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学人翰墨丛谈

打开文本图片集

章炳麟、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都是“五四”时期风标独立、个性粲然的人物。他们的书法，有别于专业书家的书法，是以凸现文人个性、注重趣味和书卷气的一种书法。也许点画不够精到，章法、笔墨也无刻意安排和讲究，但字里行间意味盎然。这也是近现代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书法家和文人居然也可以分家。而在过去，试想从王羲之到吴昌硕，有哪位书家不是文人？又有几位文人不擅书法呢？

文人书法，意趣性情为上。杜工部诗云：“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陈独秀也有“书法由来见性真”句。“文如其人”或“字如其人”，若从性格的根本上来看，应该还是相符的。譬如：陈独秀写字大刀阔斧、恣肆汪洋，叶圣陶写字横平竖直、一笔不苟，以及王国维的法度谨严、梁漱溟的挺拔清健、周作人的古拙散淡、梁實秋的隽秀雅致，等等，这些说到底，都是文人性情在书法上的自然流露。

兹就“五四”时期部分学人的书法艺术略作梳理展示，以当引玉之砖可也。

章炳麟（1869-1936）

章炳麟的学问与名气是毋庸多言的，只须看看他的几个学生就知道了：音韵训诂学家黄侃、汪旭初、马幼渔，还有钱玄同、周氏昆仲，章门弟子，可以说个个风标独立、自成一家，影响较大。

章炳麟早有书名，因其博通经史，在小学上又享有盛名，所以他的书法尤其是篆书，因朴茂古雅为人所称道。大凡文字学家都是兼擅书法的，如陈独秀、钱玄同、罗振玉等。作为古文字学家的章太炎，所作篆书绝无错字误字，也不参杂籀文，讲究字字合六法，笔笔有本源。其哲孙章念驰说：“（章炳麟）书法得益于深厚的小学功底，尤其作篆，不是单纯追求字型趣味，而是注重文体符合六书。”

章炳麟精研《说文》70余遍，据说他在苏州讲学时，完全不编讲义，不带参考书，只凭口诵手写，就能全文背诵《说文》和《尔雅》。沙孟海先生曾评章炳麟的篆书是“自成体系，于钱太虚、邓顽伯皆不同科”、为“古文字学别派”。钱太虚即钱坫，顽伯即邓石如，与此两位清代篆书家清丽与雄厚的风格不同，章炳麟的篆书蹊径独出。

尽管自成面目，然而章炳麟却并不要求弟子也学他的字。他曾对学生说：“写隶书要写《石门颂》;魏碑要写《郑文公》;篆书不可不写《天发神谶碑》;先写这放纵、有力之体，方能真正放得开，而后写一些秀气、圆转之体，便可以收得住。”这番话道出了学书法先放后收、敢于打破、才能确立的至理。

章炳麟的存世书作不算太少，而且除了书稿、书信等，其作品篆书尤多。因为他喜欢写篆字，甚至开药方、写便条也用篆体，为此也曾难倒了不少人。其学问虽博大精深，但脾气古怪、个性乖张，故有“章疯子”的称号。

鲁迅说章炳麟“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以及“七被追捕，三人牢狱”等，均“并世无第二人”。即便面对袁世凯即位时的邀宴，他的回帖竟也是“恕不奉陪”，后终被拘禁。据说在拘禁期间曾一度绝食，后经劝而止。但他写字送人，时常于落款中注“待死章炳麟”数字，以示其终不屈挠的凛然之气。当然，至1916年袁称帝失败病死，他就获释了，从此又潜心治学20年。

1936年章炳麟逝时，人送一挽联是：“经学驾唐宋而上;其人在儒侠之间”，应该说，这确实写出了章炳麟的学术成就和为人性格。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极有影响的大学者。早年他随康有为倡导维新，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一心治学著述，并先后于清华、南开等学府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当时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名冠其首，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梁启超著述之余，对书法也极有研究。其《饮冰室全集》中就有一篇万余字的《书法指导》，这是根据他于1926年应邀为清华教职员书法研究会的讲演记录而成，他在文中首先就表明“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而且写字“可以独乐”，不似喝酒、打牌、唱歌、听戏须“聚合多人”，所以他认为：“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此外，梁氏有关书学方面的长题短跋还有许多，《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内收梁所收藏的100余种碑刻拓片，每种都有梁的题跋，或品评前代书法风格，或考释校勘碑文，或记录拓本递藏之辗转及收藏之心得等等，其中颇多前人所无的独到见解，但这些文字在《饮冰室全集》里并未专门列出一辑。或许作为一代大家而言，碑刻拓本的收藏乃余事、闲事而已，不值一提。

梁启超除了不擅草书外，篆隶真行，皆能为之。当然，楷书写得最多。他的字，不论是真是行，或篆或隶，其笔画形体都是一律突出方正峻厚，线条的起始转折也是力求方笔，这和他极力推崇北魏书体有关，他的观点一贯是‘与其学唐碑，不如学六朝碑”。而学六朝碑，“应从方正严整人手为是，无论做人作事，都要砥砺廉隅，很规律，很稳当，竖起脊梁，显出骨鲠才好”。从作书说到做人，其理大致相通。梁氏做人同样也是方正而不圆滑，当初他以举人之身拜康秀才为师，就是听了康有为的一日长谈，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发现自己以前所学全是浪费。所以诚心拜师从头学起。最后他们终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时，梁启超也同样义无返顾，这里则充分显现出他方正耿直的性格。

1923年，梁夫人因病下世，在此前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梁启超非常苦痛郁闷，所以常常读宋词并以宋词句集联自遣，后竟一发而不可收，居然集成有二三百副之多。他还喜欢将自己的集句联写成对子分赠友好和学生，当年的胡适、徐志摩等都曾获赠，一时流传颇广。梁启超的集联，据说是受了陈师曾的启发，全以宋词句为素材。而就《饮冰室诗话》中所收的50来副联句中，他似乎又特偏爱姜白石的句子，“最可惜一片江山”便出自姜夔的《八归》，而且此句在他的集联中频频出现，例如：“忽相思，更添了几声啼鴂;屡回顾，最可惜一片江山。”再如：“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片江山。”等等。

晚年的梁启超，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学问兴味和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按梁启超的方正品性，他的话，麻该说大致不会假。

章士钊（1881-1973）

章士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少年在长沙东乡读书，因庭前有桐树数棵，故别号“青桐子”，后易为秋桐、孤桐。

章士钊是旧派人物的中坚，又曾做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文名大，书名也大。擅长楷书、隶书和行草，并精于诗词，所以求书者以及老友之间的笔墨酬唱颇多。他的一支如椽之笔，写起文章来以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笔锋犀利而著称;而他的书法也同样以法度严谨、风格典雅、用笔洒脱而闻名。他的隶书，取法汉碑，于《史晨碑》用力最勤。所以其书法线条圆润，超逸多姿;而其楷书与行草，主要得力于二王、褚遂良以及黄山谷诸家，笔致清灵变化，墨韵饱满儒雅，有着非常浓郁的晋唐气息。

章士钊先生为人正直、豪爽而有侠义之风，他的书法也给人以一种清健的不俗之气。章氏交游甚广，当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又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还有一事不应忽视：在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持杨怀中先生介绍信往见章士钊，筹措出国经费。章虽政治主张不同，但义之所趋亦尽力为之，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募捐二万余银元巨款赠之，此份情谊毛泽东一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没忘记。

鲁迅（1881-1936）

鲁迅的字大概是我们这辈人最熟悉的文人书法了。

或许有许多人未将鲁迅归于书法家之列，然只要说起“文人书法”，稍懂一点的都知道，鲁迅是最具代表性的了。鲁迅的字笔力沉稳，自然古雅，结体内敛而不张扬，线条含蓄而有风致，即便是略长篇的书稿尺牍，也照样是首尾一致，形神不散。深厚的学养于不经意问，已洋溢在字里行间了。所以，赏读鲁迅书法，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书卷气已经扑面而来。

许多人读鲁迅杂文，见他笔锋犀利，一身傲骨，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误以为他的性格只是刚烈严肃有余，轻松温情不足。其实恰恰相反，鲁迅倒是一个非常多情而具有幽默感的宽厚长者，如果这种感觉我们在他的杂文中未能体会，那么在他的笔墨问却能轻易地看出来。读鲁迅的书法，你总能觉得有一种脉脉的温情，沉着隽永，意味深长。这其实和他幽默智慧的文人性情大有关联。

鲁迅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墨迹存稿，这类墨迹以鲁迅定居上海的十年里最为丰赡，其中书法作品形式的则相当少，大多是应友人之求或朋友之间诗联的唱和之作。鲁迅先生无意作书家，虽然他在书法艺术上有着极高的修养识见和水准，但他对自己的字并不看重，他较欣赏的倒是弘一法师乃至好友陈师曾和乔大壮的书法。他曾托日本好友内山君“乞得弘_上人书一纸”;他的第—本译著《域外小说集》，即请陈师曾为之封面题签;而北京“老虎尾巴”书房内的一副“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即由乔大壮书写，可见他对这些朋友之推重。而遇上自己真正的好友向他求字，虽也在所不惜，然却相当低调。如1935年当他的晚辈朋友杨霁云求字时，他回信写道：“前嘱作书，顷始写就，拙劣如故，视之汗颜。但亦只能姑且寄奉，所谓塞责焉耳。”

鲁迅对书法、美术有着极高的鉴赏力，对篆、隶、章草等各种书体，均可熟练掌握。难怪他曾对友人表示“字不好”，但“写出来的字没什么毛病”，显示出他在文字学上的相当自信。他有时书兴浓时，时常会将一两个篆隶意的字掺杂于行书之中，浑然一体，趣味横生。

1961年前，为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而出版《鲁迅诗稿》（影印本），郭沫若在序言中有几句精辟的评语：“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熔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

胡适（1891-1962）

过去有句流行的时髦语“我的朋友胡适之”，就是因为胡适的学问好、名气大、交游广，大家纷纷以认识胡博士为荣。

胡适的字其实和他的为人为文也十分相像，即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其字章法自然朴素，落笔干净明了。他早年书法学苏东坡，后来不知为何，仅在起笔造型上还有些“苏体”的味道，而线条反倒似“瘦金体”了。若以书家的眼光来看，他的字在结体上似乎还存在很多问题，其线条虽瘦劲，但有些却明显偏细偏长，使整个字型略有松散之嫌。尤其是长撇和捺脚，都有“过”的感觉。不过这类特征倒形成了胡适书法的明显标志性风格，使人一望便知的“胡适体”。

胡适除了写他那种有鲜明特色的“胡适体”之外，他还能写一手结体紧密、随意萧散的‘‘尺牍体”。这些尺牍书法，大多都一改他写大字时那种“长手长脚”的姿态，而是写得风流蕴藉、洒脱自如，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大学者的自然之境，流露出他的真实情怀。

“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经常借用的龚定庵名句。虽然作为一代宗师，他做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名山事业”，然而他的风格品性、他的字里行间却丝毫不见孤傲、藐视一切的作派。正是他的谦逊、热情和“不为师”的品格，他的字读起来似乎也有一种平实、亲近、自然之风。

郭沫若（1892-1978）

郭沫若的书法，青睐者称赞其洒脱豪放，功力深厚风格强烈，奉为“郭体”;鄙视者认为其书粗疏狂野，有媚俗之气。

若是按现在风格成型的“郭體”书法来看，他的字得颜体最多，他自己也曾言于颜字下过功夫，其宽博的造型以及横轻竖重的笔画质感都与颜体的基本特征相符。郭氏以行草书见长，他的“回锋转向，逆入平出”学书八字要诀，展示了他线条涩重苍厚、用笔起落急缓而富于变化的风格。不过在早期，郭沫若的书法却是从苏字开始的，他在自传中描述自己的书法启蒙是跟大哥学起的：“除了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人。”“大哥年轻时分性格也很浪漫的，他喜欢做诗，刻图章，讲究写字，也学过画画。”“大哥写的是一手苏（东坡）字，他有不少的苏字帖，这也是我和书法接近了的机会。”难怪后来沈尹默曾有诗赞其书法：“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参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

应该说，郭沫若在书法上还是下过苦功并有相当造诣的。除了苏字、颜字外，郭沫若于“二王”、孙过庭的《书谱》以及黄山谷、米芾等都有涉猎。“文革”前他和高二适有一场著名的“兰亭论辩”，他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就谈到：“我自己也是喜欢《兰亭序》书法的人，少年时代临摹过不少遍，直到现在我还是相当喜欢它，我能够不看帖或墨迹影印本就把它临摹出来。”

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从他诗的创作似乎也可看出他书法的创作状态。他的书法作品中，既有一份元气淋漓、奔放自由的浪漫激情，又有一种狂热不安的躁动和跌宕起伏的不稳定性。1961年他70岁时曾以行草书写过这样一幅扇面：“有笔在手，有话在口，以手写口，龙蛇乱走。心无汉唐，目无锺王，老当益壮，兴到如狂。”也许正是因为他“龙蛇乱走”“兴到如狂”的诗人气质，他深厚的历史涵养和古文字学的底蕴，使得他的书法看似气势开张笔走龙蛇，一副不拘绳墨的狂放架势，实质上还是融古贯今、自有法度于其中的。他的有些作品中，水准的落差很大，尤其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或许是应酬太多，致使有些过于粗疏草率的书作也流传应世，给他的书名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作为一个文人学者型的书家，郭沫若作书的随意性往往会忽略了许多技巧上的规范性，如果仅仅以一两件率意失败的作品来否定其人的整体书艺，还是有失偏颇的。

茅盾（1896-1981）

“书贵瘦硬方通神”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在文人书法中的“瘦硬”者，茅盾应该算是一家。

作为著名文学家、又是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当年给各种报刊书籍题名自然很多，我们对茅盾的字体一般都比较熟悉，线条坚挺，落笔干净，形成一种清隽秀逸的基本书风。其最有特点的就是线条。他的字中宫收得较紧，所以线条舒展雅致，虽人笔轻而线条细，但却细而不弱，线条非常秀挺而富有弹力。唯一不足或可说写得过于光滑流畅，似乎美妍有余而韵味不足。人们在谈到茅盾书法时，几乎都认为他是取自于宋徽宗的“瘦金体”。1979年，施蛰存偶尔看到书上茅氏的题字，认为“大有瘦金体笔意”，颇为喜欢，便写信“欲乞先生为书一小条幅”。时已83岁高龄的茅盾在回信中似乎否定了所谓“瘦金体”笔意：“我的字不成什么体，瘦金看过，未学，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后来乱写。近来嘱写书名、刊名者甚多，推托不掉，大胆书写，都不名一格。”《董美人墓志》是隋代楷书中的精妙之作，其书布局缜密严谨，笔法精劲含蓄，秀逸疏朗，淳雅婉丽。茅盾书法从中吸取了其华美坚挺的笔致，果然给人一种清朗爽劲之感。

沈尹默（1883-1971）

周作人曾说，五四以来旧体诗写得最好的是“郁达夫和沈尹默”。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也说明了一部《秋明集》（沈尹默的诗词集）的水准和地位。沈尹默5岁即学诗，14岁在家养病时，对诗歌产生浓厚的兴趣，遍读李、杜、韩、白等唐人诗集，并熟读《红楼梦》，对书中的诗词可谓烂熟。

陈独秀语“剌”沈尹默的故事广为流传，陈说“昨在刘三壁上见了你写的诗，诗很好，而字则其俗在骨……”那首被陈独秀称作很好的诗，就是沈尹默在醉中即赋的《题季平黄叶楼》：“眼中黄落尽雕年，独上高楼海气寒。从古诗人爱秋色，斜阳鸦影一凭栏。”刘三（季平）读了非常赞赏，请沈用宣纸书写后贴在书房里，于是就有了陈独秀看见后的快人快语。那一年，沈尹默才25岁。

沈尹默31岁时就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那时的他，在课余时已开始“一意临学北碑”了。陈独秀的直言曾给了他很大的震动，语虽刺耳，然沈并不生气，反而引陈独秀为知己，进北大后还特向蔡元培校长推荐，请陈氏来任文科学长。并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并肩携手，共同鼓吹新文学运动。现在时有人为了证明沈尹默的书法还够不上大师，故对陈独秀“刺”沈尹默的故事津津乐道，其实这则故事的最早传播者就是沈本人，他并不讳言。1961年在《我和北大》—文中专门作了回忆，并称：“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受刺后的沈尹默，首先取来清代学者包世臣《艺舟双楫》细加研读，苦苦探索用笔法则。并从《龙门二十品》人手，而后《爨宝子碑》《爨龙颜碑》《郑文公碑》《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等无所不窥。他曾自述于北碑中，最喜《张猛龙碑》，又参入《大代华岳庙碑》，着意于画平竖直，每作一笔，辄屏气为之，横成始敢畅意呼吸，如此达三四年之久。在北碑中浸润了相当一段时间后，自1930年始，他自覺腕下有力，乃重新再学行草书，仿智永、米芾、王羲之诸人墨迹，同时遍临褚书。

与清代阮元、包世臣乃至民初的康有为等一批力倡碑学者不同，沈尹默的骨子里还是喜欢帖学的清逸俊秀和二王的风神萧散，这或许和他追求意境的诗人风格更贴近些。所以，当他汲取了北碑的精华之后，又重举帖学大旗，专写二王一路以及唐宋诸大家和明代的文徵明书法等。

沈尹默一生作书从未懈怠，称他“遍临历代碑帖”大概不算夸张。他于书法的最大成就在正书和行书。谢稚柳赞其正书为“数百年中未有出其右者”。功力之深厚、笔法之精到可谓无人可及。比如他所临写的《兰亭序》《黄州寒食诗》《蜀素帖》以及褚遂良书法等，无论结构还是点画，形神兼备，无可挑剔。据说20世纪40年代沈尹默在重庆时，对自己临写的《兰亭序》不满意而扔在字纸篓里，不料被于右任发现检出，大为惊叹，即装裱成手卷而珍藏。郭绍虞尝撰文评论沈尹默书法日：“妙在熟中见生，功夫得力于字外，纯从学问而来。”确实，由于沈尹默深厚的学养和诗人气质，其书法中飘逸出清雅自然的书卷气，也同样是他人难以超越的。他自己评论中国书法艺术曾说：“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以此标准来衡量沈氏书法，我们也有相同的感受。

柳亚子（1887-1958）

柳亚子可以说是一个纯粹而彻底的诗人。诗名很大，时与领袖毛泽东诗词唱和，其作品被选人中小学课文，于是举国上下，妇孺皆知;早年他创办的文学团体南社，几乎囊括了当时绝大多数一流的文人学士，其阵容之整齐、影响之风靡，可谓一时无两。至于写字的名气，有人说他是“写了一手不易读懂的好草书”，他那随心所欲的行草，笔走哪算哪，似不太计较于点画的来龙去脉，就和他放诞不羁的诗人性格一样。

当然，若是脱离了诗人的本质来谈柳亚子，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柳亚子对自己的诗才相当自负。他曾撰写过《南社诗人点将录》，把南社诗人和《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相比，他自己也老实不客气地坐上了头把交椅。然而，和诗文相比，柳亚子的字，尽管欣赏者也有“运腕飞锋、自然洒脱”之谓，但终究还不能与诗文并驾齐驱。不过有意思的是，1947年柳亚子赴港定居，为自给自足计，却在报上登广告发起了“三卖运动”：卖诗卖文卖字。并自订鬻字润例为：不论中堂、立轴、屏条、横披、册页、扇面，每件港币百元，长卷另议。借着他的诗名，据说求书者还源源不绝。

要论起柳亚子的书法，不易读懂、难以辨识倒真是有一点名气的。他自己给曹聚仁等写信时，末尾还加注：“如你们看不懂的话，隔天见了面，我再读给你们听。”而另有一位朋友，专门将柳亚子书信中不能辨识的草字一一剪下，贴成一张纸再寄回他请求解释时，柳自己也不能辨识了，

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有云：“柳亚子曾自谓平生有两大不便，一是口吃不便，二是近视不便。”柳亚子作书非常快，再加之他的高度近视，所以点画的交代难免照顾不周。但他的书法，虽然有时粗头乱服，有时恣情率性，然而若从整篇的章法气息来看，还是诗情盎然、颇有可观的，以“才子笔”“聪明字”冠之，可谓不谬，有评家谓柳亚子之书，为“笔不到意到”，此言说得最好。

俞平伯（1900-1990）

俞平伯不仅是著名的红学家，而且诗词书法皆精，还是五四以来一流的散文家。要论起他的才学，其家庭渊源不得不说。其曾祖父俞樾（曲园）是近代著名经学家，章太炎、吴昌硕都是他的学生。父亲俞陛云，光绪二十四年（1898）探花，民国元年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受祖父的亲授，俞平伯在诗词、书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母亲许之仙也是出自杭州名门，通诗文书画。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所受到的教育与熏陶可想而知。而且俞平伯出生时，其曾祖曲园老人仍健在，尽管已80岁高龄了，但对曾孙疼爱有加。俞平伯3岁时就喜欢涂涂写写，于是俞老先生就每天亲自用红朱笔写“上大人，孔乙己”等字，讓曾孙描红。为此老人还专门有诗纪之：“娇小曾孙爱如珍，怜他涂抹未停匀。晨窗日日磨丹砚，描纸亲书上大人。”

俞平伯的书法，虽说是由曾祖为其开蒙，然写的倒并非和曲园老人_路。其字写得雅淡娟秀，清气逼人。他似乎永远是写楷书，即使偶尔参杂一两个行草字，也是带有楷书的笔意，相当统一和谐。据其北大学生、学者邓云乡说，俞氏的书法取自《龙藏寺碑》，他曾于此碑下过很大的功夫，由于《龙藏寺碑》是隋代小楷的精品，所以俞氏的字也是以小楷书为长，点画精到，一笔不苟。邓云乡藏有俞平伯的不少书法，均是字不盈寸的楷书诗稿和尺牍，尤其是早年一些精品，不仅字好，用的纸也颇为讲究，一页木版水印的花笺，几行疏朗雅致的墨笔诗句，煞是光彩照人。

（作者单位：新民晚报社）

责任编辑：高胤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