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底头》的文本内涵与叙事策略分析

摘 要：在整个现代三十年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施蛰存的中篇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的出现有着先锋色彩，他用心理分析法将古人旧事重新演绎，向着传统历史写作和阅读习惯左右开弓，在众声喧哗的复调里讲述了一个个颇具现代意味的历史故事。即使施蛰存在历史小说写作的实验上并未走得很远，却已然为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全新的形态——心理分析型现代历史小说，其别样的文本内涵与叙事策略格外引人注意。

关键词：历史小说 心理分析 施蛰存

1930年前后是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不少名家涉及了历史题材。如郭沫若发表了《豕蹄》，曹聚仁试作《焚草之变》《孔林鸣鼓记》，施蛰存出版了中篇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鲁迅的《故事新编》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郁达夫也这个时期创作仅有的两篇历史小说《采石矶》和《碧浪湖的秋夜》。历史小说该写什么？怎么写？似乎没有特别的规范，但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现代历史小说家鲜有发思古之幽情而落入“文犹师古”的崇拜，也拒绝实践“文以载道”之谬见。在驾驭历史题材时，不论是聚焦社会、时代痛苦的现实主义写法，还是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垒块的浪漫主义写法，现代历史小说的叙事主题始终呼应着当下。前者如郑振铎的《桂公堂》、茅盾的《大泽乡》、廖沫沙的《南都之变》等，多为撷取历史的某一些碎片，比附现实斗争所需，融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创作而成。后者如郁达夫所主张的“将感情全部注入于这记事之内，以我们个人的人格全部融合于古人。将古人的生活、感情、思想，活泼泼地来经验一遍，完全不必起道德的判断，考证的审辨的”{1}。《采石矶》最初意在回敬胡适对其“浅薄无聊”的指责，然而成文后，因古人旧事演绎而拉开的时空距离，不仅巧妙地避免了将现实所受刺激直接带入小说里，而且给读者一种悲愤却不漫骂，感伤却不沉溺的阅读感受。

然则，现代历史小说的研究范畴显然不应该满足于时间概念上所划定的1919—1949的“现代”阶段，且学界对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开端亦有不同看法，所以，从历史小说自身含蕴的“现代性”加以厘定，更为合理。现实主义重视文学对人生、对社会的介入，浪漫主义重视个体情感的自由表达，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过分强调主题先行或是情感的无节制宣泄，往往会将 “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即文学形式的探索、试验置于脑后。在这种背景下，施蛰存中篇小说集《将军底头》的出现，在整个现代三十年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有着先锋色彩，他用心理分析法将古人旧事重新演绎，向着传统历史写作和阅读习惯左右开弓，在众声喧哗的复调里讲述了一个个颇具现代意味的历史故事。即使施蛰存在历史小说写作的实验上走得并不是很远，已然为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全新的形态——心理分析型现代历史小说。

一、文本内涵：聚焦“人性”与“神性”的纠缠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聚焦人物的心理世界，赋予古人以独立生命本该拥有的自然品格，还原英雄以普通人的心思，不吝笔墨甚至有些唆地刻画人物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仅就这一点而言，心理分析型历史小说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用施蛰存自己的话讲：“《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褴公主》，则目的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2}英雄人物首先是人，然后才是集正义、崇高、伟大于一身的英雄，如果英雄都无力也无法摆脱人性与神性的暧昧纠缠，那么，他们的毁灭是否更具冲击力？总的来说，崇高的神性追求的是内在修行和外在行动的一致性，平凡的人性却总在不经意间破坏外在的规定和秩序，两者的背离表现在故事的主题设置上，则是无情地打破了环绕在英雄身上的炫耀光环，替代以个体内心的苦闷、混乱与芜杂；故事的走向上，打破了外界因素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影响，人性自有它的力量，从故事的枝条上抽出新芽来，甚至改变了故事的走向；故事结局取消了悲剧的崇高感，替代以死亡的戏剧性和幻灭感。

（一）故事的主题：神性让位于人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性，仍然是一讳莫如深的话题。虽然人们必须结婚，那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我们有不少狎邪小说，但那是狎邪行动，不是性心理分析，不但‘男女授受不亲’，而且夫妻之间，也该是‘床上的夫妻，床下的君子’。”{3}英雄豪杰被想象成“无情才是真豪杰”，“寡欲方是大丈夫”，多情、好色之徒自然被排除在英雄的行列里。而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直面英雄豪杰的内心世界及其心智结构，正视他们“饥寒愁怨，饮食男女”的自然需求，大张挞伐地声讨长期被历史遮蔽的个体的性情与欲望，这便涉及了历史小说的现代性主题。《鸠摩罗什》的高僧，一边眷恋着妻子的美好，一边又渴望无语欲求地参悟，然而，肉体的、生命的下沉逻辑与精神的、历史的上升逻辑形成了不可逃遁的悖论，两者之间的冲突愈趋激烈，鸠摩罗什神性背后的平凡人性也越显真实可信。在《石秀》中，施蛰存对暴力美学的铺张有些不加节制，“看着这些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石秀重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其用意在于强迫读者掩卷而思，对美好事物的破坏是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恶习之一？现代文学极力推崇人性飞扬、进取的一面，恰如硬币有两面，心理分析型历史小说偏就关注了人性不被照亮的角落里滋生着的各类霉菌。

（二）故事张力：被欲望推着走，直至冲破伦理的边际

长期以来，人的身体被驱逐到历史写作最为隐蔽的角落，与之相关的欲望长期被遮蔽，“我们大多数时间所受的教育，都是反身体，并在身心二分法的诱导下，把心和高尚相联，把身体留在黑暗之中。”{4}身体，尤其对待女性的身体，被随意作物处理，如《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三回所述：“勾践班师回越，载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而整部《水浒传》充斥着对女性身体的不屑与排斥，为数不多的女性形象也是向着男性角色想象转换，一丈青扈二娘便是典型。在古代人伦道德的叙述中，在“理”、“义”、“良心”、“佳名”的名义之下，消灭女性身体反倒成了正义之举，所以，比之杨雄与石秀的兄弟情分，杀死潘巧云这一“狠毒之恶物”倒在情理之中，也合乎体统。既然潘巧云的合法身份是杨雄的妻子、石秀的嫂子，勾搭海和尚、引诱石秀便是越界之举，按此推理，“石秀杀嫂”就顺理成章地演绎成了英雄铲奸除恶的版本。

施蛰存倾向于在历史小说中实践弗洛伊德的学说，“在年轻女人身上，性的愿望占有着几乎排除其他愿望的优势，因为她们的野心一般都被性欲的倾向所同化。在年轻男人身上，自私的、野心的愿望与性的愿望共存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5}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一旦获得了自然品格，容不得理智的过滤与约束，历史故事的走向驾轻就熟地挣脱了传统的叙事轨迹。这也是小说令人称道之处。如《将军底头》里，代表“忠诚”的种族意识并不能压抑花惊定将军的欲望，一向对恋爱不以为意的他，在性欲与爱情的复杂情感驱使下，颠覆了心中固守的道德律令。即使他的头被砍掉，身子依旧屹立不倒，从地上摸着了首级，夹着他的大宛马跑向寻找他心弛神往的美丽少女。《阿褴公主》里的段总管在民族之义与美色迷恋之间犹豫不决，关键时刻还是本能替他做出了选择，那就是“报仇虽然要紧，而恋爱却更甚”。《石秀》里，自第一次见了潘巧云后，石秀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眠，对她的“纤纤食指”、“肥而不胖的美脚”、“乳白的肌肤”、“娇脆的声音”痴痴地幻想了一夜。在石秀眼里，潘巧云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具有引诱和暗示意味，正是这些性想象将潘巧云推向了悲剧的结局。就这样，施蛰存“把《水浒传》中的伦理范本变成了现代心理学的病案”{6}，用现代叙事技巧重新解释了 “石秀杀嫂”这桩公案。

（三）故事结局：崇高意义的多向消解

以情胜出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一路走来，旁生出奇情、侠情、艳情、苦情、哀情、惨情、怨情等多个细流，纵观其变，小说里的恋人爱得甚是痛苦，偌大的社会却容不下一对苦苦相恋的年轻人，徒留遗憾无数。同样写情爱，施蛰存力求超越制度变革、社会革命等外在条件的阻碍，相对地客观地把握人物欲望的内驱力和运作方式：在性欲与其强敌的对抗，在禁与不禁，合法与越位，狂乱与平息之间，小说通常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画上句号，给读者以更强烈的触动。郁达夫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唯有个人内心的斗争——情欲与理性，本能和道德的斗争——则人类存在一天，斗争也继续一天，就是个人的肉体消亡的时候，也不能入于休战的状态的。”{7}只不过，人性虽然永恒却也庸常，虽然终究免不了走向幻灭，却也没有期待中的悲壮感，甚至连起码的美感也沾不上边。《石秀》里，石秀对女性身体的施虐并非毫无根由，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分析，源于性欲的无法满足，由最初的对美好身体的贪恋，向着另外一个极端滑落——暴力毁灭。《将军底头》中花将军提着首级寻找心中的女神缺乏悲壮感，少女漠然的调侃无情地击破了他对爱（混杂着性欲）的信仰，无头的躯体立即倒下，在远处的头却流下了眼泪。这个结局的处理，让骁勇的花将军首级被砍却屹立不倒的悲壮画面迅速滑向荒诞，将军的“崇高”想象被瓦解得所剩无几。《鸠摩罗什》里的鸠摩罗什试图用吞针这一高难度动作挽回众人对其高僧形象的质疑。末了，一幅幅快速闪回的过往记忆，还是让他的惊人举动出了差池，最后一支针刺在舌头上，吐之不得，咽之不下。虽然他趁着众人不注意的间隙，将刺在舌头上的那支针悄悄吐掉，但舌头上的刺痛却一直提醒着他庸常的一面，无从摆脱欲望的煎熬和道德的拷问。

值得一提的是，从心理分析型历史小说的文化生成机制来看，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虽然回荡着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但其现代性主题的表达更多地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影响。那种漂浮在这座城市上空的现代性，先天地与海洋季风所带来的殖民性混杂在一起，喧闹之下带有空虚，繁荣之中带有屈辱。小说同时也映射了作者对错位生长的都市文化的态度，既斥责传统却又藕断丝连着，既恐惧外来文化大肆入侵却又情不自禁地仿照。此种复杂、纠结甚至相互排斥的情感自然无法安排一个基调相对一致的故事结局，所以，怪异、另类的故事走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叙事分析：众声喧哗的复调

施蛰存自称大多数小说偏于心理分析，深受Freud（弗洛伊德）和H.Ellis（英国人类学家蔼理斯）的影响，“我虽然不明白西译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应用了一些Freudism（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小说而已。”{8}与更多地吸收了西方19世纪文学思潮、短篇小说写法影响的“五四”作家不同，施蛰存所受的影响同步移植于现代主义思潮，“诗是后期象征派，小说是心理描写，这一类都是Modemist，不同于19世纪文学”{9}。施蛰存的历史小说聚焦于人物内心的体验与变化上，强调在形式上做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在叙事策略的选择方面，全知叙事者的野蛮介入造成了文本叙事的明显的裂痕，看似败笔，却也对应了“人性与神性的暧昧纠结”的主题。此外，文本结构上强调同义反复，使得故事主题在一片混乱中隐而不显地延续着。小说文本表层的分裂与内层的趋同，构成纵声喧哗的复调结构，强化了主题的反讽与颠覆效果。

（一）全者叙事者的野蛮介入

叙事者总试图控制人物的言行，却没有意料到人物的情欲有时会逃离理智的摆布，一旦获得自由，小说人物的癫狂态势逼着叙事者逐渐隐退，由着自身固有的情感倾向显现或消失。施蛰存在小说里表现不可名状的性心理冲突，却又过多地依赖传统全知叙事，这样一来，文本内在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

然则石秀是在轻蔑她了？……并非！这是因为石秀虽然为人英武正直，究竟还是个热情的少年汉子，所以此时的石秀，其心境却是两歧的，而这两歧的心境，都与轻蔑的感情相去极远。

这里，全知叙述者横亘其中，清晰地对石秀内心的矛盾做了一番梳理：欲望的挣扎如同火山内部升腾翻滚的岩浆，已到达排山倒海、不可遏制的零界点，而外在行动却在理智的强力压制下，依旧不漏声色。在全知叙事者适当的干预下，流动的潜意识与冷静的行为举止一动一静，一张一弛，表现相得益彰，反倒凸显了文本的复杂性。而在《将军底头》里，叙事者自由出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第一天在行军的路上的将军底思想是这样的”，“士兵们底思想是这样的……”比起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叙事者知道得更多，如此操作，固然可以避免人物被欲望裹挟着陷入混乱、疯狂、不可理喻，但就故事的流动性和行文的流畅性而言，全知叙事者的理性分析多少有些生涩。

（二）两种力量较量下的反复咏叹

叙述学家热奈特曾把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讲述一次发生的一次的事，二是讲述n次发生n次事，三是讲述n次发生一次的，四是讲述一次发生n次的事情。”{10}心理分析型历史小说讲述故事的方式属于讲述n次发生了一次的事，表面上看，随着时间的前进完成的是“开始、发展、结尾”的一次完整叙事，实际上每一个场景、片段都重复讲述同一事件，只是讲述的侧重各有不同。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始终强调着生命中看似背道而驰的两种力量的永恒冲突，生的本能与其强敌如功名、道义、种族之间展开的持续对抗，在不断的重复讲述里注重细节的变化，在人物内心的失衡中寻求相对的平衡感。

以《鸠摩罗什》为例：

第一个场景：小说开篇就让鸠摩罗什面对神性与人性的艰难选择。十余年来，他不曾放下内心的困惑与不安，一种是一心想回到剃度时修成正果而受人敬仰的企念；一种是像凡人一样爱着妻子却担心遭世人轻蔑。在旅途的第三天，看着周围广袤无垠的景色，内心似乎暂时跟着空旷起来，甚至觉得爱欲与功德是没有冲突的。但这种辩解虚弱无力，很快就被他自我否定，“罗什眼前觉到一阵的昏黑”。“神性”与“人性”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打了平手。

第二个场景：鸠摩罗什的妻子在旅途的终点离开了人世，也断绝了他作为凡人的烦恼，“神性”与“人性”的对质一度失衡。“人性”诱惑的暂时缺位，一切的磨难、诱惑自行隐退，鸠摩罗什自信地迎接秦国的盛大尊敬而没有一丝内疚。

第三个场景：鸠摩罗什为市井小民做讲演，诱惑再次出现。美艳的孟娇娘放肆引诱，“她的全部的媚态，她的最好的容色，在一瞬间都展露给他”，他心中吃了一惊，“神性”与“人性”再次狭路相逢。

第四个场景：禁军姚业裕试探鸠摩罗什的定力，在国师感化妓女，还是妓女感化国师的问题上，两人决心用行动加以证明，于是深夜造访妓院。结果是，鸠摩罗什慌乱而逃，试图制造自己不曾被挑衅，定力不被破坏的假象。

第五场景：在美色诱惑面前，鸠摩罗什彻底败下阵来来。“大智鸠摩罗什完全不能支持了。他突然停止了讲经，闭着眼在讲坛上发着颤抖，脸色全灰白了”。鸠摩罗什在对妻的留恋，对修行的期待以及对爱情不专一的亏负中，认定自己非但不是一个僧人，而且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

每一个场景都重复这么一场斗争——性欲得不到切实的满足，道德底线又不能坚守，欲望与道德展开殊死搏斗，最终以人物的幻灭宣告结束。在《石秀》《花定将军》《将军底头》里同样上演着此般众声喧哗的同义反复。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因为主题之鲜明，叙事布局之相对严谨，此类历史小说很难写成长，也限制了它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以及历史深层次的挖掘。

{1}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A].郁达夫文集（第5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239.

{2} 施蛰存.将军底头.自序[A]. 见王富仁，柳凤九主编.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第三卷）[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

{3} 黄忠来.围困与突围：解读施蛰存[J].鲁迅研究月刊，2002（4）：58.

{4} 谢有顺.身体修辞[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7.

{5} 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M].见白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1987：4.

{6} 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04.

{7} 郁达夫.小说论[A].郁达夫文集（第5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57.

{8} 施蛰存.我创作生活之历程[A].灯下集[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62.

{9} 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答新加坡作家刘慧娟问.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79.

{10} 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8.

作 者：谢秀琼，硕士研究生，浙江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