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主张得到认可；三是处在中间的机会派，他们随风倒(blow with wind)。强硬派们希望把一些现实问题演变成自己的强硬观点，进而影响对外决策；相反，温和派们则更加客观和更加理性化，反映他们观察的现实。

关于中国战略思想形成的过程，饶济凡提出，中国战略思想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出现过三次“战略转变评估”的观点。第一次评估体现了邓小平在权力巩固后决定摆脱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束缚，邓小平强调用理论来指导中国对外战略评估。第二次评估，同样伴随中国国内形势的转变，邓小平1992年为中国对外战略确定基调，由江泽民回应克林顿后冷战时代(后苏联解体时代)中国的战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三次评估，形成于1999年，产生总体计划时间是2002—2003年，为应对美国对外新战略，胡锦涛采取了二元(duality)战略，谨慎地接受现存的国际体系，努力发展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同时进一步谴责与合作相背离的霸权主义、结盟政策和“危险的多边主义”(serious muhilateralism)。

地理位置作为地缘政治“实力”在战略层面至关重要。中美日三国由于地缘政治实力和软实力存在差异，表现为不同的对外战略取向。2005年2月，美日新版“日美安保宣言”首次公开和明确地将台湾问题和中国军事力量发展问题纳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范畴。这不仅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改善，也使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利用日本制衡中国，所以，美国从未在日本的战争罪行问题上置过一辞，甚至连731部队的那些资料，也都被美国拿去自用。饶济凡在论述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日战略关系演变时指出：日本无论是摆脱其对美国的依附单独成为地区问题的主导者；还是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达到遏制崛起大国的目的都是对中国的威胁，这是中国面临的双重担忧。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日本长期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分不开。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已大大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局》一书中把中国描述为亚太地区主要地缘战略棋手，认为：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在布热津斯基看来，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一个正在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的中国纳入更广泛的亚洲区域合作框架。“大中华”可能已在形成之中。任何阻止其出现的做法都会导致同中国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会严重损害美日关系，因为远不能肯定日本是否会愿意跟随美国遏制中国。这种冲突还可能彻底改变东京对日本的地区作用的规定，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在远东的存在的终止。

从地缘政治因素考虑，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1)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联盟，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2)中一日轴心可能会带来一种在地理上比较有限、但潜在后果更为深远的挑战。这个轴心可能在美国失去在远东的地位和日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根本改变之后出现。(3)地理位置驱使中国有兴趣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在缅甸建立军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这两个举措都把印度作为地缘战略的目标。中国与巴基斯坦密切的军事合作将增加印度的安全困境，并限制印度在南亚建立地区霸权从而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的能力。(4)因历史因素而更为有力的地理因素，也决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兴趣。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美国影响的延伸，这将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如果从地缘政治视角考量，中国战略思想的理念同传统文化紧密相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寻求一种避免发生任何严重冲突的地区地缘政治。以中国南亚战略为例，即使中国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及缅甸密切的军事合作，中国也会竭力避免同印度发生直接冲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中国坚持重申南中国海属于中国，但同时又强调同东南亚各国发展友好关系，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布热津斯基强调，最为重要的是，以和平方式加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将有助于中国寻求实现也许是古代战略家孙子早已确立的主要目标。根据这个战略，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以至于力量锐减的美国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作为其盟友，并且最终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实力的中国当作其伙伴。中国将会寻求并实现这一目标，但其方式，又要避免造成美日扩大安全联盟的防务范围，或者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被日本的实力所取代。地缘政治对中国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影响正在随着中国的崛起越发凸显。

四、中国与大国关系研究的多维视角

1.中日战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战略家们不断地提出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战略有利因素的观点，但中国对日主张强硬的人迎合公众民族主义的心理，不愿改变对日强硬的政策。饶济凡认为，中国领导人从20世

纪90年代初期开始，找到了改善双边关系的途径，中国既要让日本相信中国存在真正担忧的基础，也要向其表示中国尊重日本的现实和价值。尽管中日之间不断进行高层互访，但中日之间真正的互信却难以建立。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裴敏欣长期关注中美日三角关系，他们认为，中日在东亚新的敌视状态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巨大威胁。亚洲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陷入情绪化的、不断恶化的关系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这会中断地区经济增长和稳定，甚至增加该地区爆发新冷战的风险。中日敌视状态的加剧会严重限制美国的灵活性，最终把美国拖入与中国的对抗甚至冲突，尤其是在东京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越走越近的情况下，加剧的敌视状态会在亚洲打人一个分裂的楔子，一方是美国和日本，另一方是中国和其它许多亚洲国家。

何幕礼(John Hamre)在内部报告评估中日关系时写道：“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势力与美国势均力敌。目前美国首先面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应该选择哪一边?过去冷战50年，美国选的是日本，但中国的态度正在向积极的方向迈进。”事实上，美国已经作出选择，有意识地加强同日本、印度和包括新加坡、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针对中国而“两边下注”(hedge)，规避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风险。这一政策的复杂性在于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如美国鼓励中国对解决亚洲和其他地区问题作出贡献。而美国执行这一政策的手段包括接触、约束(binding)和制衡机制。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由此可见一斑。

导致中日战略关系产生阴影的是中日历史问题，而历史问题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由于日本不愿看到中国成为亚太地区政治格局的主导者，所以，日本密切日美联盟关系以及其它安全机制，以阻止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饶济凡认为，在中国，很多人把日本试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看作是日本想主导亚太地区政治格局的野心。中日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消除。

2.中美欧三角战略关系

当代中美战略关系受中国大国关系战略的影响。在当今这个变化的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中，美国、欧盟和中国的互动将会确定未来国际关系的特点。这三大力量在全球拥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规范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大。沈大伟在分析中美欧三角关系时指出：“鉴于当今世界舞台上的这三个主要角色总的经济、政治和战略份量，决策者和分析家们有必要对这个新战略三角之间的互动给予更多的关注”。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实力无与伦比；欧盟的凝聚力、经济实力日益增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崛起是定义新的全球秩序的重要因素。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中，中国作为全球舞台上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将参与解决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如反恐、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能源安全、国际犯罪、国际维和、防止核扩散、公共卫生和维持全球金融体制稳定等。沈大伟认为，中美两国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已十分密切(deeply intertwined)。相互依赖为双边关系提供了缓冲空间，避免了某些领域的激烈交锋和冲突。两国政府间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提升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中美两国政府几乎所有主要部门之间都存在合作交流项目。两国开展了60多项高规格双边对话，先后落实了超过200个双边协议。

关于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崛起看法存在差异问题，沈大伟指出：美国人把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硬实力的增长联系在一起，即：中国军事实力增长及其对美国在东亚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包括台湾和其它各个方面，甚至是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都成为中国崛起对美国国家利益影响的因素。欧洲更多的是从国家内部的转变看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正在越来越开放，社会更具有代表性，政府更有责任性。与美国分析家们关注中国对外活动不同，欧洲分析家们更多地关注中国国内状况，这是美国和欧洲看待中国问题完全不同的视角，是美欧对华政策异同的原因。中国和欧盟于200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它体现了欧盟将中国视为国际“软实力问题安全模式”(types。f soft security issues)的主要行为体，欧盟认为软实力问题十分重要。欧盟安全的最大挑战是跨国问题，如：非法移民、国际犯罪、疾病传播、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其它与政府无力治理的相关问题。欧盟相信，中国是对上述这些问题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从全球力量结构上看，中国与欧洲有不少共同之处。双方都主张，“应加强国家力量及欧盟、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性组织作用”。“使美国的力量和先发制人战略受到削弱和抗衡”。除了对多极化问题看法一致外，欧盟和中国还对多边主义有着相似的看法。双方主张应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以此来制约单极和霸权行为，并且使其在应对全球各种挑战中起到主要作用。中国已经为全球和地区机构所接纳，并且参与到这些机构和组织中。

这些结构上和观念上的不同是美欧在对华立场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所在。它导致美欧在如何理解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问题上的分歧。美欧不仅是通过上述不同视角看中国，而且它们各自政府和非政府一级的职业中国问题专家之间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今天中美欧的战略三角关系，同冷战时期中美苏战略三角特点有很大区别。首先，欧洲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双方的共同目标是“致力于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自由、人权，以及建立法制国家”。。这是美欧盟友关系的基础，但欧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抵消美国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在对华政策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美欧之间的看法和目标有许多不同之处。其次，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独特的挑战。中美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经济利益密不可分、战略对抗同时并存的关系模式。第三，欧洲与台湾的关系和美国大相径庭。因此，欧盟乐于发展对华关系，这种关系不受美国在亚洲所承担的那些“战略”和“安全责任”的影响。以上这些特点形成中美欧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相互立场有时吻合，有时出现分歧。

五、结语

中国重视构建外交战略有利于中美关系在合作与对立中不断向前发展。根据国际关系理论逻辑，这种双边关系反映了一个新兴大国力量上升时所必然给守成大国带来的挑战。一个国家的崛起总是伴随着现存国际体系的动荡和不安，按照蓝普顿(David Lampton)的观点，“这并不单单是美国对在兴起的中国进行(战略)调整的问题，美国精英阶层的‘世界领袖’心态也是产生中美摩擦的一个重要根源。”。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依然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两个方面的因素。因此，在涉及双方战略利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时，两国之间的对立将不会停止，有时甚至会愈演愈热。但两国经济上的交往越来越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国民间交流日益扩大，以及中美在共同关心的国际事务中的相互依赖将会起着平衡甚至是抑制中美可能发生潜在冲突的因素。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关于中国对外战略关系发展演变的研究视角将有助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把握好大局、找到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平衡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著名的美国学者在中国外交战略研究领域渐露头角。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柯庆生、佐治亚理工大学的高龙江(John W.Garver)、哈佛大学江忆恩、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波士顿学院陆伯彬、华盛顿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卡耐基和平研究所的史文、兰德公司的麦艾文(Evan S.Medeiros)等，尽管他们中有些人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他们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开展战略对话，反对中美直接对抗，了解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的观点所代表的政治利益，对中国制订符合国际国内政治环境需要的对外战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