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国家理论的重建
时间：2021-02-13 07:55: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为理论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并通过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结合分析了政治秩序和政治系统即国家的起源、产生、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的总体危机,这对我们现时代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理论意义。
关键词:交往理性;福利国家;合法化危机
中图分类号:B03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4—0037—02
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是一直是政治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哈贝马斯关于国家的理论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重要部分。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已经过时,因此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问题。这个重建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复兴、再生,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点加以分解,然后以新的形式整合起来。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通常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使用唯物史观这个理论范畴,这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启迪学的要求相联系,试图用系统的意向去叙述历史,“但是,人们并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人们也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启迪学,而看作理论,即看作一种社会进化论。”[2]138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哈贝马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交往行为的理论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并借助社会进化的历史理论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明国家的起源问题。
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沿着生产力发展的轴线来标划直线型进步,并采用辩证思维形式来把握生产力关系的发展。”[1]168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论,只是把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只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人类社会的直线型进步。在他看来,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只是在技术和组织的层面上被理解,表现的只一种工具理性的行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这无法准确地把握人类的行为,无法准确地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他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作为生产力理论的补充,用交往合理性的行为来补充工具合理性的行为。交往理性就是内在于交往行为中的合理性,它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主体间的关系,从而不同于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体现为人类的技术、组织、生产,交往合理性体现为人类的道德、实践、规范。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在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两个方面进行的,是在技术、组织和规范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的,人类社会的“学习过程不仅是在技术性有用的知识范围内进行,而且也在道德——实践意识的范围内进行”[1]168。可以说,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就是提出交往行为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从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两个向度来说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从交往行为与工具行为两个向度出发,是哈贝马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也是其理解国家的起源和演变的根本点。
二、国家理论、国家的起源与晚期资本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的合法化危机
社会整合的进程是哈贝马斯理解社会进化过程的重要基础,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整合的进程不再需要借助于血缘系统。社会整合可以由国家来实现”[2]170作为社会整合组织形式的国家,它对于原始社会的亲族系统的取代,这种转换是建立在人类的道德——实践知识的基础上,它体现的是人类交往行为及其理性结构的扩展。关于国家形成的问题,历史的存在着许多理论,哈贝马斯主要的分析了五种具有影响力的国家起源理论。分别是取代论、分工论、不平等论、水利灌溉说、人口密度论。
哈贝马斯认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理论“都没有把血缘制度的控制能力无法解决的系统问题同能够解释社会整合变成一种新形式的进化的学习过程加以区别。只有借助于学习机制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少数社会能够找到解决它们在进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全部控制问题的办法,以及为什么它们恰恰找到了这种用国家组织来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2]173。对此,哈贝马斯认为:第一,我们可以用认识的发展心理学思想把认识能力和行政能力的个体发生学分成几个阶段;第二,最初由各个社会成员或边远集团获得的学习能力,经过示范的学习过程进入社会的解释系统;第三,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够解决向进化挑战的某些系统问题时,我们才能够谈这个社会的进化的学习过程;第四,一种新的组织原则的实施,就意味着社会整合达到一个新水平,这个新水平又使得现有的知识得到补充,或者产生新的技术组织知识,这就是生产力的一种提高和体制的复合性的一种扩大,因此,对社会进化来说,道德-实践意识领域中的学习过程,具有起搏器的功能。历史上的各种国家理论都只是从人类的工具理性去解释国家起源的。而他则认为国家的起源必须从人类的交往行为,从人类的道德、规范和实践的学习过程中去解释。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不平等,在既定的亲族系统的框架中不可解决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有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来取代原有的亲族系统,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原则就是国家或者说就是一种政治秩序。“需要解释的现象乃是政治秩序的产生,该政治秩序将社会加以组织,以便社会成员隶属于不同的血统世系。社会整合功能从亲族关系转变为政治关系,集体同一性不再由某个共同祖先,而是由某个共同统治者来代表”[1]165。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共同的统治者是如何产生,他又是怎样才具有一种合法性呢?哈贝马斯借用“司法管理”的演化来解释。“统治者借助于司法的习惯管理而构筑的合法性权力。这样,国家的产生就应该通过司法地位成功的稳定化加以解释……”[1]166。哈贝马斯认为,司法地位的稳定化说明了国家的产生,它具有一个演化或一个学习进化的过程。当政治秩序(国家)建立起来后,在政治统治的基础上,物质生产从亲族系统的限制条件里挣脱出来,并凭借统治关系对物质生产重新加以组织。统治者为官僚人员、勇士家庭提供掌握生产资料的特权保证,这就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出现。由于阶级社会比亲族系统的原始社会增大了物质生产的组织能力,出现了新的生产合作形式或新的物质变换形式,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事实上,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起源主要是从经济决定论角度来解释的。这种解释,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批判的。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这种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解释方案完全忽略了人类生活的交往理性,尽管自觉的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各方面做出理论贡献,但是却都没有能够正确解决国家的起源、产生、性质和发展,而只有哈贝马斯自己的交往理性才能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和国家理论的再造,无疑为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和理论资源。再者,哈贝马斯对国家法律体系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进化能力的分析,为长期忽视法学传统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反思机会。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在随后的政治社会理论著作中进一步的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民族福利国家的合法化危机,进一步的批判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的主要危机形式是合法化危机,这比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更严重。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能否得到维持,主要在于社会福利国家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能否进一步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需求,赢得民众对政府和国家的支持和忠诚。相反“国家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功能失调的效果而保持在选民可接受的程度内,如果国家在自我降低其可接受性的临界点方面仍然是不成功的,那么,合法化的消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1]204。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民族福利国家是否能达到其目的表示怀疑,认为国家对经济过程的缺陷的遏制和成功处理,是国家的合法化保障;但是国家承担这一任务,又不能直接约束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核心的私人决策,它最多只能是间接控制,这样国家又难以有效地遏制和成功地处理经济过程中的缺陷,难以完成维持自己的合法化的任务,难以保障群众的忠诚,从而使合法化的消解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他的民主理论消除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为摆脱金钱、权力对代议制民主的侵蚀,提供了一个理想而美好的方案。但,哈贝马斯的民主国家理论具有乌托邦色彩——一个世界公民社会的乌托邦。实际上,在全球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成的全球联盟使得资本以全球总资本家的形式控制了世界,资本的统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侵入了全世界的“生活世界”,全球资源越来越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资本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的危机同样存在于全球跨国时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化危机只是在全球层面上扩展开来。在我看来,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并不能消解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内在机制的危机,只是进一步把这种危机在全球层面上延伸;与哈贝马斯为资本主义民主制进行重建不同,我认为,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演变成世界性的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权威机构(无论是民族国家的、还是区域的、全球的统治机构)对世界人民的管制、干预会不断激发世界人民反抗资本主义的热情,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为人类的最终解放提供了新的历史舞台,世界人民的民主化运动、新社会运动等等无疑将集合人类对抗资本主义的激情和力量。
参考资料:
[1]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出版社,1989.
[2]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