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钧儒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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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也是一名杰出的“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沈钧儒自五四运动始便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治党救国的思想。沈钧儒分别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逝世前的1962年三次向中共中央有关同志提出入党请求。遗憾的是，尽管沈钧儒完全具备入党资格，但三次要求入党均未获批准。究其原因，在于中共中央考虑到“以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左派旗帜来肯定他的贡献更为有利”。
[关键词] 沈钧儒 民主人士 入党资格
1963年元旦，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宴会上对沈钧儒一生的丰功伟绩作了精辟总结：“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1]6月11日，沈钧儒逝世，社会各界对其政治身份和革命事业进行盖棺定论。定论在周恩来评价的基础上有所增益，公认的有三条：“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一定性基本准确而全面地总结了沈钧儒一生主要的贡献。唯独欠缺一条：一名党外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纵观沈钧儒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做到了对中国共产党无比信赖、忠贞不移。他一生中曾三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新政协会议召开后，沈钧儒的政治思想更是已经完全入党，并翘首期盼能够在组织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事与愿违，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其入党的夙愿都没能实现。
一、沈钧儒一生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沈钧儒自参加革命活动以来便一如既往地站在中国革命、改造和建设的潮头，成为了中国宪政运动的斗士、民主法治运动的旗手、新政协运动的首创者和推动者、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艰辛开拓者。沈钧儒于而立之年正式投身革命事业，时间虽然较晚，但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为国是奔波操劳，曾三次向中共中央及相关领导人提出入党要求。
1.抗战时期的1939年，沈钧儒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请求
1907年，沈钧儒领衔向晚晴政府递交了《民选议院请愿书》。这封请愿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开启了沈钧儒一生政治革命岁月的序幕；二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民主宪政运动的先河。因为《民选议院请愿书》是当时第一份要求政府当局开设国会的请愿书，成为以后国会情愿运动的先导。[2]P278沈钧儒也回忆道：“民国以前的宪政运动，可说是由我开头的。”[3]P513这次请愿运动失败和“预备立宪”运动的真实面目被揭穿后，沈钧儒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有了颠覆性的改变，他“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府已不能维持多久了”[4]P139。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钧儒对国民党对内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外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多次公開表示反对。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不得人心。沈钧儒通过对比发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才是救国良策。他响应中共主张，呼吁举国上下团结抗战、同御外辱。“七君子”事件时期，当沈钧儒在法庭上被问到“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时，他回答说：“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心甘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5]P158
在日本侵华、民族危亡而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历史背景下，沈钧儒毅然放弃功名利禄，向正义一方靠拢。他以“共产党朋友”定位自己的政治身份，常去曾家岩“周公馆”与共产党员商讨国是。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并深感可信。于是，1939年夏，他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当时，周恩来考虑到沈钧儒是救国会和民盟等多个政治组织的领袖，在民主人士中声望很高，留在民主党派中意义更大，“先生现在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不参加比参加了作用更大，对工作更好”[6]P224。沈钧儒认为周恩来的答复有说服力，就暂时搁置了入党的想法，为民族大计需要，“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事后，沈钧儒同古念良的谈话中提及了入党之事，“我很想能再活二十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恩来先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7]P325。虽然入党的愿望没能实现，但这并没有打消沈钧儒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和救国的念头，他反而更加积极阅读关于延安的报道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
2.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沈钧儒向董必武、林伯渠提出了入党请求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并肩作战，致力于同国民党一道建立真正民主的、人民的联合政府。可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政治上打压民主党派、迫害左派民主人士。尤其是将当时势力最大、组织最广的民主党派——民盟，污蔑为“与共匪勾结一气”，宣布为“非法团体”，要求“解散总部”“停止盟员活动”。沈钧儒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及从革命教训中认识到妥协退让毫无意义，必须同一切反动政权斗争到底。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这一无理行径，他说：“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内地不能公开搞，就到香港去搞。”[9]P641948年1月5日，应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沈钧儒转战香港，于历史转折关头重建民盟总部，恢复民盟活动，组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这件事不管是对沈钧儒一生的革命事业还是民盟的政治前途都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沈钧儒在声明中号召民盟数十万盟员“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8]P364随后，他还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指出民盟的奋斗方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团结各民主党派合作，与中共在和平民主事业上密切合作”[8]P367。可见，是沈钧儒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领导民盟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而选择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10]P647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此后，沈钧儒代表民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发表“五五通电”，表明今后的政治立场和前进方向是要与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1]P6。在所有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之士中，对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沈钧儒是最直接、最丰富、最伟大的贡献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沈钧儒，在思想上、行动上已经完全马克思主义化，完全具备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为此，1950年7月30日，沈钧儒致函董必武，第二次提出了入党请求。8月1日，他接到了董必武的复信。信中说：“衡老：大示奉悉，您诚恳地热烈地企望入党的心情，我和许多同志都能理解，而且应当说不是从现在始。我拟将您的信转给中央诸同志一观，请他们考虑。”[6]P350为进一步落实入党大事，次日，沈钧儒怀着诚恳而急切的心情登门访问林伯渠，讨论了入党的愿望，并希望林伯渠能代为转达。结果，中共中央考虑到他身份的特殊性依然没有批准。
3.逝世前的1962年，沈钧儒向中央统战部提出了入党请求
沈钧儒第二次入党的请求虽然仍未如愿，但他一不埋怨，二不气馁，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民盟、政协、人大工作竭尽余力。然而，天不假年，1962年，87岁的沈钧儒身体每况愈下，一直处于休养状态。他担心去世之后仍不能实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便于9月9日在颐和园介寿堂与胡愈之、沙千里、萨空了、范长江、沈谱、王健谈话时，第三次提出了入党问题，谈话中甚至提出了“如生前不能入党，希望在我死后追认为共产党员”的打算。他严肃地说：“我很早就期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曾为此写信给董老，董老回信说要和党内同志研究。我想可能是因为民盟的工作，还不好参加。现在我仍恳求党加以考虑，如生前不能入党，希望在我死后追认为共产党员。”[6]P403沈钧儒的这次谈话精神由胡愈之整理成文，呈递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收到报告后第一时间讨论研究沈钧儒是否该入党的问题，经协商并得到中央领导人同意后郑重给出了与前两次一样的处理意见。当时中央统战部分管干部处的金城回忆说：“纵观沈老一生的言行，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称得上是党的亲密战友，革命的左派，可以认为，他确已具备了入党条件，甚至比民主人士中某些已入党的同志革命历史更长。”[5]P308据此可知，民主人士成功入党已有先例，而沈钧儒更加具备入党的一切条件。既然如此，中央为什么不同意呢？金城的回忆给出了答案：“若将他作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作为党外的共产主义者，来鼓励、团结广大党外朋友，更有他特殊的意义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经部常委会讨论决定后，十月二十七日，内部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阐述了一致的意见：‘以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左派旗帜来肯定他的贡献更为有利。’”[5]P308-309随后中央批准了这一意见。据此可知，中央没有批准沈钧儒入党，是经过统战部、中央主管同志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慎重思考后作出的重大决定。
二、沈钧儒一生中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沈钧儒自1907年的而立之年参加请愿运动始至1963年逝世，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重大革命运动。他的一生，经历了由一名宪政改良主义者向国民革命主义者再向民主法治运动者的转变。无论政治思想和救国理念如何变化，有一条“红线”始终贯穿他的一生。这条“红线”，就是他的政治思想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不断马克思主义化的历程。而这恰恰正是他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因。
沈钧儒一生与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渊源颇深，最早可追溯到五四运动后期。其间，他先后认真阅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在他的日记和家信中都有记载。“马克思的大著作《资本论》，更将共产党宣言底量及质加以扩充。资本论所贡献之盈余价值观，他自认为说明资本主义掠夺之实在的工具。……据我的意见，资本论中最好的部分，就是讨论经济的事实，因为马克思对于这些事的知识，非常精博。”[12]大革命时期，沈钧儒与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中共黨员宣中华和潘枫涂有着思想碰撞和实践合作。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共党员的影响，他的思想和行动日益左倾，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为此，他还遭受国民党右派的迫害而锒铛入狱。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政治主张则完全偏向中国共产党一派，因为他认为“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7]P56。解放战争中期，他的思想已完全“一面倒”，倒向中国共产党开辟、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他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记者招待会上对外宣布民盟放弃走欧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所谓“中间道路”，“必须在真民主真和平之中认清敌友，在是非之间，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是没有‘超然的’或者‘中间路线’的存在可能”[8]P403。之后，他又在民主人士招待会上号召各民主党派放弃“在国共之外造第三条船”[13]P645的道路。“沈钧儒指出过去一些所标榜‘中间路线’，现已走不通。除参加革命或反革命，即无路可走。”[8]P408在沈钧儒看来，真正的“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所谓的中，要么偏左，要么偏右。这一时期，他还仔细研究过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他曾于1948年2月18日和2月20日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予以高度评价。新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他受《新民主主义论》的启发，于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了符合新民主主义原则的建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组织，团结协商的精神，这就成为目前我们所可能采取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8]P588。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从未停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更加坚信自己对党的判断和选择。据许崇清回忆，沈老多次教导民盟全体盟员要做到“听党话，跟党走”[7]P74，一再勉励家人和晚辈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7]P74，还经常教导大家“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并虚心向工农学习”[7]P74。1962年，已过耄耋之年的沈钧儒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感情更笃，佩服更甚。1962年10月1日，年近90的沈钧儒依例参加国庆庆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散会后还亲自扶他同下电梯，他异常兴奋，回到家后，激动地说到：“我又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9]P139“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这既是沈钧儒丰富人生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子女后代们的谆谆嘱托。
沈钧儒逝世后，在清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他的卧室书桌上摆放着《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桌上还放置着毛泽东画像和歌颂延安的诗词。他一生“又红又专”，“能党能群作前锋，先生先觉老更红，全心全意为救国，立德立言又立功”[9]P170，不愧为一名党外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小结
沈钧儒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受其影响，思想偏于左倾。大革命时期，沈钧儒的救国理念和政治实践日益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沈钧儒从历史与现实、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鲜明对比中，发现中共才是国家和人民的救星，他逐步吸收和靠近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带领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同盟等政治团体与中国共产党协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最终成为了一名非党的“布尔什维克”。
沈钧儒一生三次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根源在于他自幼形成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自晚清宪政运动以来培育的救国救民政治抱负。此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政党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深深地吸引了他。即是说，沈钧儒入党的原因有两个层面，一是爱国主义情怀，这是他毕生走在革命潮头，追求进步的不竭动力；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和指导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善沈钧儒政治理论和革命实践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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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荣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