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成因
时间：2021-03-20 08:05:3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表现在收入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这种状况不仅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也将严重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我国现阶段劳动者个体差异、体制的变迁性、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的政策安排、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乃至非法非规范收入的大量存在，都使得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从根本上看，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国民收入；居民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6-0223-02
一、城乡差别是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
收入分配不公是不是起点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拿“文革”时的状态算起点，除了城乡差别，其他人为的不平等都尽可能地消灭了。所以说，起点的不平等除了城乡差别，别的不平等应该说是很小的。现在的城乡差别则不同，研究发现，就农村和城市自身内部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所以说，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别大。
二、贫富分化是工业化过程带来的必然结果
从全球范围看，穷国都是农业国，富国都是工业国或者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可见，贫富差距的根子在工业化的先后。只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者赶不上，贫富差距就形成了。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先有机会离开农业的人收入增加了，继续留在农村的人靠农业取得收入，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很难相比。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或者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是一个发展中必不可免的过程。
三、居民收入分配机制使这种不公平愈显突出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开始加速扩大。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65.45%。二是微观分配机制的系统性“缺陷”，具体表现在工资决定机制的不合理、工资增长机制不完善、职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很多企业工资决定主体不明确，尚未形成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发展而同步提高的增长机制。三是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从而在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
四、多种因素致使收入分配关系更加严重失衡
就目前情况看，国内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许多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无论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还是机构部分之间的分配都是如此。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政府政策不合理，导致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表现为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收入上升的幅度小，还表现为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这不仅使得国内扩大内需的政策缺乏动力源，而且还导致中低收入的居民越来越多，其相对收入水平越来越低。
第二，国内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并非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为占有者获利的私人资源。而谁占有这些资源往往又与权力的大小有关。这样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的努力程度有关。从而使与权力相隔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财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比例最低、消费能力最弱。
第三，由于政府对整个社会资源的过度干预与管制，或许多制度规则的不合理，使得不少政策成了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例如，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本应通过这种制度来调节居民初级财富分配不合理的状况，既可增加政府收入，也可让整个社会个人财富持有更为公平，但当前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中低收入民众是免征个人所得税或少交税的。
五、垄断扭曲分配关系，机会不平等是收入差距的关键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
第一，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第二，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
第三，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总之，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重要表现，是改革最大的成本，收入不平等也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稳定的关键因素。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此，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便增加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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