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待售”模型理论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摘要：Grossman和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Protection For Sale)”模型认为政治上能够组成利益集团的产业会受到贸易保护，否则会受到“惩罚性”的负保护。一些主要针对发达中国家的检验支持了模型的主要结论，但是该模型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解释能力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发展路径和国际环境与发达国家不同。

关键词：保护待售模型；利益集团；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6-0099-04

引言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现实中的贸易政策与主流贸易理论倡导的自由贸易相悖的原因：当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无法通过转移支付朴偿受损者的时候，自由贸易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其收人分配性质便突显出来。贸易政策本身是由公共政策市场“内生决定”的。关于转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的贸易政策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贸易政策作为收入分配的间接工具理论，但是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些国家普遍遵循一个政府既要在关键产业实施干预，又要在其他行业引入市场机制；既倡导非歧视的贸易自由化又实行贸易保护的产业政策；既强调国家权力的能动性又重视与商业集团台作的发展路径。所以单纯的收入分配目标不能很好地做出解释，需要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考察上述国家以往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型式对当下贸易政策的影响。

一、贸易政策的政治学渊源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将公共选择理论引入贸易政策的产生过程，贸易政策与其他公共政策一样，是由政治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政府和官僚根据自身的目标提供贸易政策；选民和利益集团依据既得利益提出政策需求；而贸易政策的水平，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反倾销税等的保护水平作为贸易政策的“价格”表示政治市场的供求关系达到均衡。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布坎南指出.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以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因此，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仍然要植根于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尤其在国内层面上首先要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围绕国家与社会--孰轻孰重的问题，政治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些学者主张以国家为中心.强调国家的作用与价值；另一派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突出个人与社会的能力与意义。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两条思维路径。即“国家路线”和“社会路线”，虽然各种新型理论试图从国家与社会统一性和一致性的视角去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国家”与“社会”之争仍然存在。

社会中心论视角认为政治现象是社会集团政治活动的总和，国家或政府并不是—个独立的行动者.而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各集团竞争的中立场所。拥有资源优势的集团从竞争中胜出，并且支配政府政策的意向。政治决策被理解为在相关利益集团间进行价值分配的过程。社会中心论代表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关系的发展使得以共同的利益为核心的利益集团成为个人向国家表达意愿的中介，集团之间的竞争满足了社会利益多元化要求。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中心论的典型代表是国家主义范式.其形成标志是《把国家我回来)--书的闻世。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个独立的自主结构.具有其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不一定与社会支配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融为一体，由于作为一个统治集团职业官员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绝缘关系.当国家面临强大的压力时，即使它的目标与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相悖，国家也完全有可能在危机时刻直接推行自己的战略。

虽然上述政治学理论对国家和社会的定位不同，但是并不是说单一的国家或者社会因索可以发挥全部的作用，只是强调在国家和社会的不同强弱组合模式下，政府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方式、目标以及决策过程产生的制度安排都会不同，这些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政策结果。

二、“保护待售”模型

1.理论框架

许多学者依据对政策、市场主体行为的不同假设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模型化，根据政府的角色和行为可以将早期的模型分成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三类(盛斌，2001)。由于民主的政府采取的方法真实地反映了在当今民主制度下政府必须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本质，而被学界广泛应用，并逐步发展成为两个主要分支(Gawanda,2003)。第一个分支是以直接民主为代表，贸易政策是通过直--接投票产生的，反映了多数人的意愿，政府只能通过选择迎合选民意愿的政治纲领来使其当选的概率最大化。另％分支以间接民主或利益集团理论为代表.贸易政策是由政府和政治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决定的，政府要在采用某种贸易政策而得到特定产业的支持和遭到消费者和其他产业反对之间做出权衡，以期获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或再次当选的最大化概率。目前这一分支是贸易政策领域的主流观点。

利益集团理论按照游说集团扮演的角色将其分为投票者、捐献者和信息传播者(Grossman and Helpman，2001)。这种理论认为以投票者身份游说的利益集团是由具有相似或相同目标的投票者组成。与其他普通投票人不同的是，他们表达政见的方式除了投票还可以通过游说，如果利益集团意识到自己在选民中所占的份额足以扭转选举结果或影响政策制定，那么它就不会采用游说方式。以信息传播者身份游说的利益集团具有信息优势，通过信息说服机制达到影响政治家决策的目的。信息传播的方式可以分为“廉价谈话”和有成本游说两种。后者的游说效率更高。以捐献者身份游说的利益集团按照捐献对象和政治献金的作用，它们和政府的关系又可以分为交换关系和资助关系。前者的政治献金用于向非同盟者购买选票、政策和结交政治家的通路，后者的政治献金用于补贴同盟者为制定政策耗费的精力和物力。对捐献者的目的，Grossman和Helpmaa(1994)的“保护待售(Protection For Sale)”模型开创性地提出了利益集团运用政治捐献购买政策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且得出可直接用于实证检验的理论方程。

2.主要结论

“保护待售”模型在一个小国开放经济中构造政策市场，特别强调作为政策供给者的政府和作为政策需求者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模型中，普通选民是一般社会福利的代表，只通过投票影响政府再次当选的预期，而对贸易政策没有影响。利益集团是特殊的选民，这些选民拥有共同的产业特定要素并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活动能力。模型描述的是一种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同代理”关系。作为众多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一个自利的民主政府既要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又要满足其委托人——利益集团的要求；同时也要权衡利益集团与普通选民之间的利害关系。在这里，利益集团使用政治献金作为游说政府的手段，以诱使其选择利于本集团的政策。政府追求任期内政治支持最大化，其目标主要受三个群体的影响：利益集团、知情选民和不知情选民。不知情选民没有固定的政治偏好，对政党的宣传比较敏感，是政党在投

票时易于争取的对象。当利益集团与知情选民对某一政策的意见相悖时，政府则选择倾向于利益集团的政策，虽然会遭到知情选民的反对，但是通过“出售”政策获得的政治献金可以用于加强宣传以争取不知情选民的支持。政府要在选民的反对与获得的政治捐献之间进行权衡，因此政府的最大化政治支持目标也可以表示为一般选民的总福利与所获得的总政治捐献的加权和最大化。基于上述理论假设，该模型构造了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两阶段非合作博弈。其主要结论是：保护水平与未结成利益集团的产业进口渗透率成正向关系；与结成利益集团的产业进口渗透率呈负向关系。进口需求弹性越小，政府对社会福利赋予的权重越小；特定要素所有权越集中，保护水平越高。既然政府不是一个完全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善意政府，各产业也要克服“搭便车”问题才能结成利益集团，所以模型暗示政府对社会福利赋予的权重不会很大，利益集团所占总人口比例也不会很大。

Gmssman和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Protecfion ForBale)”模型描述了贸易政策内生决定的过程，解决了以往模型中结构参数随部门变化、不可观测的难题，推导出了跨部门的关税水平(或补贴)的表达式。以规范化的结构模型揭示了产业经济因素如何通过利益集团政治活动能力影响一国的保护水平。在这之后，Grossman和Helpman及其他学者通过放松和修正模型的假设，仍然在两阶段非合作、合作菜单拍卖框架下，对原有模型进行理论扩展，其实证结果基本支持原有结论，并且能够证明扩展后的模型增强了现实解释能力。

3.“保护待售”模型的理论扩展

随后的学者通过放松不同的理论假设对该模型进行扩展。Gross—man和Helpman(1995a)放松小国经济假设，将模型扩展到大国之间的博弈。只有当两国相同产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相当时，两国才能在该产业达成自由贸易，否则吸引政府较多关注的产业利益集团或政治活动能力较强的集团能够得到保护，而别国的相同产业会受到“惩罚”。Gmssman和Helpman(1995b1发现当两国潜在的贸易相对平衡，并且贸易协定可以提高大部分生产部门的保护水平，那么自由贸易协定达成的可能性最大，或者允许一些政治成本高的产业排除在协定之外，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可能性也会增加。Facchink 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将政策工具由从价税扩展到数量限制，他们将配额的等价关税形式和租金获得比例系数引入原始模型.构造了配额版的G-H模型，其主要结论与G-H模型一致。

Chang和Lee(2005)放松对产业结构同质性的假设，将产业划分为完全竞争的产业和垄断竞争的产业，对垄断竞争产业的保护形式与完全竞争产业截然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能力对集团福利的影响力受到限制，能否结成利益集团不再是保护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无论本国进口商能否结成利益集团，进口商品始终不会得到本国的进口补贴，而未结成利益集团的产业也不会像G-H模型预测的那样遭受惩罚性的负保护。

Bombardini(2004)设企业存在规模差异，将原有利益集团的整体捐献行为改变为单个企业的捐献行为，证明对于参与游说的企业来说，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规模临界值，产业中企业规模分散度越大，参与游说的企业比例越大，获得的保护水平越高。MaLschke和Sherlund(2006)假设工会有参与游说的诉求。与单纯的资本所有者参与游说相比。由于工会要获得部分租金.此时的贸易保护水平比G-H模型中的高。如果工会不参与游说或者游说存在外部性，均衡的保护水平就要比G-H模型中的低。Gawande，Krishna(2005)和Gawande,Krishna~004)将游说竞争扩展到上下游产业之间和外国与本国相同产业之间.证明游说竞争会显著降低产业保护水平。综上所述，无论前提假设条件如何改变，上述扩展研究均沿袭了原模型的设定精髓.即政府与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共同决定贸易政策。

三、“保护待售”模型的检验及评价

Grossman和Helpman发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代议制民主下分析贸易政策的形成。他们将政府看成是追求自利的代理人而不是寻求总福利最大化的慈善政府。他们的方法一方面吸取了由Hilllman(1982)、Long和Vousden(1991)发展的“政策支持说”，即当权政府选择使其政治支持最大化的政策，因为对政府的支持直接依赖于影响选民的福利政策.并且受到下一次选举预期的约束，同时该政策通过影响特定利益集团的租金收入而间接作用于这些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借鉴了Magee、Brock和Young(1989)“贸易选举说”中对需求方利益集团行动的分析。具体地说.在G-H模型中，政府的支持函数不是外生指定的，而是包含了满足利益集团净福利最大化的均衡运动捐献规模。但是.与Magee等不同，他们并非将影响选举结果作为利益集团运动捐献的唯一目标，而是看成直接影响政策主张本身。这也是选举说与支持说的本质区别，因此Grossman和Helpman将自己的模型命名为影响力驱动模型。影响力驱动模型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利益集团运动捐献和贸易保护之间的联系，运动捐献是对福利损失的补偿。随后.又将“小国假设”下的内生贸易政策形成扩展到大国之间的博弈，为GATITWTO框架下，各国贸易政策的协调提供了理论依据。

“保护待售”模型提出之后。许多学者将以往理论中提及的可能会对关税水平有影响的其他的政治或经济因素引入原始模型框架内，这些因素包括企业规模(Bombardini，2004)、国外游说集团(Gawandeand Krlshna,2004)、上下游生产者的游说竞争(Gawande and Krishna,2005)、工会及劳动力非流动性(Matschke and Sherlund，2005)、不完全经济租(Fa~hini and Willmann，2003)、垄断竞争(Chang and Lee，2006)。这些扩展丰富了原始模型，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应当涵盖到模型中来。但无论哪种扩展都保留了原始模型的基本形式，这似乎也是为原始模型提供了更多的有力支持。早期对G-H模型进行检验的两篇文章Goldberg和Maggi(1999)以及Gawande和Bandyopadhyay(2000)，其对数据的处理、估计方法成为后续研究的蓝本，总体上他们的结果是支持G-H模型预测的，但是关于结成利益集团的产业，其进口渗透率与保护水平成反比这一核心假说在统计上都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这一结论被认为是“非直觉的”。直觉上的理解是，进口渗透率过去很低的产业现在变高了.一定是因为比较优势存在但是已经开始衰退。这些产业的保护压力是最大的(Trefler，1993)。此外，政府对社会福利赋予的权重大于其对利益集团的关注.这一违反模型本意的检验结果，目

前仍然无法解释。其中，对“保护待售”模型挑战最大的是Imai，Katayama和Krishna(2008a)建立的激增保护模型(Surge Protection)，他们假设政府规定每个产业拥有一个配额.当进口数量达到这个配额时.该产业可以申请激增保护，并且只有结成利益集团的产业申请得到保护，该模型检验结果与“保护待售”模型一致，说明G-H模型对现实的描述并不是唯一真实的，即使不存在捐献激励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结成利益集团便可以有效地利用已有的政策便利。他们的结论从根本上颠覆了G-H模型，由于还没有其他研究证明其结论的合理性，因此“保护待售”模型仍然被学界所认可。还有一些来自政治学家的质疑，比如政治捐献究竟购买了什么？Smith(1995)、Easterly等(2008)认为政治捐献可以使利益集团获得与议员交往的通路，但是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影响议员的决策行为。另一些学者。如Austin-Smith(1995)认为传统的“获得通路”的理论低估了游说活动在影响议员选举行为方面的重要性，指出利益集团在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可以有选择地向议员提供信息，以使其做出的决策对本集匝有利。但是Austin-Smlth(1991)认为在一些国家使用金钱捐献是不合法的。所以，利益集团的游说应该是信息传播而不是金钱。

四、“保护待售”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保护待售”模型的检验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这是因为模型描述的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和竞争性选举，允许利益集团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献，并且有详细的记录。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不允许的.或者是很难获得详细信息的。但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有其自身的历史沿袭和制度特点，这些与发达国家的体制并不一致。Sally(2008)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将影响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因素归结为以下方面：(1)机遇，是否发生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他认为除了中国以外，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如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和东亚发展中国家都是由于内部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引发的经济改革。(2)国家规模大小，规模小的国家由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高，所以其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更深，速度更快。(3)贸易利益和要素禀赋，1930-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受益者是资本密集型、有工会组织的、供给国内市场的城市制造业。(4)治国理念，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出口导向或者进口替代战略，但是旨在提高国内产业结构的进口替代战略在现实中并不成功，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韩国、中国等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更快。(5)国内制度，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是动态变化的.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还有可能重新导向贸易保护.这是因为实行自由化改革后，国家内部的保护主义联盟仍然会阻碍自由化进程。因此，“保护待售”模型的理论基础——贸易利益和收人分配，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其中一个因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更多地依赖于国内的制度、改革路径、产业政策和国际环境，具体表现为：

1晨主制度

虽然在民主国家中，与竞争性选举方式相结合的民主制度比非民主制度更容易促进贸易自由化，但是只要权力相对分散，仍然存在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政治激励。与发达国家显著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或者危机并没有阻碍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自由化没有因劳动力组织或进口竞争部门这些潜在的受损者的反对而停滞不前(Frye和Marts—field,2003)，而这些贸易利益的受损者在发达国家会组成利益集团向政府游说，从而阻碍贸易自由化政策。

2.改革路径

改革路径的渐进与激进之争始终没有停止.但是从现实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推行一种“渐进自由化的贸易保护”政策(Kinsting,2003)，他们经历了从“保护到自由再到有限保护”的动态化过程，传统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不能说明国内利益集团放弃保护需求的动机。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使得政府与商业集团紧密合作，虽然政府在执行政策方面需要向商业集团妥协，但是主导力仍然在政府一边。

3.产业政策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认为进口替代战略不能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心一边缘”的国际格局中解脱出来，反而带来了生产效率低下，加重了资源浪费和贫困。但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希望遵循一条“工业化”强国之路，例如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韩国，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积极实行产业干预政策，提升本国进口替代产业的生产能力，借助出口导向战略带来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大力发展国内消费品产业以满足国内需求。还有学者证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措施主要是为了补偿低效率产业受到的损害，而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在统计上没有显示出对实施保护有显著影响。

4.国际环境

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公平贸易申请加人GAT/WTO，但是，在初期难免会受到外国企业的暂时冲击.所以会对关税约束产品给予保护，但是不可否认，关税减让的目标和范围基本上是受国际协定约束的，虽然政治经济因素会影响最初的保护形式，但是旨在提高国际声誉的战略目标，促使其积极参加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所以贸易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对外政策的需要，对外推行自由贸易。

五、结论

“保护待售”模型发展了一种新的方法。分析在代议制民主下贸易政策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较广泛的实证支持。但是由于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差异，该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存在争论。一方面，模型描述的特征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去甚远，指标无法量化；另一方面，具有相同收^.分配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却选择了不同的贸易政策，这说明以收入分配为理论基础的“保护待售”模型还不能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自身特点，特别是国内政治权力集中度、发展路径、政府干预和国际环境因素对其贸易政策的影响。众所周知.将上述因素模型化存在很大程度的技术困难，因此，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研究，广泛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1]庞金友.国家与社会：近代西方的理论视角田.宁波党校学报。2008，(1).

[2]何俊志，扬季星.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与制度中心论一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视角转换忉.天津社会科学，2003，(2).

[3]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and Theda SkoepoL eds.，Br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4]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M].李增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余森杰.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盛斌冲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