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立潮头唱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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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100周年了。当我们即将告别百年沧桑的历史，迈入新时代时，不可忘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更不可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是他们呼喊民主与科学，培养一批青年领袖和文化精英，使中国无产阶级从此登上历史舞台，通过不懈努力、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从此开启了实现现代化的漫长征程。

马叙伦：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有力后盾

马叙伦（1885—1970）浙江杭州人。曾执教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位中央主席。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蔡元培因同情、支持学生的爱国义举和积极营救被捕学生，遭到军阀政府痛恨，被迫于5月9日辞职出走。这一切，使马叙伦极为愤慨，他毅然放下兴趣正浓的研究工作，积极投身于斗争之中。

5月9日晚，北京大学教职员为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留蔡元培校长，召开全体会议，成立了教职员会。大家一致推选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挽留蔡元培。马叙伦还被推举为教职员会书记，后任主席。5月11日，北京中等以上的学校成立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选马叙伦做书记，后任主席。马叙伦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爱国运动上，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说，宣传反帝爱国主张，还为北大教职员会、北京教职员会联合会起草了大量宣言、声明、抗议书。他主持的北大教职员会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有力后盾和挽蔡斗争的重要力量。

6月3日和4日，军阀政府逮捕了大批学生，并将这些学生监禁在北京大学三院，不给饮食。教联会立即开会推举马叙伦等8名代表前往探望，但遭到军警的蛮横阻拦。这时，一位外籍教师被激怒了，闯门而入，马叙伦接着冲了进去。军警惧怕“洋大人”，不敢阻拦，他们两人得以进院，慰问和鼓励了被监禁的爱国青年。同学们激动地围住马叙伦，急切地希望了解外面形势。由于军警在旁，不能言所欲言，马叙论便改用文言说话，介绍时局，鼓舞斗志。军警不解其意，站在旁，瞪目结舌。

为营救被捕学生和请回蔡元培校长，马叙伦还率领教联会20名代表，多次去教育部交涉，争取社会與论广泛声援。军阀政府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并表示催促蔡元培返京复职。

斗争获胜后，蔡元培因病仍未回校，而派他的学生蒋梦麟暂代校务。蒋梦麟在北大没有工作基础，马叙伦主动为蒋梦麟疏通，铺平来校工作的道路。此举，蔡元培极为赞佩，8月9日，给马叙伦信说：“彝初先生左右，五四以后承公苦心维持，北大得以保存，众口同声，弟闻之不胜钦佩。”

1920年1月的一个傍晚，马叙伦得到军阀当局要在当夜逮捕陈独秀的消息。情况紧急，当面去通知已来不及，他决定打电话给距陈独秀住处较近的沈士远教授，叫沈转告，但在电话中又不能道出陈独秀的名字，便说：“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陈独秀得此报告，遂连夜躲避。翌日晨，在李大钊伴同下，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

五四运动的实践，使马叙伦进一步认识到：推翻清王朝，打倒袁世凯，救国大业仍未完成，中国依然在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必须刻苦奋斗，继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统治，才能建立真正的独立民主国家。

蓝公武：主办《国民公报》 点燃五四运动导火索

蓝公武（1887—1957），祖籍广东大埔，客籍人。早年留学日本，时人称他和张君劢、黄远庸为梁启超门下的“三少年”。1917年7月接任《国民公报》社社长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蓝公武就开始写《欧战后之和平会议》的专论，他在专论中对巴黎和会的各种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和评论，对中国应在和会中提出废除“二十一条”和收回山東主权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对中国的险恶处境发出了严重警告。

从1919年1月16日到1月29日，蓝公武又为《国民公报》写了“社说”《民众政治真解》10篇。他明确宣布“吾主张民众政治”，公开支持群众的示威运动，说它“是警觉社会良心的晨钟暮鼓，促进改革的动力”。《国民公报》从1919年1月开始，连续刊载有关收回山东主权问题的活动报道和社会舆论，揭露日本在此问题上的种种阴谋，坚决要求诉诸巴黎和会。特别是4月以后，《国民公报》更是加紧进行宣传鼓动，一方面把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巴黎和会和山东主权问题上来，同时也逐日报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使人民群众义愤填膺。5月2日，它和北京《晨报》同时发表的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其作用巨大。林长民为大总统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他出面证实了巴黎和会外交已经失败，从而激起北京爱国学生极大的义愤，导致了5月3日晚间在北京大学的集会和5月4目的游行示威。所以《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发表林长民的文章无异于点燃了五四学生示威运动的导火索。

五四运动爆发后，《国民公报》每天的报道中心都是这场爱国运动。它不断地发表评论，为学生爱国行为叫好，抨击北京当局的镇压措施。6月13日，《国民公报》首先刊登了蓝公武所写的陈独秀被捕消息，并加按语说：“陈君为新思想界负有盛名之人，故最遭各方面之忌然。逮于学问、淡于名利如陈君者，尚不免遭此辱，则社会上知名人士，恐人人自危矣！”京师警察厅对此十分恼火，《国民公报》受到严厉警告。

陈独秀被捕不久，胡适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趁机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蓝公武立即以“知非”的笔名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问题与主义》，对胡适开了第一炮。他很恰当地把主义比作航海的罗盘针和灯塔，说有了主义，才能指出人类前进的大方向。

《国民公报》因坚决支持学生运动，在1919年10月被封闭。社长蓝公武事前得到消息，逃往上海避难。

五四运动高潮中有这样一个插曲，看出蓝公武和他主办的《国民公报》的历史作用，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积极营救被捕学生而受到迫害。他在出走留下的字条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的语句。这个“道旁儿”指的是谁？时人和史家有各种猜测，成为历史之谜。当事人提供情况说明，“道旁儿”是指蓝公武和他的《国民公报》。历史的事实说明，蓝公武和他的《国民公报》不仅是站在“道旁”的鼓动者，还是五四群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闻一多：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

闻一多（1899—1946），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人，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五四运动爆发后闻一多紧随校园运动的潮流，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清华学校由于远在郊区，当天没能组织学生进城参加这一行动。这天傍晚，闻一多听到了从城里归来的远房堂兄闻迪纯讲述自己耳闻目睹的新闻以后，无比振奋。他连夜用大红纸抄录出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到学生饭厅门前的布告栏内，借以鼓动同学们的爱国热情。第二天，清华的学生干部和社团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集体加入北京学生救国会，与北京学生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会议选举罗隆基为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闻一多任书记，负责起草《致巴黎和会的通电》和《致全国学界的宣言》等文稿。

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以后，适时成立统领全国学生运动的组织就显得极端重要。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罗隆基等5位同学被选为清华学校的代表。为了全力投入爱国运动，闻一多毅然决定这年暑假破例不回家，并于5月17日下午寫信给父母，耐心加以解释：“一年未归家，且此年中家内又多变故，……二大人愿男等回家一集，即在男等亦何尝不愿回家稍尽温省之责。远客思家，人之情也……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

他在这封信中还陈诉了自己对于“爱国”的理解：“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或者人以为男此议论为大言空谈，如俗语曰‘不落实’，或则曰‘狂妄’，此诚不然。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以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

五四爱国运动，唤起了闻一多奋起救国、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使贫弱祖国强盛起来，不受外国人欺负，都曾向西方寻求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武器，希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他的目光当然是更多地在文艺领域里寻找自己的精神武器。他热爱祖国，思索拯救祖国的途径，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艺术救国！

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爆发了以李大钊、马叙伦为首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的正义斗争。其时正面临毕业出洋的闻一多，坚决参加了为声援索薪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考”。他是毕业班中为此事而被校方勒令开除的29名同学中的一个，后来经斗争虽然保住了学籍，但仍受到了“不悔过则留级一年，推迟出洋”的处分。闻一多始终坚持“无过可悔”，他对同班同学吴泽霖说：“正义不能做买卖，讲条件！”经过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学校当局于1922年4月取消了对他们的留级决定，准予毕业。对此，吴泽霖佩服地说：“闻一多是正直的人！”

屈武：“真威武不能屈者也”

屈武（1898—1992），陕西渭南人。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代理主席、主席，第七届名誉主席等职。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掀起了震动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14日，消息传到陕西。在成德中学读书的屈武闻讯后十分激动，他在校内广泛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并秘密组织起十人救国团。

6月初，在屈武等人的筹划下，陕西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屈武当选为会长。6月中旬，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省立三中学生李伍亭（耀商）为代表，赴沪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躲开反动当局的监视，他们化装离开了西安。因去上海的路费不足，不得不假道北京求助。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即6月27日，屈武、李伍亭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同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等500余人，高擎大旗，云集新华门，联合向总统府请愿，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深怕事态扩大，局面难以收拾，不得不于第二天在怀仁堂接见了屈武等学生代表。但代表们对徐世昌的敷衍态度十分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论。屈武激于爱国义愤，冲着徐世昌声泪陈词：“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就以头碰地，血流如注，当即被送往医院。对此，徐世昌竟毫不动心，拂袖而退。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屈武的义行被史称为“血溅总统府”事件。屈武一时亦被誉为“爱国英雄”，名扬海内。

7月上旬，屈武和李伍亭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资助下，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屈武还通过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介绍，到莫利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晋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同屈武交谈，鼓励他回陕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做救国事业，还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从而更加坚定了屈武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决心。

返回西安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屈武等人的努力下， 全陕学生联合会于9月6日重新开幕，屈武被选为会长。

西安各校教员薪金被长期拖欠，生活无着，于是酝酿罢教斗争。10月6日，刚成立不久的省学联决定积极配合教员的索薪斗争。在屈武的组织和倡导下，学生列队来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补发教员的薪金，恢复正常教学。省长刘镇华拒不出来接见学生，还命令军警阻拦。学生在义愤之下砸烂了省长衙门大堂的全部桌椅器物。事发后，刘镇华要求陕西督军陈树藩严惩带头请愿的成德中学学生和省学联负责人屈武。

10月8日（这天是中秋节），陈树藩亲自出马，带领马弁百余名包围了成德中学，并召集全体师生训话，威逼学生承认错误。以屈武为代表的学生骨干毫不示弱，据理驳斥。陈树藩气急败坏，竟下令毒打带头的学生并扣押屈武等人。10月22日，《民国日报》以《陕学生驳斥陈树藩——屈武君真威武所不能屈》为题，报道了陈树藩与屈武对辩的详细经过，并对屈武备加赞扬，称：“今在陈氏淫威之下，竟批陈之逆鳞，而披露其义胆忠肝。屈武君乎，真威武不能屈者也。”

后来，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屈武等人逃离虎口，连夜前往三原，受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欢迎。在这期间，屈武同于右任的长女于秀芝（又名于楞）订婚，并于1922年4月在北京结为伉丽。于右任还特意写了一组《助妝诗》，其中第四组是写屈武的，诗日：

汝婿亦奇士，青年多美誉。

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

至理无贫贱，浮云有卷舒。

进修齐努力，嘉耦复谁知。

诗中把屈武比作屈原和申包胥，表达了于右任对女婿的喜爱和赞赏之情。

史良：领导女师护校运动 维护女子教育权利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因参加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生前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法部部长、民盟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

五四运动爆发后，迅速波及全国各省市，形成巨大的声势。常州学生也掀起规模浩大的罢课运动响应五四运动。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学、女师和男师学生代表在县文庙明伦堂开会，正式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史良被推为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据史料记载，在这场运动中，史良和她的同学们在公园演讲，听众达三四百人，“诸女士演讲甚恳切，听者无倦容”。

当时，常州的封建保守势力把女师看成革命大本营，曾策划撤换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校长，停办女师。县知事公署一边备致公函，呈请江苏省教育厅核准，一边把停办告示贴在女师校门口。

史良和同学们非常气愤，把告示撕下后，起草了通电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文稿和《敬告各界》的公开信，又带领同学大闹县署，致使县署暗中把史良的父亲抓去威胁。史良闻讯，赶到县署，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据理力争义正词严，迫使县署备车将其父女俩送回家。此事当时轰动了武进县和常州城。武进《商报》的1921年《辛酉大事记》中记载道：“3月8日，学生史良等挽留刘校长”;“5月17日，学生代表史良等十余人赴县谒姚知事”;“7月17日，学生史良等三十余人赴县署要求收回徐蘩任令”。

据女师校史记载，校长虽未能留住，女师却得以保存。史良领导的护校运动，是争取和维护女性教育权利的斗争，是她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子冈曾在《史良律师访问记》中写过史良的一句话：“我又是个爱闹风潮的家伙哪！在常州女师时就闹得不亦乐乎。我的反抗情绪是浓厚的。”

在这场斗争中，史良显示了她的出色的组织才能、演说才能和斗争智慧。其后，她和另一位同学接受了大家的委托，代表常州县的学生到南京去请愿。这是史良第一次登上全国性的群众斗争舞台。它鼓舞了史良，使她认识到群众中潜伏着的巨大力量。

关于史良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与她当年同学或熟悉的一些老人回忆起来，都交口称赞说：“史良生活简朴，常穿一件蓝布衫和裙子，头上扎着辫子。她的口才好，人挺能干，在五四时期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带领同学上街查抄日货”，“五四时期史良参加社会活动很积极，闹学潮她是带头人，喜欢出人头地，胆子很大，天不怕，地不怕。她的宣传鼓动能力很强，我们一被她鼓动说服，就跟着她走了”。

五四时期，史良初露锋芒，显示出她超群的胆略和才华，尤其是她在女师的护校斗争，是她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

（作者为文史作家）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