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里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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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兴盛虽只有几年时间却涌现出一大批独具风貌的文学作品和深富民族担当的优秀作家。其中，1921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的白朗与萧红并称为东北女性文学的“拓荒者”。本文以白朗1931年至1945年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从其小说中屡次出现的“出走”情节分析白朗对黑暗势力的强烈反抗；梳理作家的女性书写，论述其关怀家国命运的女性视角；探讨民族危亡之下白朗关于生与死的辩证思考。
关键词：东北沦陷区 白朗 抗争 女性书写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中国东北地区在日军的暴虐中度过了长达十四年的奴役和殖民统治。在这片被肆意践踏的广袤土地上，家园不在、国土沦丧催生出端木蕻良、萧军、萧红、骆宾基、山丁、白朗、梅娘等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或为反抗日伪政府、揭露人民苦难与敌军暴行，或为唤醒民众而奔走呼号。东北沦陷区作家以不屈的灵魂与真实的书写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也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铁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十四年间涌现出的大量女性作家，她们不仅是东北沦陷区作家群体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因其独特的创作主题、审美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中一个迥异于其他女性文学的特殊群落。其中，白朗（1912—1990）因于1933年在《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发表的《叛逆的儿子》与《只是一条路》在文坛崭露头角，并在当时与萧红齐名，并称为东北女性文学的“拓荒者”{1}。白朗以其昂扬的反抗精神、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以女性特有的敏锐感觉和细腻笔触描绘出一幅幅东北人民如何饱受苦难、又如何在这无尽暗夜里顽强抗争的壮阔图景。
一、反抗的姿态：“出走”情节
“九一八”事变后，十九岁的白朗在丈夫罗烽的影响下加入“反日同盟会”，二人共同担负起反日宣传品的编辑与印刷工作，他们的家也成了党的秘密印刷机关。1933年4月，白朗考入哈尔滨《国际协报》成为编辑，同年合并《家庭》和《妇女》周刊，创办《文艺》周刊，将被日伪政府扼杀的《夜哨》的撰稿人悉数转移到了《文艺》这个新阵地。革命的亲身经历、并肩作战的进步青年和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使白朗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和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封建主题，反映出青年一代在民族与阶级双重压迫下的觉醒与抗争。
细观白朗早期作品会发现她似乎对“出走”这一情节十分青睐：《叛逆的儿子》中少爷柏年携父亲的妾室银娜离家出走；《只是一条路》的主人公家栋因不堪奴役驱使选择离去；《逃亡日记》则以日记体记录了勇于挥别过去、独自出走的女青年的心路历程。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第一批“出走”人物与“出走”情节出现在五四时期，虽同是“出走”，且皆以反抗为主要旨归，但白朗笔下“出走”的缘起与指向却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出走”是青年人在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逃离封建礼教的束缚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那么在以白朗为代表的东北沦陷区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出走”不仅意味着与腐朽封建制度的决裂，更重要的是反抗敌军的侵略与伪满洲国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东北地区在日伪殖民统治下进入无一丝光亮的暗夜，民族压迫下的阶级矛盾也愈加尖锐。《叛逆的儿子》中自私残酷的地主为了私欲无限度地压榨、欺凌贫苦的农人，奸淫杀人无恶不作，政府却对此不闻不问。《只是一条路》中年仅十四岁的男孩儿家栋迫于生计只能辍学到公司“服务”，却从来没被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来对待，终于在一个暴雨天里毅然出走。虽然作者并未在小说中交代“出走”的人究竟何去何从，但从一些句子中我们可以隐约预感到他们挣脱黑暗、走向革命的光明未来：“去奔向我们的征途，走上光明的平坦的路。”{2}“但我觉此别不怎样难过，实在是因为快乐和光明把我包围了。前面亘着只是一条道——与环境斗争——我就要奔上此途，以至于死。”{3}
《叛逆的儿子》与《只是一条路》皆以“出走”结束，表达作者对黑暗势力的反抗和对未来的展望，而《逃亡日记》则以“出走”为开端，其中寄寓的是白朗对于“出走”不是黑暗的结束而是奋斗的开始的深层思考。正如人们对白朗创作的评价，她的“每篇小说同一样呼应着当时北满特有的创作氛围，有着敏锐的丰颖的新的力量”{4}，白朗正是凭借这样“敏锐的丰颖的新的力量”，以决绝的反抗姿态成为“东北文坛的哨兵”{5}，激励着其后东北女作家的勇往直前。
二、以女性遭际观照家国命运
《逃亡日记》在以“出走”情节凸显反抗精神的同时也体现出白朗对于女性命运的体察与关切。其实作为一位女性，尤其是作为一位身处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作家，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是一种与生俱来，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白朗小说的思想深度，集中反映在妇女题材的作品里，作家以众多隽美的妇女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艺术典型的画廊。”{6}其第一篇小说作品《叛逆的儿子》虽然以男性为主人公，但以女性视角感受时代苦难、以女性遭际观照家国命运的创作意图已初露端倪。银娜本是清白人家的女儿，父亲因贪图钱财将她嫁给了一个纨绔子弟。丈夫败光了所有家产后把银娜卖到了妓馆，后来银娜从良做了柏年父亲的小妾，由于不善逢迎并不被喜欢，动辄便要遭受一顿打骂。在柏年的帮助下银娜逐渐明白她所承受的一切苦难都是谁造成的。在这个灾难重重的时代，不仅是贫苦人家的女儿，即便是受过知识教育的大家闺秀同样逃不脱悲剧的命运。在中篇小说《四年间》中，白朗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了黛珈虽冲出了旧式家庭、勇敢地追求爱情并与爱人结为夫妇，却仍然无法实现“要做一个人，要做一个有为的女人”的愿望。四年里，三次孕育、三个婴儿的夭折阻断了黛珈的求学之路，也严重侵蚀了黛珈原本健康的身体。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临时教员的工作机会，单纯正直的黛珈没有想到原本应该怀瑾握瑜的学校竟充斥着阿谀逢迎、排斥倾轧和一群浓妆艳抹的摩登女郎。“第一步希望已经破灭得再没有回转的余地，而第二步希望又使她如此的灰心”{7}，黛珈已没有任何出路可以走。
应该说白朗以《逃亡日记》中女青年与《四年中》黛珈的人生际遇呼应了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女青年陷入贫穷和迷惘的泥淖无法脱身；黛珈在婚后四年间身心皆受重创。鲁迅曾尖锐地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8}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不仅要忍受传统和自然的挤压，还要承担阶级和民族的压迫，因此白朗绝不会让她笔下的女性走这两条路，她们不会哄骗自己重回旧梦，因为打碎这梦境的除了阶级与男权的压迫，还有民族侵略、家国沦陷。无论是“回来”还是“堕落”都将遭到日伪统治的扼杀，唯有抗争，所以白朗从不甘心缄默于长夜中，也许女性寻求出路的旅途还很长，也许这条路上满布荆棘，白朗总能以坚韧的力量抚平伤疤、期待黎明的到来，正如黛珈虽追悼那四年韶光，却已让那三幕悲剧如烟般飘散。这是白朗对女性群体的自信，更是她对国家光复的自信。
三、“生的坚强，死的挣扎”
1935年初，白朗随罗烽逃离哈尔滨来到上海投奔萧军和萧红。当白朗目睹敌寇对共产党的疯狂迫害与战友金剑啸的壮烈牺牲后对敌人的暴行与人的生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鲁迅曾评价萧红的《生死场》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的书写。1936年至1945年间的白朗则以其对“生”与“死”的体悟从个人角度诠释了沦陷区人民别样的“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
小说《轮下》描述了一群灾民为保护临时居所与伪满政府暴力冲突的场景。政府以修建水坝为名横征暴敛却并不办实事，大水袭来，松浦一带居民受灾严重、流离失所，在哈市伪当局同意下来到南岗下坎空地搭建茅草屋暂时栖身，不久便接到必须马上拆掉这些草房的通知，理由是这群破房子“有碍瞻观”，影响满洲国建设大哈尔滨市的计划。众人请愿的结果是第三天日本宪兵的强行拆除和暴力镇压，七十个难民被俘虏，陆雄嫂和怀中的孩子命丧于囚车的轮下。白朗以劳苦大众的枉死揭露、控诉敌人的残暴行径，生动地表现出日本法西斯侵略下的中国人民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生与死》则讲述了一位爱国老妇人如何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八个政治女犯的自由的故事。感人故事之中蕴含着白朗关于生与死的辩证思考、关于个人安危与民族危亡关系的思考。如果说刚来到监狱看守犯人的老伯母是出于一颗慈爱的心与博大的母性尽其所能地帮助犯人们，那么当她被调到特别监房看管所谓的“政治犯”后看到鬼子的凶残，当她逐渐被女犯们抗日革命思想所熏陶，尤其是当她得知儿子被日本人杀害、儿媳因受到日本兵奸污而服毒自杀之后，老伯母就已经从善良走向民族觉醒，最终步入爱国抗日的阵营。老伯母利用监房改造、女犯迁移到别处的机会用计放走了她们。小说以老伯母“被拖上为她往日所恐惧的黑车，那部车，神秘而神速地驶向郊外去了……”{9}作为最后交代，不难得出等待她的必将是秘密处决的结论，老伯母以她一个人的死换来了八个年轻生命的新生，也换来了革命的希望。虽然老伯母的肉体死去了，但她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将永远存活在抗战史中。
相较于老伯母，转变得更为彻底的是《老夫妻》中的主人公张老财。张老财原本是一个自私、顽固的守财奴，为了守住家业不惜将慷慨善良的妻儿赶出家门，过继族中不求上进的少年做家产的继承人。日军袭来，张老财固执地和他的房子、田地一起留在村里不肯撤离。鬼子的烧杀抢掠奸淫与共产党的英勇抗敌深深震撼了他麻木了大半生的灵魂，彻底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张老财主动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将敌兵一举歼灭。过去的张老财极其爱惜自己的生命，像守护财产一样守护他的寿眉不受一丁点侵害，但当他觉醒之后便不再在乎个人的生死，勇敢地将敌情报告给附近的队伍，不幸的是在此过程中惊动了敌人而惨遭杀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老财不忘将毕生的积蓄贡献给军人们。小说通过张老财在钱财方面，特别是生命的奉献展现了愚昧麻木的国人的觉醒与蜕变，也深刻披露了日军的无耻暴虐。白朗对于“生”与“死”的书写是区别于萧红小说创作的另一层面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也未尝不是一种“生的挣扎，死的坚强”！
也许从表现方式、艺术技巧等方面来说，以白朗为代表的东北沦陷区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其中深切的忧国意识、不让须眉的民族担当却足以使她们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座丰碑。她们是东北沦陷区作家群体中的“丰颖力量”，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群落，更是一群不应被历史和人民遗忘的人。
{1} 梁丁山编：《带雪冲寒折嫩黄（前言）》，《长夜萤火——女作家小说选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 白朗：《叛逆的儿子》，《白朗文集·短篇小说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3} 白朗：《只是一条路》，《白朗文集·短篇小说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4} 张毓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一），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5} 刘慧娟：《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6} 王建中、白长青、董兴泉编：《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7} 白朗：《四年间》，《白朗文集·中篇小说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页。
{8}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9} 白朗：《生与死》，《白朗文集·短篇小说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