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岂独悲剧伴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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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1909—1966年），江苏宜兴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1936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回国后，成为蜚声中国报坛的风云人物。
民国时代，他为中国民主化呼号呐喊，名噪四方。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候补代表，同胡乔木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即因“党天下”的言论，名列国内的10大右派之榜。直到1980年5月8日，全国55万多顶“右派帽子”几乎一风吹去，但“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未获平反的“标本”中就有储安平。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时，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点燃了全面抗战的烈火，四万万同胞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此时的储安平28岁，在英国伦敦大学，师从费边主义者拉斯基教授。一面是祖国有难，一面是自己学业未卒，何去何从？左思右想，储安平毅然舍弃后者，于1938年义无反顾地提前归国抗日救亡。
自12月13日南京沦陷以后，中国教育在抗战初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特别是高等教育。当时的大学有三类：国立的、省立的和私立的。为挽救和保存高等教育，许多国立院校，纷纷迁往西南山区办学，实施抗日救亡教育。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在昆明已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唯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却选在湖南的蓝田（今属涟源市）创办。蓝田是原安化县山区一个小盆地，是个理想的办学地址。师院办在蓝田，习惯上称为“蓝田师院”。师院校长是储安平在光华大学就读时任教育系主任的廖世承。储安平归国不久，廖世承就向其发出前往执教的热情邀请。储安平欣然受聘，于1940年8月，风尘仆仆从重庆来到这里，在公民训育系任教，直到1944年9月学院西迁溆浦才离开蓝田。
此时的储安平，30出头，身材高大，面庞白净，眼睛灵活而具侠气。他的课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
储安平不仅教学深得学生爱戴和校方赏识，还在学术上大放光彩，著作取得丰厚的成果。在师院四年间，储安平写出了20多万字的3本学术专著：《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这都是他在这个交通异常闭塞的山城，战乱动荡的环境，生活窘迫、教学繁重的困境之下写出来的。这一段峥嵘岁月，在蓝田的每个角落都留有他的足迹，他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深远的影响。
二
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观察》在全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储安平一生中闪光的亮点。《观察》的前身是《客观》。抗战胜利后，储安平于1945年10月离开师院来到重庆。此时，经过8年抗战，亟待和平建国。他认为要创建一个民主的中国，最需要一个自由主义的客观新闻刊物。11月，他和曾在光华大学同学的张雅琴合办了一份名为《客观》的周刊。
《客观》的重点在议政，批评国民党的“腐化”和“腐烂”。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民主建国中有所作为。12月22日出版的《客观》第7期政论指出：“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这不仅是为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争得一席之地，更重要的在于为当时沉闷的中国吹响了思想言论自由的号角。
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6月，全面内战爆发。储安平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创办了一个新的刊物，以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离开重庆来到上海，经过紧张而充分的筹备，定名为《观察》的周刊于9月1日创刊发行。
《观察》是《客观》的延续，但比其更深入。储安平前后联络了78位《观察》撰稿人，将中国当代大学者网罗殆尽，展现了他的博大胸怀和开阔视野。胡适、傅斯年、梁漱溟、梁实秋、冯友兰、费孝通等都是重要撰稿人，他在蓝田师院结识的知名教授如钱钟书、高觉敷等等，亦都为《观察》撰稿。
《观察》的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这8个字显赫地印在刊物的封面上，封面上有刊徽，刊徽周围有表示“独立、无党派、观察”的英文字母，封面上方是刊名“观察”两个醒目大字，下方整齐排列着78位撰稿人名单。这个封面的设计就打破了当时一些杂志的呆板面孔，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吸引了读者。
《观察》对国民党的腐败揭露无遗，批评尖锐，毫不留情，自然得罪了蒋介石。1948年12月24日，国民政府下令对《观察》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罪名是“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戡乱政策”云云。《观察》从1946年9月1日出版创刊号，到1948年12月出至第5卷第18期，存在不足3年，但它的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
三
1949年是新旧中国交替之际，也是中国人民激情燃烧的年代。在这个剧烈变革时期，储安平选择了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出席在北平（今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他先后担任了新闻出版总署专员、发行管理局副局长、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等职。他是民盟老成员，1954年又加入“九三学社”，并担任该社中央委员和宣传部副部长，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虽然仕途顺利，但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储安平总是魂牵梦萦着他的《观察》。经周恩来同意，《观察》在1949年11月复刊。可是，复刊后的《观察》已面目全非，封面上不再突出个人，不署主编的名字和“撰稿人”名单，英文字母和八字原则也砍掉了。不久，刊名甚至改成了《新观察》。《新观察》上面的文章，虽大量是歌颂新中国，歌颂苏联老大哥，赞颂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但比当时其他杂志的面孔还是要活泼许多。
储安平认为复刊的杂志显然违背了当初评论国是的办刊宗旨，他干脆离开了《新观察》，到新闻出版总署上班去了。1957年4月1日，应章伯钧邀请，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光明日报》是中国民主同盟于1949年6月16日在北京创办的报纸，社长是章伯钧，总编辑是胡愈之。毛泽东生前曾为其创刊亲笔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但几年来报纸没办出民主党派的特色。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进而撤销了光明日报党组，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办报。储安平也就是在这一天正式就任总编辑。
储安平认为跳出了“围城”，没有婆婆管制的媳妇可以放开手脚干了。他在5月7日的全社大会上说：“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储安平在报社宣称“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而且认为：“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发重大新闻用不着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他甚至不考虑这样做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反而说：“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显然，他已经“忘乎所以”，他要排除一切“干扰”来大显身手。
就在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称：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办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是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整风。储安平来了精神，他要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对党的政策和作风大鸣大放一下子。
四
6月1日，储安平应邀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会上，他那太显张扬的个性充分表现出来，兴之所致，竟得意忘形，作了“党天下”的发言，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现部分照录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保持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思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免受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党天下”猛料，次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新闻媒体全文刊载，迎合了不同口味读者的需要，争相传阅，全国轰动。
建国后，文艺界成了重灾区，几乎每次政治运动的第一排炮必轰之。6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同时要求所有《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晚上，民盟举行中央小组第4次会议。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严厉批评了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同时，她提出：“伯钧（指章伯钧，作者注）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充其量，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五
在这种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他审时度势，自知地位已保不住，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
是年11月，储安平和章伯钧被一同免职，1958年1月，他被戴上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1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罢免储安平第一届人大代表的资格。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从《光明日报》返回原单位九三学社，由九三中央严密监管。从此，他从中国的政坛和新闻界、知识界销声匿迹了。
自戴上“右派”帽子，储安平就生活在痛苦中。昔日总爱围着储安平转的一些朋友自然消失了。他的家庭也解体了。他的第一位夫人复姓端木，名叫新民，又叫露西，是光华同班同学，毕业后结为伉俪，双双走上新闻事业道路。这位贤惠的夫人可惜过早去世。储安平独居多年后，经朋友介绍找到风韵多姿的易吟先（1999年8月在美国病故）女士为第二任夫人。如今，身处逆境，这位夫人也离他而去。1961年，由侯镜如夫妇做媒，易吟先与特赦人员宋希濂结婚。
他的长子储望英也在6月29日的《文汇报》（第1版）上发表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反动言论的一封信》，宣布和其脱离父子关系。
婚姻崩溃，父子决裂，储安平的心也碎了。章伯钧这时虽也戴上了“右派”帽子，但他心里总认为亏待了朋友，自己若不把储安平请到《光明日报》，他或许可免得这场灾祸。章伯钧再也顾不上自己厄运缠身，便叫夫人李健生寻到储安平的住处登门探望。此时的储安平，发配在北京西南郊外全国政协的劳动基地监督劳动。
曾经风光无限的储安平，没想到如今在荒地上干这种活，居然满意。他只指望早日免掉头上那顶“桂冠”，平平静静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企盼了10年，到1966年夏季，谁知他却盼来了面临毁灭的“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一度自杀未遂，走投无路的他终于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彻底打垮了，万念俱灰，自然想到了死。死去原知万事空，这一年9月上旬一个夜晚，储安平终于踏上了一条永远的不归路，从人间彻底蒸发，时年5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