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华侨华人研究述析

[摘要]近年国内外出现华侨华人研究热潮。大致有三类研究主体即国内学者、华侨华人学者及外国学者。从研究主体的视角对近年华侨华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部分观点进行了简单评析,指出较全面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现代化之间内在联系的成果尚不多见,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华侨华人 文献 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形成了一股华侨华人研究热潮。从研究主体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群体,即国内学者、华侨华人学者、外国学者(准确地说是外国非华人学者,因为外籍华人也是外国人)。他们研究的视角及内容不尽相同,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华侨华人都很有启发作用。

一、国内华侨华人研究概述

一般而言,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学校或与侨务相关机构部门,有“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如坐落在福建侨乡的有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院、华侨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所,广东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的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世界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等。其中前四所学校都坐落华侨华人众多的侨乡,有着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而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则成立于1999年,其宗旨是致力于组织、协调和规划本校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同国内外有关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建立联系,进行学术交流,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为探索北京大学文科新专业、新课程的设置与发展服务;为有关部门、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定题委托研究、专题讲座与咨询服务。同年,鉴于“华人问题”的重要性,素有党和国家“智囊库”之称的中国社科院在民族研究所建立了“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并于2002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这类机构中的许多专家学者本身与华侨华人联系密切,有的出生于侨乡,亲戚朋友乡亲即为华侨华人;有的自身就是归侨,身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海外关系;有的在侨务部门工作,做着与华侨华人有关的接待或者研究工作。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东南亚诸国,几乎都有各国的华侨华人史专著出版。近年来,北美、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地的华侨华人史也有出版。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的李安山著《非洲华侨华人史》就是一部可圈可点之作。因为国内外研究者对东南亚诸国、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关注较多,研究也多些;而对落后地区尤其是非洲华侨华人的研究则十分有限。所以,这部著作不愧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论述全非洲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著作”(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周南京语),并且此书资料翔实、论述全面,学术价值很高。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内容更加广泛,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取得了一批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学者从方法论的高度,认为必须更新观念,突破旧框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华侨华人,认为这样既能拓展研究视野,又能更科学更客观地看待华侨华人问题。华侨华人研究重镇——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庄国土教授梳理了从古至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预示中国与世界华侨华人资源整合的趋势,认为世界范围内华人合作的特点与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烈的互补性,即从合作内容上看,中国大陆具有的市场、劳力、物产、科技资源;台港澳及东南亚华人拥有的资金、营销贸易网络与技术;以北美为主的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的高科技力量。这三种资源在华人(包括中国人)世界加速流动以实现最佳配置。二是历史的延续性和现实的松散性,即华人之间的合作历史悠久,但即使在今天,世界性华人联系网络有所发展,也仍是一种基于文化纽带的松散联络。三是中国在世界性华人合作中的地位正日益提高。我们应创造有利条件,促使世界华人专门人才、科技资本与大陆资源在大陆的更密切结合。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启迪我们制订有关华侨华人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从华侨华人因素在中国与其居住国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和作用的视角来研究,认为冷战期间与冷战之后,华人问题呈现着国际性的特点,它超越了单纯的民族国家本身的民族问题,成为事关中国和华人居住国国家关系的一部分,且始终与中国相关联;中国政府在处理涉及国际关系中的华侨问题时所奉行的“外交—侨务”政策,体现了外交为先、侨务次之的辨证一体,推动了华侨新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和东南亚华侨当地化的实现。这是中国政府开辟睦邻友好、保障华侨权益的双重承诺,是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有效统一;多元化主义政策为多民族种族国家的和谐统一创造了迄今为止较为理想的民族国家类型,它不但有助于国家本身发展,也有助于各少数民族群体生发出多种抱负。华人少数民族在欧美等地的所为和成功,从根本上说明了多元一体的政策导向与民族群体和个人的意义。它也将是东南亚各民族国家的理想目标和本地华人融入更大社会的可能趋向。有学者以实地调研与案例材料为基础,考察了海外华商经营管理模式及其成因。认为海外华商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决定了他们的投资取向与战略选择。海外华商网络成长于移民与少数族裔的特定生存历程,是华商基于人际信用、利用自身资源形成竞争力进而参与全球化的合作机制。华商家族企业也是他们应对环境、组合资源的必然选择,家族企业的社会化程度取决于市场环境及其资本社会化水平。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在文化冲突中实现互补与互动并塑造竞争优势。中国大陆企业深受海外华商经营管理的影响,现在应由移植与借鉴走向改革与超越。有学者以东南亚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为研究对象,对投资现状、投资的方式与特点,以及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也有学者研究了华侨华人与侨乡现代化的关系及对中国侨乡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有力证明:侨乡是华侨华人资本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是华侨华人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着陆点。他们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大量的捐赠是侨乡社会经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华侨华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这些是近年有关华侨华人研究成果中较为突出的一部分,充分显示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于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国内学者存在不同意见。周南京教授认为,目前比较有争议的几个大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独特机遇论”;关于“中华民族重要宝库论”;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论”;关于“再中国化论”。周教授本人对以上几种观点基本持反对意见,即不认为众多的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反对认为他们是“中国民族重要宝库”的观点,也反对把他们对于中国的投资和投“智”称作“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周教授对它们一一进行了批判。例如,关于“中国独特机遇论”,即认为中国有几千万爱国同胞,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周教授认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国外也拥有侨民及其后裔,而且甚至中国侨民(在海外的移民)的人数不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相对数量上都不是最多的。他列举了十几个国家和民族的移民来加以证明,认为热爱祖(籍)国,希望祖(籍)国兴旺发达是各国移民及其后裔的普遍现象。周教授的分析论据充分,无疑颇有说服力。而根据上文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庄国土先生则是“独特机遇”论者。在笔者看来,如果换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独特机遇论”,于情于理也是能够说通的。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时期处于世界发达国家地位,文化及各项技术均处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自然不用凭借华侨来推动其发展,因而不存在“独特机遇”问题。其次,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即使想抓住“独特机遇”也难以办得到,因为各项条件尚未成熟。例如华侨华人经济力量不强、国内政局动荡、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也因“两个平行世界”的国际形势,而难以形成“独特机遇”。第三,自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而此时的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经济力量得到较大发展,有向外扩张的内在需要,而中国大陆由于与其同文同种等因素,成为理想的投资选择地之一;北美等地华人在科技等领域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相当一部分与中国保持着联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由此看来,相对于过去,我们说“独特机遇论”是有道理的。其他几个问题,实质也与此类似,故不一一辨析。其实,学者的争论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他们都关注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关注中国的伟大复兴,不过有时是从中国的视角看问题,有时是从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发展看问题而已。当然,对于以上相关提法,政策制定者的确应该慎之又慎,尤其在“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的今天,我们在学术表达和对外宣传方面应该抱着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多从华侨华人的视角和他们居住国的视角看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尽量少犯错误,少被敌对势力利用。

近年,我国华侨华人研究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体现在文献方面,一些研究机构以丛书形式不断推出海内外相关成果。例如,由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周南京担任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12卷),集全国甚至海外众多专家之精力,已于2002年全部出版,其皇皇巨著,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不愧为“百科全书”!同时,中心至2005年止已经推出“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26种,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也推出有关华侨华人的系列丛书,反响良好。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极大丰富了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库,促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华侨华人学者研究略述

从国外来看,研究主体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华侨华人学者。他们从自身利益及其所处的环境出发,对自己在居住国所遇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阐述自己既不同于国内学者也有别于外国非华人学者的独特的观点和看法,其中一批研究成果已成为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必备参考书。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华侨华人研究专家丘立本在编辑《华侨历史书刊目录》过程中作过统计和调查,发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现象,即战后海外华人华侨已基本上摆脱了过去那种仅仅被人当作研究对象的消极状况,成为了自身问题的积极研究者。这反映了战后华人华侨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显著提高,也反映了他们长期奋斗的结果。调查发现,华侨华人对自身的研究成果比大陆、港台战后出版的华侨问题著作的总和还要多,说明他们对于自身的命运和前途的关心远胜于我们。从文种上看,著作的一半由外文撰写,反映了战后华侨华人新的一代在接受西方和当地文化影响方面的深入程度。从地域上看,美国华侨华人著作较多。从作者队伍上看,外文著作作者中大学毕业及以上的占绝大多数,反映华侨华人学者在学术界和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的提升。并指出这些著作在内容上值得注意的两点,即这些著作提供了丰富的新鲜材料,以及在著作中提出许多不同于我们传统看法的新见解,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 例如,有两个美国华人学者通过对当地唐人街的考察,写出了有分量但观点又不尽相同的专著。周敏的《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论述了中国新移民在美国唐人街民族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唐人街社区网络如何帮助新移民提高社会地位。这一创见不同于许多人把唐人街看成是深受都市弊病祸害的贫民窟的成见,认为唐人街有强大的社会经济潜力,能把中国移民带进美国社会的主流。而邝彼得的《新唐人街:当代美国华人社区》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唐人街的新型社区本身是不稳定的;在民族团结的现象下面,已产生了深深的分裂,导致华人社区向两极分化,造成了一个紧张和易变的环境。由此可能导致外界力量的介入,这样冲突最后可能走向更加开放和民主的唐人街。另有三位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美国华人直面新世纪的、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美国,他们要求重新认识美国华人社会,重新考量美国华人在21世纪的历史地位,写出了比较有创新认识的著作。其他的不再列举。总之,这些华侨华人学者的著作从自身所处的环境和自身利益出发,发出了相异于中国学者和外国非华裔学者的声音。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

三、外国非华人学者研究成果述略

外国非华人学者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以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些国家的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比较集中于东南亚华人的同化与认同问题。而90年代以后,其研究热点转向华人经济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一是客观形势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东南亚各国华人的绝大多数已加入了所在国国籍,政治认同问题已经基本上获得解决。在此基础上,华人企业在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促进东南亚各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壮大了自己,建立起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并开始走向世界。而此时中国也在迅速崛起,港台同胞、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日趋频繁,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间竞争日趋激烈,经济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华人经济问题被提到研究日程上,并形成热点。二是学术研究本身的原因。多重认同的概念被多数学者接受,说明大家都认识到认同过程的多重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到民族之间的隔阂只有在各民族共同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消除。认同问题的彻底解决不可操之过急,发展经济才是当务之急。因此研究方向转为经济。他们对华人的经济研究呈现全方位、多层面等新特点,不仅把华人经济问题放在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整体中研究,而且将其置于东南亚区域经济、东亚经济、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中考察,从而不断获得新的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华侨华人问题确实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注,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热潮。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华侨华人与中国现代化二者的内在关系的视角来比较系统地探讨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虽然已有学者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过某些层面的探讨,不过总得来说,系统研究的成果不多,理论层次方面的探讨不够深入和系统。有部分文章,从经济特区、侨乡吸引海外华侨华人资本及捐赠后的发展变化等角度作过分析,对研究者很有启发。明白了这些,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方向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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