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市场之间：略谈中国当代文学在捷克的译介

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图书界都正在经历鲜明的多元化和商业化进程。图书出版一年比一年多，类型及质量不一，垃圾书堆旁边也能看到非常优秀的著作。读者的购买力也在上升，图书销量一年比一年高，一些统计提醒我们，语言和思想水平不高的通俗小说占销量的最大比例。在经济标准衡量一切的时代里，一个文学翻译自然会问自己：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追求什么目的？市场上的成功吗？那就必须给大众消费者他/她想要的产品。大众读者的口味好像是同类的，但受过多年学术训练的汉学家会同意翻译通俗小说吗？还是用自己的学问和语言能力给本国读者介绍异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有特性的作家以及一些本土文学中没有的文学特征呢？那就要做好心里准备：找到出版社很难，没有关系没门，养活自己都成问题。

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版老舍的《骆驼祥子》第一次印数达到50000册，1950年茅盾的《子夜》第一版印数10750册，1951鲁迅的《呐喊》印数15000册，1958年茅盾的《子夜》 第二版印数34000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对小小的的捷克图书市场而言，恐怕连通俗的畅销书也达不到这么高的首次印刷数。2012年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捷克一家很大的出版社买到版权，赶快翻译出版《丰乳肥臀》，首次印数达3000册，这已经算相当不错了！

除了专家之外，目前很少有人知道，捷克汉学具有很优秀的翻译传统，所谓“布拉格派”或“捷克派”。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JaroslavPrusek），捷克汉学创始人，早在3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他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937年在布拉格首次出版，这本译著是世界上最早的鲁迅译文之一。普实克教授和他的弟子除了翻译现代文学大师（鲁迅、茅盾、老舍、闻一多、巴金、丁玲、赵树理、周立波、孙犁等）的许多作品以外，也翻译了白话小说、传奇、话本（包括蒲松龄《聊斋志异》）及近代作家的作品，如《浮生六记》《老残游记》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其他西方读者相比，捷克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到中国小说的不同面貌，而且这些被选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大师的著作。当然出版的都是符合当时国家建设大事业的作品，主要是左翼作家的作品。当时，几乎每一家图书馆，每个捷克家庭都会有几部中国文学译著。可惜，这段在特殊的社会主义环境形成的捷克汉学翻译高潮由于政治原因持续时间相对短暂。1968年以后，一是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二是由于“布拉格之春”后捷克的国内政治情况，普实克和他的大多数学生因为反对华约军队侵略捷克，而被开除党籍或解雇了，一段时间内无法继续出版作品。从此以后，在捷克出版的译著仅仅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而现当代作品几乎成了禁书，只有一本薄小的短篇小说集（《春天之声》王蒙、冯骥才、沈蓉等短篇小说选）以及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1989）。

随着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捷克政治经济的改革，七八十年代的政治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文学作品应该能够随心随意地翻译出版，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新的市场经济条件好像比过去的国家政治障碍对中国当代作家更为不利。自90年代初近二十多年以来，捷克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忽略（中国古代文艺倒是很受欢迎的，尤其是玄学、道教和佛教文本），主要基于纠缠在一起的三个方面的原因：经济困境、政治偏见和翻译的学术性。市场经济困难可通过国家资助得到解决，政治偏见则需要通过不停休的持续介绍和解释来慢慢消解，而文学恰巧是非常好的跨文化交流的通道，或者用最近很流行的说法来说，文学是很有效的“软实力”。

汉学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

在捷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目前只有汉学家才能从事这项工作，至今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和社科院的学者偶尔翻译一些文学作品，是他们学术研究的附加产品或者业余的爱好。他们对作家、作品以及历史背景很了解，翻译时间也比较长，翻译过程中都会对每一个小细节严谨地解剖，使得译文不会有误译。可是，和专业译者或作家翻译相比，学者翻译难以脱离自己的学术修养，这种严谨的翻译态度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译文虽然很正确，但是某种程度上缺乏活力。

捷克出版社对当代中国作家一无所知，一般也没有多大兴趣，赔钱的危险太大。今日的捷克读者对中国保持两种态度：对古代中国（佛、禅、道等）的崇拜以及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偏见。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普通的捷克读者对中国文学所谓的“认识”要么带有五六十年代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要么散发着神秘、抒情的“远东”香味。流亡作家、异议作家、华裔作家（北岛、杨炼、高行健、廖异武、哈金、戴思杰、李翊云）和台湾作家从90年代以来在捷克有了更多的出版机会。勉强能够得到出版而且也有市场经济追求的畅销书，比如姜戎的《狼图腾》（Rybka出版社，2010年，从中文译），从英语转译的虹影的两部长篇小说（没有标明原作），这不必多说了，出版社相信通俗小说的利润潜力。最近二十五年内（1989年至2014年），据罗然教授（Olga Lomova）的统计，在捷克出版的五十来部中国作家作品当中，一半多是从英法文转译的。而且更要紧的是，其中只有十部，也就是五分之一才是中国大陆当代作家的作品：《冈仁波齐峰的诱惑：西藏的当代故事》短篇小说集（收阿来、扎西达娃、马原、马建、色波的西藏题材短篇小说，DharmaGaia出版社，2006年）、余华《许三观卖血记》（Dokoran，2007）、中国少数名族短篇小说集《琥珀色的火焰》（Rybka出版社，2010年）、陆文夫《美食家》（DharmaGaia出版社，2010年）、残雪作品集《黑暗灵魂的舞蹈》（Verzone，2013年）、阎连科的两部小说《为人民服务》（BBart，2008年，从英文转译）和《四书》（Verzone，2013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了长篇小说《丰乳肥臀》（Mlada fronta，2013年）、苏童《妻妾成群》（Verzone，2014年）和余华《活着》（2014年）。

目前为止，没有资助的话，在捷克无法出版严肃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每一本书里都会标明：感谢捷克文化部支持出版这本书，这本书由某某查理大学研究项目资助出版等等。而这种现象不限于中国文学，英、法、德等所有的文学大国也在国外资助自己的文学作品出版。文学是国家文化大类的一种，也是文化外交手段之一，每个国家在国外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文学作品在国外的选择和译介。大国有大市场，读者多，比小国的经济损失危险小。而像捷克或其他欧洲小国要面临的困境很多，没有外来的支持就生存不下去。

2012年维索纳（Verzone）出版社决定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捷克的命运，继承前有普实克的翻译传统，开始重新系统地推广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的作品。2012年年底以《色·戒》为名出版了第一部张爱玲选集（收《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茉莉香片》和《色·戒》五篇小说），2013年年初出版了沈从文短篇小说集。虽然这两部作品作为已被译介的现代作家的补充得到了批评界的好评，但只有到了第三本译著，阎连科的《四书》，才算是赢得了读书界广泛的关注。此后，维索纳还出版了以上已提到的残雪作品集，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和李洱的《花腔》。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捷克最大的文学网络iliteratura选为十部捷克读者2014年不要错过的图书之一。余华的《活着》在网络上也已有不少读者发表的读后感，有一位普通读者把主人公福贵与美国小说《阿甘正传》的主人公进行了比较。2015年年底，《活着》被文学网评为去年三本最佳译著之一。中国当代文学虽然还没有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但具体的作品已经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

这里也应该提到，主要研究中世纪文学和传统诗歌的罗然教授（Olga Lomova）于2013年出版的多年研究司马迁的成果《史记选》也是令人瞩目的翻译实践，获得了当年捷克翻译家协会的荣誉奖。斯科那画廊（Zdenek Sklenar）多年以来资助中捷美术交流，在中捷两国举办了许多中国和捷克艺术家的展览，同时也出版了《齐白石和他的学生李可染和黄永玉》以及不同捷文翻译版本的《老子》，把《道德经》的历代捷译文和著名捷克当代艺术家（自然是喜爱老子并受他的影响的艺术家）作品并列出版，其中有奥·克拉尔教授（Oldrich Kral）的译文和杨·梅尔塔（Jan Merta）的绘画作品版本，也有戴维博士（David Sehnal）的最新译文和玛丽赫（Karel Malich）的绘画作品版本。

阎连科

谁也没想到，阎连科的作品会在捷克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阎连科应邀在2013年首次来访布拉格，接受几乎所有的大型报刊的采访，出版社也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引发了读书界的兴趣，结果《四书》被选入捷克国内最大的文学奖Magnesia Litera 2013年度最佳译著的最终名单，与匈牙利的艾斯特哈兹·彼得《天堂的和谐》（Esterhazy Peter：Harmonia Caelestis）和哥伦比亚的塞尔吉奥·阿尔瓦雷斯《35名死亡者》（Sergio Alvarez：35 Muertos）一起进入了捷克最大的图书奖的决赛。Magnesia Litera文学奖的评委会评价阎连科的著作如下：

当代中国作家的令人心动的长篇小说的历史背景为5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实验以及后来的大饥荒。其故事在黄河边的劳改营里张开。这里有不够忠诚的中国知识分子，集中在远古的华夏文化摇篮地带进行思想改造。著作的名称令我们联想到儒家的同名经书和圣经的四个福音。圣经在《四书》里扮演的象征性角色很重要，不仅是其中一本书的文风蓝本，而且从几个主人公的特性也可以读出其痕迹，效果极为独特。

作者以惊心动魄的故事双曲线给我们讲述几个主人公的毛骨悚然的残酷经历。既然如此，他的新西西佛斯面对荒诞的惩罚时，在作者的眼里不是屈从的牺牲品，而是认命的英雄，在处罚里能够找到美丽和意义。阎连科的文学作品涉及到人类文明的根源，东方和西方的哲学、文化、伦理，其叙述方法独一无二，其主题有超越时间和国家边界的价值。

阎连科（出生于1958年）是著名中国作家。《四书》英文版尚未出版，所以捷克译本可以视为非凡的出版事件。原著由翻译家李素以优秀的方法得以传达给捷克读者，译文生动丰富传神，译者成功地表达了原文从宗教语言、政治教条语到普通口语表述的多重层面。

虽然《四书》捷克语版本最终输给了匈牙利的长篇小说，但进入最佳译著的年度前三名已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前所未有的成就了。随着春天的提名，2014年5月在布拉格老城犹太区的卡夫卡中心办公室里聚会的评委开会以后宣布，2014年的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获得者便是中国作家阎连科。卡夫卡文学奖授予已获得非凡艺术成就的当代作家，不管作家国籍和文化背景如何，其创作如伟大的现代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文学创作同样有世界意义。授予卡夫卡文学奖的基本标准是：艺术创作质量和独特性，人道主义特征，对不同文化、民族、语言和宗教之间的平等宽容交流具有贡献，具有不受时间限制的永久性质，对全世界人类的合法性，具有传达时代证词的能力。卡夫卡文学奖不是凭一两部作品而是作家一生创作授予的。卡夫卡文学奖虽然是国际性的奖项，八位评委中有三个捷克人（一位作家、一位德国文学专家和汉学家克拉尔教授，还有来自美国、法国、奥地利、德国和西班牙文学界的评委），但获奖前提就是作家必有作品被翻译成捷文，而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很长时间来没有多少翻译实践，选择范围自然不大。

2014年10月28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古老市政厅里进行卡夫卡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典礼上的颁奖词不仅反映出西方读者怎么解读他的作品，也强调了阎连科的中华文明背景：

我们的弗兰茨·卡夫卡奖是一个国际奖项，但是从这个奖项的名称而言，又是一个捷克和布拉格的奖项。这个奖项使我们从卡夫卡作品的视角和观念来审视当代世界各国文化和语言背景中的文学作品，并发掘出这些文学作品中打动捷克读者的捷文译本。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国作家阎连科的文学创作、生平和思想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的作品毫无疑问和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的历史紧密关联。

阎连科2010年完成的作品《四书》于去年在捷克出版，这部阎连科的巅峰作品再次使用了讽刺性的标题。在整个远东，代表孔子思想，或者说是新孔子思想的四部著作《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儒家圣经。但是读者在书中几乎找不到孔子的美好古训，却看到四幅那时在古老的黄河边发生的五十年末的荒诞而又神奇的画面——以下乡为形式的劳动改造、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登峰造极后被称作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阎连科的文风无拘无束，用特别的阎连科式的幽默可以说是写出平凡叙述无法写出的东西，写出了上百万平民和知识分子的往事。

阎连科不断地尝试成为用现实手法创作文学的叛逆者，就像是一个开小差的士兵！阎连科在他的作品《发现小说》末尾的那个佛教寓言中，把自己的写作比作那个四处流浪的疯疯癫癫的和尚，他的写作有点像在解读命运，观察手相，从昨日的往事中解读明日后人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阎连科追求的是另类的现实主义，是内在的现实主义，或者用另一个词叫做“神实主义”，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词语，意思是用内在的实质取代外在的表象，而这内在的实质是“无形的、神奇的、精神的、神造的和超自然的”。阎连科正在背叛和破坏以往和当代的陈规，为了创造新的规则。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试图在探索新的规则和当代中国无所不在的神奇、荒谬而残酷的实用主义的生活。在这样的探索中，阎连科用他近乎魔幻的讽刺手法，同时无处不在的优美的中国式的诗意，和永无止尽的变换的节奏和组合，表达出永无止境的期待，期待邦德所说的那个“永远是消息的消息”，而最终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外国读者（不管是普通读者还是文学批评界）或许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了解得有限，但这点正好影响他们的阅读方法。他们阅读异国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了解某个国家的历史实际，具体历史最多是故事的背景而已。要了解历史的人自然会读历史专著而不读小说。读小说的人更多的追求一种精神共鸣与同感。阎连科的作品以微妙的方式把东方和西方的文风和古今的文明思想结合起来，讲述了人类共同记忆中的故事，人类共同命运的中国版本。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有其灿烂历史，也有其残酷的经验，这一点也不奇怪，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人（小说人物）怎么面对人生遭遇。乌托邦作为人类享有的共同梦想在历史上不断地被考验，美妙的理想也引发了许多战争、政变和自然灾害，这也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所经历的共同经验。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揭露人生的正负两面，遇到危险或危机才真正考验我们的人性。从这种角度阅读阎连科的作品，就能读到非常强烈的永不屈服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西方读者的想象中或许也是远东式的人道主义或人性。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作者在共同的基础上描述了当代中国特有的现实，使得异国读者容易接近理解中国人的心理。西西佛斯在古希腊推他的巨石，在现代法国还在推他的巨石，今天也照样还在推巨石，不管有没有人写他的故事，他一直推着他的石头。古希腊传说认为西西佛斯遭到了公正的惩罚，法国的加缪则看到了西西佛斯的荒诞性。阎连科进一步发扬了加缪的西西佛斯具有的荒诞一面，创造了东方的西西佛斯，并且能够为此前被西方普遍认为是痛苦的西西佛斯形象找到妥协和快乐，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发现与描述。东方的西西佛斯每天在山的另一面从上向下用力推着巨石，静平从适，油然而自得。

好的故事也需要有能够感动人心的叙述人，阎连科能够在捷克获奖，主要在于他怎么讲述他的故事：以非常独特的风格、智慧的眼光、自己诚恳的文学立场和为人态度。西方当代文学几乎抛弃了大叙述，好像写不出来了。其实，尤其是今天，人人都需要大叙述，需要有人提醒他们为什么要天天推石头，有什么意义，人生的价值所在，否则很容易迷路。而阎连科以非常新鲜的眼光和独特的叙述方法提醒读者不要忘记人生的价值，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人道主义，都值得大家珍惜和保护。

总结

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捷克的翻译历史好像太凄凉了些。其实，其曲折的故事并不应该是个悲剧。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到捷克的途径无疑是漫长的，遭到了很多的不幸，要克服的障碍也不少。但大多数原因来自文学以外的因素，我深信这是件好事。今天有了新一代的青年翻译家，他们的翻译态度更为接近当今读者的口味。而文学领域有足够的余地，也有丰富的素材，只要以敏感的态度去利用它，只要好的文学著作能够找到好的翻译，就能够克服非文学性的障碍。阎连科在捷克的获奖以及莫言《丰乳肥臀》不到一年就再次印刷都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出版空间还不是很理想的，但是具有成功的潜力。中国当代文学最近两年在国外的超大喜事让人羡慕：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获得卡夫卡文学奖，这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被认可并且受欢迎的证据，笔者相信这也是对更好的未来的预言。

【注释】

罗然（Olga Lomova）：《政治、异国情调、性欲以及中文的退步：略谈中国现代文学在捷克的翻译》，载《世界文学杂志》2011年第4期。

中国古典文学在捷克出版也有些限制，但没有完全停止。著名捷克汉学家兼比较文学学者克拉尔教授（Oldrich Kral）在80年代末期翻译了曹雪芹的《红楼梦》，1986年至1988年分成三部书陆续在捷克最大的国家出版社之一出版，1988年获得了Odeon年度最佳译著荣誉奖。克拉尔教授（1930—）翻译中国文学成就让人感叹：《儒林外史》（1962）、《道：古代中国文献集》（1971）、1977年争取以笔名Josef Fass出版唐传奇选集《古镜》《红楼梦》，1989年以后重新开始出版中国古典文艺著作：庄子《内篇》（1992）、《易经》（1995）、《孙子兵法》（1995）、《苦瓜和尚画语录》（1996）、慧能《六祖坛经》（1999）、刘勰《文心雕龙》（2000）、《庄子》（2006）、《无门关》（2007）、《肉蒲团》（2011）。从2013年以来，已八十多岁的克拉尔教授还在继续翻译中国文学大著《金瓶梅词话》，陆续出版。此外，克拉尔也出版了专著《中国小说艺术》（1965）、《中国哲学：从历史的角度探望》（2005）和数多评论文章。

http：//www.svetovka.cz/archiv/2011/04-2011-biblio.htm.

这本书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翻译资助，否则也无法问世。

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的贡献，没有他们的支持，维索纳出版社也得不到中方的资助，这些作品也难以顺利出版。

〔李素（Zuzana Li），捷克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