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玩具
时间：2021-02-27 08:02: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我所认识的具有地域属性的女性作家中，冯小涓无疑是一个颇富于创作主体灵动气韵和丰富想象力的作家。凭借着这样的气韵和想象力，她一方面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散文佳作，先后推出了散文集《倔强之眼》和《幸福的底色》，另一方面则是将自己的审美目光投射于更能体现作家价值的小说创作，只不过很多人在习惯上仍然称她为散文作家。同散文创作一样，她的小说创作也明显地带着十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丰富的想象力，换言之。她是将个体的情绪、感受、灵智、体认、心悟纵横集合而成的审美理性来调控自己的小说创作，且能够整体性地把小说的艺术创造置于丰富的想象天地，又恰当地吸收了当代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从而将灵魂玩具一样的小说经营得别有一番气韵。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在想象中完成》就是对这种气韵的形象承载，“想象”也成为了这本小说集的艺术基调和创作“原点”。但又并非仅仅如此，通过对这本小说集的阅读和阐释，我们还能从她的艺术想象中寻找到作家想象的力量所在和艺术想象的根本魅力所在。这种复合性的所在，既能洞开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内在秘密和美学构造的玄机，又得以领略一个女性对社会的思索。
如果把小说比喻为人类灵魂的玩具，艺术想象就是给这个玩具插上飞翔的翅膀的重要力量，而作家的艺术想象力的大小则决定着它飞翔的高度。徐亮先生在《显现与对话》著述中曾指出：“任何一个艺术家。只要他是在创作，而不是在模仿、制作或抄袭，总是要企图表达出一些从自己的世界里寻找出的事物的更扣人心弦、更深刻和更真实准确的东西的，他们总是不满足于事物如同人们所描绘的那个样子。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而看个究竟和明白……这一点几乎可以说是所有艺术家的愿望，但要实现这一愿望则是需要艺术家‘非凡’的想象力的。”的确。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艺术，艺术的生命是靠艺术家的想象力来维系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就是卓越艺术品内在艺术精神的维系。想象并不是艺术家艺术生命之外的东西，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无论它是表现型的还是再现型的，也无论它蕴涵着多么复杂的问题。都离不开想象的维系。所以非凡的想象力不仅是从时间和空间世界里解放出来的一种回忆和预见，是刚健有力的飞翔的表征，艺术家依托这样的飞翔。就能腾飞得更高远神奇。从艺术创造学理的角度看，我以为想象主要是由本我想象、自我想象、超我想象构成的。从冯小涓的小说创作具体层面看，也主要体现为对自我想象与超我想象的运用，通过自我想象，她创作了《满升》、《嚎叫》、《小人物》、《判决》、《8号大院的妇人》、《等待》、《人影》等具有现实主义意味的小说：通过超我想象，她创作了《黄毛兔子》、《转世》、《传说中的爱情》、《赵家祠堂》、《在想象中完成》等富于现代主义特性的小说。这种界定不过是相对于作者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艺术特质而言的，不非十分恰宜与妥帖，因为作家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并不甚清楚自己想象的原点与方式，而是依据自己掌握的小说理论和对小说的艺术触感来有意识地进行，她的小说在总体上就表征为理论的先导性。至于想象，大多成为她创作小说的一种手段，并非是她艺术追求的根本所在。作为评论就难免构成对之的某种“误读”。
《黄毛兔子》无疑是作者早期创作中的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一群自古以来就生息在村边丛林间的黄毛兔子，它们仿佛积聚了天地间魔法的精髓。显示出超越人类承受能力限度的巨大魔力和法术，随意地一次挥手一个动弹就能引起整个山村的颤栗，就会把人置于阴曹地府：它们不仅使芸芸众生难以逃脱其魔力和法术的掌控，即使像“包包老汉”、爷爷这样在村里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人——一个能逢凶化吉、占卜未来， 一个是家庭最高权威的象征——也无力同这些黄毛兔子进行抗衡。可以说。这一群黄毛兔子以其令人非常恐惧的魔法左右了整个山村生灵的命运，也左右了山村的历史进程。小说结束时，这些黄毛兔子又幻化为村人们的一个个似曾相识的祖先。很显然，作者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为我们创设了一个十分神秘怪异、荒诞离奇的小说故事，即大自然本在的神秘与人类存在的神秘。这种具有双重神秘性的故事又不是根本超越了现实社会存在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对中国那些处于偏远闭塞、愚昧落后的农村生活现实的某种隐喻或象征，或者说它是对整个宇宙与世界历史进程中那些尚未知晓的东西一种象征或隐喻。它不仅揭示了人类自身对于社会历史、现存世界认识水平的有限性，而且所凸显出的特殊的思想意蕴超越了我们既有的理性认知能力。作为任何一种肉身存在的生命体，都不可避免会在这种神秘的网络里失去常规的判断能力和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又并不是世界本身所赋予的，而在于人的精神神秘。
《转世》是另一个更具有思想意味与艺术探索的小说文本。小说叙述了“我”的四次“转世”，即由女人到男人再到麻雀终至石头的能转。女人是“为男人而生”的动物，不仅是没有文化符号标识的名字，而且缠成一双小巧玲珑的脚和具有姣好的面容、顺从的品德都成为她必须的选择。因为那个时代美人的基本标志和社会规定就是如此。只有具备了这些基质，她才能“打点成一个精致的礼物奉送给”王一豪。但突如其来的土匪绑架事件，使她怎么也洗不清身上的“污垢”，为了维护家族的声誉和自己的名节。只有“向那井口爬去”。“我”的第二世是一个被枪毙的名叫成贵的男人，至于为什么被枪毙，作者仿佛难得向读者交代，因为一个被枪毙了的男人绝对是一个干了恶事的人。“我”的第三次转世是一只麻雀．但它的命运更为可悲：既要躲避人们的追杀，还不敢吃人们撒了农药的粮食，连逃命的车厢上都是一片粘性特强的油液。麻雀的命运便只能是死亡。三次转世都不能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根本保障，第四次就只能变成一块石头。石头的好处是能够躲过伤害、没有感情和保持沉默、没有欲望，石头就可能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从女人到男人的转世其实就是人闻向地狱的转世，或者说从人的生命向一个鬼魂的变异；从麻雀到石头的转世则是由有生命到无生命的转换，或者说是将一种飞翔的状态朝着坚硬的本性变移。这四次转世并非足在昭示女人比男人更美、无生命比有生命更有劲道，而是揭示生命的不可捉摸与脆弱本质。作者之所以有这种反生命的倾向，并非生命本身失去了意义，而在于现实对生命的强权迫害与存活的不能保证。
相对而言，《传说中的爱情》则表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彼此融合的创作倾向。既给我们以似幻是实的审美触感，又给予我们对人性存在进行深沉的理性思考。作者以一个很久就在小城里流传的故事作为结构小说的模本，讲述了一个既是历史亦为现实的悲情故事。一个名叫张颠的画家在丹桂飘香的秋夜依门眺望时，月夜朦胧中的月桂姑娘一下就闯进了他的眼帘，令他有如登临仙境般的奇异感觉，内心也随之发生了一次如强烈地震的震动。从此，在“爱情和酒精”的双重
催化下。他的绘画艺术水平有了长足的异乎寻常的升华，并很快建造起了那座标识着他与月桂姑娘美满婚姻的“秋深亭”。这样的故事似乎又落入到了才子佳人、姻缘美满的窠臼里，但紧接着的是作家笔锋一转。把它涉足到对张颠的人性思考或者说是哲学叩问中。张颠毕竟是一个“风流才子”。在短暂的婚姻幸福过去后，他的思想便转向了对金钱的崇拜，拼命用绘画来赚取更多的钱．更多的钱则又被他投入到对女色的玩耍中。一个本来很完美的爱情婚姻就在他的这种“玩耍”中逐步走向了双重悲剧：月桂在一个夜晚不告离去，从此在这座小城里永远消失：张颠的绘画水平每况愈下，那些曾经被他玩耍的女色也拿了钱纷纷逃逸，他最终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小说似乎是在叙写一个传说的历史，但归根结底还是表达对某种现实的隐喻，是在对某些所谓才子进行哲学叩问或文化批判。这就将艺术创作与社会现实、创造想象与精神勘探进行了有机融和。使小说更富于深刻的哲思。
读她的小说《嚎叫》便有这样一种感受：作者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去解剖一个自己似曾相识的人，尽管这样的人是一个处于社会平均物质生活水平之下的无知的人。故事发生在一个较为贫困而偏僻的山村，农民王发财在临近五十岁的时候才有了自己的儿子，他内心的欣喜若狂可想而知。这时可怕的地震却发生了，地震不仅夺走了他的妻子。也把他便成为了一个鳏夫。鳏夫是人类生理与心理双重孤寂的代名词，疗治它的药最好的莫过于女人。内心那种原始力量便在他的腹内如潮汹涌。在与凤姐有了平生第一次最快乐的云雨后，他就对之产生了不能自己地恒久的渴求。但凤姐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借种生子，因为她有自己的丈夫。于是。王发财的渴求就只能成为像空中楼阁一样的幻想。也由此开始了他的那种非同寻常的嚎叫，而这种嚎叫又更深沉地将他的生理欲望推向了高潮，使他在情急之中杀死了凤姐的丈夫。在那座铁网围绕的高墙里，嚎叫便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生命呐喊。小说并非是给我们讲述一个充满原始本能性征的故事，也非单纯地表现人物的物质生存窘境，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人物生理与心理两个层面的剖析，以此来表达人对于生理与心理进行双重突围的意识，不做生理层面的困兽犹斗，使人找到一种更加有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的现实精神。虽然作者的这种剖析有些许雕凿的痕迹和较浓的臆想成分，但仍不失为作者对小说艺术创新的一种尝试，当代中国的小说正是在这样的创新尝试里获得了新鲜灵动的神韵和耐人寻味的气象。
《满生》又无疑是这本小说集里写得最为成功的小说。小说以极富写实主义的思想笔力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名叫魏满升的女人的悲剧命运。从出生伊始，她就在一张由传统道德规则、男权统治思想、男尊女卑意识所构成的无形的社会网格里生存着，一步步地消解了对个人命运的主宰能力与自主独立的思想意识。为了哥哥的个人幸福，或者说为了亘古以来的传宗接代思想，她不得不中途辍学嫁给一个有癫痫病的男人；为了自己的生存理想，她远赴深圳打工，又被父亲和乡人强制性地押回：为了自己心仪已久的爱情，在向家人提出离婚后，又被所谓法律判定不能离婚。这一个个有形无形的绳索都勒紧了她，使她的种种生存理想和人生愿景一齐破灭，最后的选择就只能是死亡。当一个人在现实社会里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死亡就成为他或她的必然选择，但死亡本身并不能解救自己，最多是成为活着的人们的借鉴，只是这样的借鉴对于死者来说代价太昂贵。小说并非是在向我们讲述一个现实的故事与女人的悲剧，而是在传达一个女性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是对至今仍然捆缚着中国女人种种枷锁的理性认知与深刻批判，以还女人一个主宰自己命运与富于自强独立精神内核的世界，的的确确，无论是在中国的历史征程中。还是在中国当代的生存实现里，女性总是生活在男人的背影里，她们的生命姿仪、内心世界、精神风致大都被男人遮蔽起来，不是被当作一种寄生物的存在，就是被完全夺去了自我的意义。这种现状怎能不令作者反思与探析?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对存在的勘探”这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被许多中国当代作家视为是小说创作的圭臬，但不少作家对“存在”一词的理解，不是局限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范畴，就是把它当成狭隘的个人主义思想来理解，在创作中则专注于对孤立人格和纯主观精神状态的精雕细刻，从而使之成为了对人的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抽象。冯小涓的理解则显示出了她主体认知和审美发现的独特性。所以她在《抛入与逃避》这篇小说创作后记里曾这样写到：“我应该关注的不是逃避，而是那些呻吟的灵魂，他们被迫抛入这个社会并没有停止挣扎，正是在这些叹息声中有个人被集体压制的宝贵财富。”显而易见，作者创作小说的目的不是因为那种在时尚里非常走俏的精神娱乐的“存在”，也非由于某个只有“在想象中完成”的人生理想的“存在”，而是为了“蕴藏着小人物的全部价值和尊严”的那些生命叹息的“存在”，从而在思想意义与审美层面上同质抵达对人文精神的现代性提升。这正如评论家李建军所指出的那样：“文学是一种心灵的疼痛和疗救密切相关的精神现象。它发现苦难和不幸，并通过诗意的手段，帮助人们超越苦难，摆脱不幸，最终获得内心的解放与安宁。不仅如此。作为一种伟大的平衡力量，真正的文学总是努力帮助自己的时代纠正价值观上的偏差，避免价值体系的倾斜和崩溃，并最终将人们的文化教养和文明水准向着更高的境界提升。”正是在这种创作思想的引领下，作者不仅将小说创作的视角进行了有意识的下沉，以底层写作的平民精神和平等姿态走进人的普通生活，力图以小说叙事的审美创造来彰显在历史与现实中始终被遮蔽了的小人物的命运悲剧，尤其是身为女人这种小人物的命运悲剧，而且在小说创作中富有着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使小说创作着上了某种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色彩。在底层叙事的基点上，作者还体现出浓重的苦难意识和对苦难的精神追问，一方面作者通过对人的现实生存的苦难境遇给予了富有人文精神的观照，极写人在苦难过程中的生理性挣扎和精神性的突围；另一方面则注重对人的苦难进行富有现代性的精神追问，力图通过这种精神追问来寻找造成如此苦难境遇的根由，而使她的小说叙事具有构设人类精神家园的意味。
从艺术层面看，作者的小说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本土生活与西化艺术的有机融合；其次是对生命存在形态的现代性体验和对中国乡村社会图景的当代性把握；第三是对人类生存世界的神秘性与不可捉摸的揭示和对小人物们的悲凉命运的展现。上述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使作者的小说从地域性的创作层面上突围出来，显示出强烈探索意识和锐意进取精神，具有某种标识的意味；另一方面是将自己的小说内化为对人类精神的指向，即要关注那些悲惨生命的沉重叹息，这才是小说得以继续前进的理由。从根本上讲，我以为作者的小说仍然属于中国当代小说在整体发展态势上的一个艺术流变的缩影，这样的缩影既没有完全显示出那种整体性的宏阔与壮丽变换的特性，也没有抵达到人们预期的那种思想深邃、内容丰瞻和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创新性，它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流露出诸多方面的欠缺，诸如小说理论强于文本实践、艺术想象胜于生活体验、主观愿望优越于客观存在现实等。依托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使小说这个人类灵魂的玩具得以在历史与现实的艺术领空展翅翱翔，无疑是每个小说家都非常向往的艺术景致，中外文学史上那些卓越的小说家莫不是因此成为人类景仰和后来的作家们竞相学习的文学大师。但想象又必然是建立在生活丰富、思想深刻、精神朗阀基础上的，它们就像是一种奠基而成为小说飞翔的内在动力。如果我们仅仅依持的是想象，小说腾飞的空间和高度都是极为有限的。这已是被前人充分确证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