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包容水平的测度及其收入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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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2006～2014年中国省级数据，从可接触性、使用程度两个维度选取评价指标综合测算我国30个省（市）金融包容指数，发现东部金融包容度高，中西部地区较低。本文进一步应用系统GMM面板估计方法，探究金融包容性发展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间我国金融包容性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U”形。分区域来看，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但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行普惠金融政策，促进金融包容性发展，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

关键词 金融包容 收入不平等 泰尔指数

一、引言

金融包容强调共享理念，泛指合理成本下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也特指确保社会弱势群体与低收入者能以可负担的成本，及时充分地获取金融服务，包括储蓄、信贷、保险、可支付信贷及金融咨询等一系列金融服务。[1]在我国，金融包容一般被译为“普惠金融”，指立足于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的基础上，向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层与群体以可负担的成本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2]已有研究表明，发展包容性金融，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3]在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包容性金融取得显著成效的背景下，我国在2016年将普惠金融正式写入国家发展战略中，以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我国各省金融发展不平衡，提高我国金融包容水平的关键在于改善低金融包容度地区的金融普惠程度。因此，客观测度各省金融包容水平，研究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金融包容水平的测度研究

金融包容水平的测度，对于政策制定者识别当前的金融包容水平、制定政策和实施监管，确保利益相关者更好地理解与推动金融包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学者对于金融包容水平的测度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主要有三种测算方法：一是从金融排斥的多个维度来间接反映金融包容水平，该方法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有针对性地制定特定政策，但却不能全面反映金融包容整体水平；[4]二是直接利用不同维度的指标来衡量，[5]该方法有利于全面反映各维度的水平，但不便于比较分析；三是将各维度的众多指标整合为一个综合评价指标。Sarma依据Beck et al.提出的8个指标，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首次创建了综合性的金融包容指数。从渗透率、服务可获得性、使用度，这三个维度测度各国的金融包容水平，然后对各维度平等赋权，最终得到反映一国金融水平的综合指数，[6]有些数据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收集到的。

国内学者对金融包容性发展的研究正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对于金融包容的测度主要借鉴国外已有经验，仅在指标的选取上结合中国金融包容发展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调整。

（二）金融包容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金融包容性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关于金融包容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可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金融包容发展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Beck et al.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探究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减贫效应，发现金融服务水平越发达的国家，人均GDP增速越快，基尼系数也下降得越快。[3]Kai&Hamori以南非国家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金融深化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7]国内学者苏基溶、廖进中基于中国2001～2007年的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探究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8]

第二，金融包容发展扩大收入不平等差距。Sehrawat&Giri基于南非1990～2013年相关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最小二乘方法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实证的结果支持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效应这一观点。[9]国内一些探讨金融包容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文献也得到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中国目前的金融包容性发展加剧了收入不平等。[10]王修华和邱兆祥的研究表明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总体来看，受农村金融抑制和金融排斥的双重影响，金融包容发展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11]

第三，金融包容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呈倒“U”形关系。在金融发展初期，金融包容性发展会先扩大收入差距，当收入水平达到某一门槛值时，金融包容性发展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12]Mansour&Wendel以中东国家为例，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间的关系符合倒“U”形假说。[13]李志军和奚君羊的研究也指出，中国金融发展水平达到“U”形曲线的顶点时将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14]

（三）文献述评

由上文的文献可知，对于包容性金融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由于样本的选取、模型的构建、时间维度等的设定存在差异，国内外学者无法对金融包容的效应得到统一结论。基于此，本文拟借鉴Sarma综合测算金融包容指数的方法，根据数据可得性与合理性，综合测算中国30个省2006～2014年的金融包容指数，并进一步应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包容性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

三、中国各省金融包容指数的测算

在回顾国内外测度金融包容水平的文献基础上，本文从可接触性、使用程度两个维度选取评价指标，采用欧氏距离方法确定各维度的测算值，应用变异系数法给各维度赋权，综合测算我国30个省的金融包容指数。

（一）评价维度的设定與指标选取

金融包容水平的测度涉及金融体系发展的多个层面，提高金融服务对穷人等弱势群体的覆盖面是推动金融包容发展的关键。国内外学者一般从金融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评价金融包容水平。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从金融服务的可接触性、使用程度两个维度界定金融包容评价指标，具体包括每万人金融机构数、每万人金融从业人员数、各项存款/GDP、各项贷款/GDP。

（二）金融包容指数的测算

根据各省2006～2011年的统计年鉴以及中央银行发布的历年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的相关数据，结合Sarma综合测算金融包容指数的方法得到我国30个省（市）2006～2014年的金融包容指数测度值。并依据各省2014年金融包容指数的大小进行了排序，发现金融包容度最高的是上海，达到0.75，最低的是吉林省，仅为0.09；排名前十的省份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辽宁、福建、重庆、青海；排名靠后的省份为河北、安徽、甘肃、黑龙江、江西、河南、贵州、湖南、广西、吉林。分析各地区金融包容指数的排名可知，我国金融包容的总体水平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征，这符合我国当前金融资源分布的特点。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特性驱使金融资源往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聚集，促使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速度则相对滞后；对不同年份各地区的金融包容指数进行加总，发现我国金融包容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我国普惠金融政策取得了一定成绩。

四、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金融包容性发展能有效改善穷人、小微企业等，被传统金融体系排斥的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其通过参与金融活动增强创收能力，进而缩小贫富差距。此外，金融包容性发展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间接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改善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Ineq是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IFI是上文综合测算得到的金融包容指数，为探究金融包容性发展与收入分配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引入了该指标的平方项，Xi是本文的一列控制变量。一是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二是平均受教育年限（Edu），本文对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分别赋予0年、6年、9年、12年、16年的受教育年限，然后乘以处于相应受教育水平的劳动人口所占比例；三是政府支出（Gov），用政府预算支出/GDP表示；四是通货膨胀率（Cpi），以CPI增长率表示；五是不良贷款率（Badloan），反映经济景气状况；六是失业率（Uf），以城镇登记失业率表示；七是网络普及率（Comp），以网民数/人口总数表示；八是人口特征变量，包括老龄化程度（Old，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与男女比例（sex，假设女性=100），这两个变量对居民的创收能力与消费支出有重要影响。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收入分配可能对金融包容水平产生影响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常用的方法，应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对本文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的第（1）列表明，金融包容水平对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金融包容性发展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第（2）列加入了金融包容指数的平方项以检验金融包容性发展与收入分配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包容水平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关系，即收入不平等程度在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初期会降低，但后期会随着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原因是样本期内，我国各地金融机构数有所下降，特别是农村等贫困偏远地区的金融机构大规模撤离，这也说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包容度较低。

由于金融包容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U”形趋势，本文对表4的第（2）列的回归方程求导，得到泰尔指数的门槛值为0.686，在该点居民收入差距最小。观察我国2006～2014年的金融包容指数，仅上海的金融包容指数超过了该门槛值，北京逼近门槛值，其他28个省（市）远远低于这一拐点，处于“U”形曲线左端的下降区间。这表明我国绝大部分省（市）的金融包容水平较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提高各地区的金融包容水平，特别是农村等偏远地区的金融包容水平，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观察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符，即经济增长会缩小居民收入不平等差距；失业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显著为正，因为失业率的上升会严重恶化以工资为主要来源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网络普及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现阶段我国网络的外部经济性更多地流向了高收入人群，信息化背景下城乡居民间劳动禀赋差异导致农村等弱势群体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进而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通货膨胀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通货膨胀对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冲击较大，而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相对有限。

分地区来看，金融包容发展均会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对东部地区收入分配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的金融包容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说明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包容水平有待提高。

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金融包容性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我国各省2006～2014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金融包容指标体系，在综合测算并分析各省历年金融包容度的基础上，应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了金融包容性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金融包容度普遍较低，且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征。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资源集中分布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则相对滞后。

第二，金融包容性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U”形关系，门槛值为0.686，我国绝大部分省（市）的金融包容水平远低于该门槛值，处在“U”形曲线左端的下行区间。

第三，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但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大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在于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包容性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

我国各省金融包容水平普遍偏低，而金融包容性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推行普惠金融政策，让贫困人群、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减少投融资的约束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突破口。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包容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我国应加快中西部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网点覆盖率，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以形成多层次、有效竞争、功能互补的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金融机构产品、技术等的创新，以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满足各类人群的金融需求，推动金融包容性发展。此外，我国应加大中西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信息化进程以有效解决这些地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经济开放程度，促進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作者单位为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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