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的挑战：从有限的技能到批判性思维方式的跨越
时间：2021-03-27 08:07: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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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各地大多数政府都认同提高国民数字素养水平的必要性。虽然数字技能对于21世纪成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而言越来越不可或缺，但是本文对数字素养的各种狭义界定提出质疑。本文比较和对照学界对数字技能、素养或本领的不同理解，并阐述为何本领域文献中有大量模型和框架经常缺乏清晰的理论基础，指出它们虽能吸引眼球却缺乏说服力，一味赶时髦。本文对欧洲、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数字素养框架进行批判性述评，发现它们存在三个方面的内在矛盾：（1）能满足当下需要的数字技能的稳定性与为了适应社会和技术新发展数字素养必须具有不稳定和快速变化性质之间的矛盾；（2）通用数字技能观与在复杂的文化和机构背景下数字素养高度情景化之间的矛盾；（3）培养生活、工作和参与到大社会中所必需的实用数字技能与促进批判性数字思维方式这个变革目标之间的矛盾，后者旨在使我们能够重新理解和重塑我们所面对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可持续的令人不安的现实。在这方面，本文主张双重目标：一方面，承认数字时代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所必需的具体技能有眼前的价值；另一方面，数字素养能促使积极的公民帮助创造和重塑对所有人而言未来更加美好的社会，因此不能忽视数字素养的这个长远目标和变革使命。从这种变革的视角出发，本文旨在进一步提高对数字素养不确定性的批判性意识，对在培养有更高数字技能的学习者、工作者和公民过程中宏观层面相互角逐的各方强势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 数字素养；数字技能；数字本领；模型；框架；数字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8）4-0042-12
导读：我第一次对数字素养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思考是在2006年，当时读了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Ben-Gurion University）的Aharon Aviram和以色列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 Israel）的Yoram Eshet-Alkalai两位教授发表在《欧洲开放、远程和E-学习期刊》上的一篇文章①。该文讨论了新兴数字环境下学习者必须掌握的数字素养技能，作者认为这个领域的实践性很强，但缺乏一个稳健的综合性框架和理论基础，这与数字环境下对学习技能的要求相悖。该文主要围绕Yoram Eshet-Alkalai教授2004年提出的框架展开讨论②。我当时还写了一篇随笔畅谈读后感③。
十几年过去了，Yoram Eshet-Alkalai教授所提出的五种数字素养（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学习技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越来越数字化的21世纪，这些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技能”（survival skills）。数字素养如此重要，而由于各种原因，全民具备21世纪生活、学习和工作所需的数字技能情况又不尽如人意，因此各国政府对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倍加重视。然而，虽然数字素养运动方兴未艾，但是它本身的一些矛盾或误区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我们不但要关注数字技术的获取问题，还必须重视培养能使数字技术为我所用的技能①。山东鲁东大学张济洲教授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张教授于2015年3月至5月调查了3省9市（县）27所初中学校，其结论是“政府通过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仅仅着眼于城乡教育信息化‘物理接入’，而忽视城乡学生‘使用鸿沟’，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鸿沟’是导致互联网使用不平等的关键，必须从城乡教育信息化实质公平角度，推进城乡教育信息化均衡建设”②。
但是，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的马克·布朗教授在本期“国际论坛”的这篇文章中认为，我们既要培养实用性数字技能，也要发展批判性数字思维方式，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双重目标”。
文章首先指出目前数字素养领域比较混乱，现有数字素养模型和框架有100多种之多。此外，不管是定义还是术语，也都未能获得共识，比如除了数字素养以外，还有诸多术语被用于指称这个概念，包括数字技能、数字流畅、数字能力、数字本领、数字智能、数字能力倾向、数字知识、数字理解、数字倾向、数字思维，等等。从文献对数字素养的理解和界定看，数字素养本质上有政治性，很多模型和框架却没有考虑社会政治大环境的因素。文章指出：“数字素养并不是关乎掌握设备的操作技能，而是涉及21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大问题。”
在接下来第三节“什么是数字素养？”的讨论中，作者承认很难用三言两语回答这个问题，希望通过比较和对照英美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模型和框架，加深对数字素养的理解。作者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开拓‘新疆域’”，如果继续囿于传统视角和思维方式，则难以“提出更具变革性的数字素养框架”。
第四节对几个备受关注的模型和框架进行批判性述评。第一个是新媒体联盟2016年“试图解决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数字素养定义的问题”，并认为“对数字素养包含哪些内容缺乏共识正在妨碍好政策的出台以及合适项目的开展”，从而提出一个模型，包含批判性和实用性两个维度的三类素养：通用素养、创意素养和贯穿于各学科之中的素养。这个模型认为数字素养是一个动态概念，相關模型和框架也会不断发展。第二个是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提出的《数字能力框架》，包含6个成分15种技能，“涵盖实用技能、批判性使用、创造性制作、参与、发展和自我实现这些方面”。这两个框架虽然在具体素养或技能上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共同点（强调实用性和批判性、数字公民素养、不断变化发展等）。总体看，第二个框架更加强调环境因素。第三个是欧盟联合研究中心提出的《欧洲公民数字能力框架》的“数字能力2.1版本”，包括5个方面内容、21项能力，设置8个水平层次。但是，对于欧洲这个文化多元化、地理多样性的地区而言，各国在很多方面相距甚远，这个包含非常具体的能力和水平层次的通用型框架是否能很好适应各国具体国情仍然有待实践检验。第四个是爱尔兰共和国《全部上车》框架，该框架“以地铁图为蓝本，包括6条‘线路’”。作者认为这正是它的缺点所在，因为“地铁图代表的是20世纪城市的交通运输系统”，而且是理想化的“系统”，没有考虑乘坐地铁的实际体验（比如拥挤不堪），无助于我们突破既有思维定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