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的视野与多面的历史

葛兆光的新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尽管只有三编八章，篇幅不大，但是所討论的问题却相当重要。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其所关注的问题是：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等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几乎都不在一个层面上，诚如他所强调的，本书所讨论的是一种多重视野下的多层面的历史。作者将自己近年来所思考的问题，设计成几个研究课题，并借助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这个平台，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开拓中国学术的新领域，而这本著作，可以说是作者对于这个新领域的一个纲领性的专著。对这样一部著作，做出适当的评价并非易事，本文只是读后的一些感触。

研究视野的多重性作者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出本书的基本宗旨，就是讨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这样的学术追求，驱使着作者数年的探索。其实，这里所提出的四个概念：中国立场、中国局限、世界背景、亚洲背景，实际上是互相抵触的东西。在这样一种抵触的状态下，如何做到实现一种矛盾的统一，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一种立体视角，恰恰是本书最大的特色，也决定了本书独特的价值。

作者首先所回应的就是西方近来在质疑的一个问题：中国是什么？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如何认识中国与中国历史，中西方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视角。而本书在梳理和评价各种视角的同时，既看到其适用性，也指出其不足与问题。

首先，我们固有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以当今国境为边界的、多民族融合的中国。这是我们过去大多数讨论所坚持的前提，我们几乎从未怀疑过这样的前提，但是却受到了来自西方各种各样的质疑。而过去，我们大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其实并不明智。对于西方的质疑，我们必须回应，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装聋作哑，这大概是作者回应西方质疑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需要说明，学术需要论证，更需要交流，强词夺理的做法，只会招来反感，于事无补。本书对于这种想当然的前提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他并不认为现实的需要与政治的正确性，是决定学术价值的基本尺度，所以他需要“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也就决定了本书的独特价值，可以撇开过去认识中的许多迷雾，同时也更能有效地应对西方的质疑。

其次，西方在质疑的同时，也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与认识，作者也对此进行了梳理。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大多善于建构理论的解释模式，即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提出的“征服王朝论”，六七十年代风行的“朝贡体系论”，八十年代以后的“地域特色论”，皆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依然能够见到其深厚的痕迹。传入中国后，有些学者又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于中国的认识依然是雾里看花，无法得到清晰真实的图像。作者在充分尊重这种理论探索的前提下，对其问题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用某种理论模式去解释中国历史，总有一种削足适履的感觉。任何理论都有其一定的适用性，也必然有其不足。在研究和解释各种历史取向时，作者并非奉行理论先行的做法，而是试图回到历史的原初状态中，用历史的基本态度，去还原历史的真相。与此同时，西方理论尽管各式各样，但一个基本特色总是在有意无意中用西方的尺度来度量中国的历史，且不说费正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中的“刺激—反应论”、“传统与现代模式”、“帝国主义论”，即便是柯文所指称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地域社会论”，依然还有西方的色彩，城市史与社会史的研究，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哪一种研究范式不是来自于西方的呢？作者觉得这种在西方理论关照下的中国史研究，或者说通过中西比较所得来的中国史的认识，实际上只是一面镜子，只有西方的镜子，只能看到历史的表层和大体上的轮廓，无法真正摸清历史的全貌，也看不到历史的细部。尽管有其适用性，但并非中国史认识的必然和唯一的尺度。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回应西方的各种说法，是本书又一个很大的特色。

第三，既然不能依从既有的中国式论断，而西方的理论又有其局限性，作者采取的是既回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细致地讨论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外因素，同时又借助东亚视角，或者说亚洲的视角，探讨中国对周边和世界的认识以及周边对于中国的认识，这样一种内外结合的方式，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一种立体的论断方式，避免了单一论述方式的不足，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发展方方面面的特点，从而得到更为真实的认识，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视角、高屋建瓴式的系统的论断。事实上，借助中国对周边的认识以及周边对中国的了解，这不只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视角，而是扩大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范畴，突破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局限性，因而也弥补了其不足。通过解读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安南等地所出现的王朝对于“中国”与“中华”的理解与认识及其演变的历程，也折射出中国历史自身的一些特点。不管是否承认有一个共同的“亚洲”或者“东亚”的认同，因为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历史背景，在儒教、佛教、汉字文化的关照之下，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等不仅保存了许多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而且他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也有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认同。近代以后，中、日、韩三国方出现了不同的历史走向。按照作者的说法，在东亚邻国的关照之下，中国文化的细部特征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也就更有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这是作者在努力尝试的一种解读方式，也是作者近年来在极力倡导的一个研究领域，而本书对这个领域的论断，也可以说是一种指导性的纲领。

另外，书中还涉及宗教的立场、地域的视角等等。全书共三编八章，第一编《在历史中理解中国》，乃是中国历史本身的视角；第二编《交错的亚洲、东亚与中国》，乃是亚洲的视角；第三编《理解亚洲与中国历史的方法》，则是从理论上讨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论问题。这样既是历史的不同层面，也是认识历史的不同视角。诚如物体是立体的，而历史也是立体与多面的、多层的，因而在多重的视角下，对于中国的历史论述，自然就有多重的解释，也因此对于中国历史要进行重新研究、重新解释，这或许是本书的一种基本立场与写作的初衷吧。

研究论题的多面性多重的视野，针对的乃是多面的历史。作者指出：认识中国历史必须有三个向度，即历史、文化和政治。“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体制上说，很多人口中的‘中国’，常常指的是一个王朝或一个政府，而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王朝和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更不是历史论述中的中国。”（《历史、文化与政治，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附记一）十分清晰地将“中国研究”分为三个层面，这种分层实际上是还原到历史的长河中去，看到中国历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也看到中国历史的多面性问题。因而本书主张要研究历史的不同层面，尤其重视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层面，去理解中国历史。

所谓历史的角度，特别强调中国在地域空间上的“移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当下的边界去理解历史中国的边界，因为每一王朝边界都有所差异。汉代中国的疆界完全不同于唐代的中国，而元朝的中国也完全不同于明朝，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历史的态度。正因为这种边界的移动，所以带来的问题是对于不同时代中国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评价，若完全按照现在的理解无视历史时代的特点，也就很有片面性。第一编《在历史中理解中国》，正是从历史的角度，探寻中国历史的特点。对于国家的形成，西方一直主张“民族国家”是近代意义上的事情，这种观点当然是来自于西方的社会与历史，用这样一种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就出现了许多问题，即如西方中国学家一直津津乐道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唐、宋、元、明、清等这样的王朝，却没有一个真正的近代意义上的中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先行、削足适履的典型论断，因为用这种观点解释中国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有很大的局限性。本书在深入分析了宋代的历史情境后指出：“从历史上看，具有边界即有着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宋代以后，由于逐渐强大的异族国家的挤压和存在中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的‘近代性’有关。”（《后现代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什么历史？》。具体论述参见《“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所以用西方的“近代性”来解说中国的民族国家，就很不适宜，因为“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同上）。此论相当重要，其摆脱了西方有关理论的干扰，而从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出发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显示出作者非凡的洞察力与超强的理论建构性。这样完全摆脱西方理论的羁縻，从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使得西方相关的理论为之失色。

尽管历史上中国王朝边界是移动的，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中心区域文化認同的清晰与稳定，这是本书的中心论题。或许决定中国历史的根本尺度不是边界的移动、王朝的兴衰，甚至于国土的分裂与统一、民族的易位等等，而是文化认同。正因为有这种认同，才会有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这样一个历史定律，也才可能出现“蒙元”与“满清”这样的统一王朝。五百多年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带来的是隋唐帝国的繁盛与昌荣。任何抹杀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认同，而片面强调其他层面的理论都是无理的、不适宜的。这种文化认同，既体现在中国历史的内部，也表现在中国历史的外部——也就是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上。本书在第一编和第二编中，着重探讨了这种认同的深厚的影响力。无论是对于利玛窦来华前中国对于周边异域的认识，还是十七世纪以后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中心问题就是关于“中华”的认同问题。因而这种文化的认识与关联，既是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尺度，也是把握近世之前东亚世界的重要视角。这种认同不仅表现在朝贡体系之中、对异域的想象之中，也明显地反映在地图的图像之中。作者指出，古代中国关于“异域”的描述“并不是关于当时人对于实际世界的知识，而是对于‘中国’以及朝贡体制中的‘天下’与‘四夷’的一种想象”（《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利玛窦来华前后中国人关于异域的知识资源及其变化》）。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论断。可见，作者把文化认同问题，看成是把握历史发展多面性的重要尺度，也是本书所研究的中心论题。

历史研究中的第三个层面是政治史的研究，固然也是作者非常重视的一个层面，但是本书强调若无视中国历史中文化认同的问题，在政治上将“中国”等同于某个王朝或某个政府，也就显得非常片面。这实际上对于西方的许多理论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即如征服王朝论、西方的民族主义论等等，特别将元朝、清朝这些由少数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去”，肆意割裂中国历史的完整性，就是抹杀了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因为中国历史上，种族或者说民族从来也不是判定中国历史的基本尺度，而是文化与文化认同。本书所把握的这个基本观点，实际上乃是承继和发扬了陈寅恪的“种族与文化”学说、钱穆的“文化中国”说等而来的，在新时代的一种新的认识。西方某些中国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完全看不到中国历史全貌和总体的特点，因而随意加以歪曲。所以本书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具有三个向度，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彼此互相关联。只有采用这种多层面、多角度的论述，并把握彼此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历史。若只执一端，不知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必定走入褊狭的死胡同。所以，线性的历史与复数的历史，尽管能够解释中国历史的某些层面，但都不大可能真正把握中国历史内在的总体的特征，作者所强调的是一种立体的认识，历史、文化与政治则是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

与此同时，从空间范围上说，地理上的疆界不能是限定中国历史研究范畴的界线，在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内在发展脉络的同时，借助周边的视角，尤其是东亚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异域之眼”，既可以弥补只关注中国历史本身的不足，也比只在西方关照之下去研究中国历史有更大的优越性，同时更扩大了中国历史的研究范畴，也体现了研究领域的多面性特点。无论是在探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日本的“满蒙回藏鲜”之学，还是书中倡导的“从‘西域’到‘东海’”的研究方法，书中展示的正是这种立体式研究的多面性与多重性。其既体现在视角上，也反映在资料上，同时也表现在研究的论题之中。因而，本书的重要贡献在于突破了当下中西方对于中国史学科一些既有的论断和界定，并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图景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几个小问题初看起来，与那些理论著作相比，本书的理论性好像并不强，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却感觉本书揭示的是一种广博的研究视野，给读者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史研究的图景，在扎实的专题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宏大的理论架构。在这种理论架构之下，有关中国历史的许多学说值得重新评价，许多问题都值得重新研究。正因此，本书就有非同一般的指导意义，也具有非同凡常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当然任何著作有其价值，也就一定会有些不足，尤其是像这样有宏观理论诉求的著作，难免会出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问题，笔者试就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疑问，略举一二。

在《自序》中，作者解释了书名“宅兹中国”乃是借用一九六三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暗示着作者对西周的重视。确实，西周对于中国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还是制度与观念的确立，西周都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比较完整的历史也是从商周开始的。书名副标题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这样也就给读者一个印象，本书应该是讨论整个中国历史的有关论述。但全书主要关注的是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回应的主要学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中国研究”的相关论说，对于宋代之前的历史及相关学说虽然偶尔也会提到，但是总体而言并没有系统的论述。本书是建基在专题论文的基础之上的，跟一般意义上的专著有些不同，这样的批评或许有些吹毛求疵。但看到书名，总感觉书中的内容还有些意犹未尽，所以若作者今后继续将宋代之前的历史与相关重要学说加以补充，使之涵盖整个中国历史，既能完善此书的理论，也能使读者对中国历史的全貌有更为深刻的把握。

作者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大家，本书的问题也是作者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所引申出来的，从研究取向上说，本书极为偏重学术史的梳理与思想史的理解。书中强调中国研究的三个层面：历史、文化与政治，最终归结到认同，也就是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这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作者思想史的研究路数，全书有着浓重的思想史的意味，在几章的标题上就有明显的表示，即如第一章《“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第二章《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忆中的异域记忆——利玛窦来华前后中国人关于异域的知识资源及其变化》、第三章《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等等，都非常清晰地表明了思想史的研究取向，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也就是说作者在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的时候，更多的是从思想史的角度上去建构，这一点固然非常重要，开掘出了许多新见解。尽管柯林武德（一八八九—— 一九四三）早就提出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论断，但是思想史的层面并不能完全代替真正的历史事实层面，所以只注重思想史的研究，而忽视历史事实层面的研究，就会带来一些问题。

即如在讨论东亚认同问题时，作者指出：“如果说这个‘东亚’真的存在过认同，也恐怕只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事情。”（《引言：“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这个论断其实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东亚认同问题？是儒家文化的认同吗？还是政治上的认同，抑或是经济上的共同体？其实，在不同层面需要做出不同的回应。近代以后因为文化上的多元，东亚的认同复杂化了，但是经济上的链接则日趋紧密。当今强调的东亚共同体更多的是从经济与地缘的因素来考虑的，所以现时的东亚论述与十七世纪前的东亚论述，理应有不同的层面和立场。第二，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东亚认同真的存在吗？从时间上说，这里只有下限，没有上限，书中缺少明确的论述。我们知道十七世纪之前的明朝，因为明朝的努力，建立了一个以明朝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也就是书中所说的，东亚存在着认同。但是上溯元朝、宋朝、唐朝，情况又如何呢？值得更为细致的考察。

书中又曰：“明清时期，日本、朝鲜和中国，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的过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着所谓‘东方’，也就是原本在华夏文化基础上东亚的认同的最终崩溃，这种渐渐的互不相认，体现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谁是“东方”，何谓“中华”？十七世纪中叶后渐行渐远的中日韩三国》）这种认识抓住了思想史中的部分特征，但很难说是历史的全部，因为这种分裂并没有这么明显，尽管在文化上有裂痕，但还远没有到分裂的程度，这种分裂的因素遠没有到要冲破东亚儒家文明这张巨大的网，只是同一性受到了质疑和反叛，但因为西方的影响还相当模糊，新的东西并未出现。诚如西嶋定生（一九一九——一九八八）所言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佛教、法律系统依然如故，东亚认同即便出现了裂痕，不像明朝时期那样的整齐划一，但东亚世界依然存在。而从十七世纪后，进入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分裂又有弥合的表现，而且一度还有回复十六世纪前的迹象，这就是在十九世纪初，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在最初面对西方的冲击时，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三国所坚守的都是儒家文明的理念。以朝鲜而言，或许朝鲜对清朝的认同不如其对明朝的认同，但是也并不能借此就说朝鲜对清朝已经没有了认同。尽管清初时期朝鲜对清朝有强烈的反叛心态，但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变化，后来尽管在言论上，朝鲜依然坚持称清朝是夷狄，但在实际的行动中，他们已经大大改变了对清朝的看法，甚至将清朝作为他们可以依靠的大国，所以当近代朝鲜面临西方与日本的侵略时，清朝依然是朝鲜强有力的靠山，而清朝也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保护朝鲜的重任，以至于后来爆发了中日直接冲突的甲午战争。可见，历史从来也不只是一条直线，也并非完全按照一个方向发展，其有着多重的反复与曲折。

与上面所论相关的一个问题，书中指出朝鲜人认为“明以后无中华”，这是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但是主要依据则是与朝鲜北学派先驱洪大容（一七三一——一七八三）辩论的金钟厚（一七二一——一七八○）的言论，金钟厚之所以说这句话，乃是批评洪大容等人不该与清朝学人严诚（一七三二——一七六七）等交往，尽管这代表当时朝鲜部分人的思想，但诚如洪大容对他的批评，这种言论是相当不可取的。洪大容批评朝鲜人以“小中华”自居，其实是夜郎自大，他直言：“我东之为夷……亦何必讳哉！”（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三《又答直斋书》，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印《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四八册，67页）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为从文化上看朝鲜比清朝优越，因为朝鲜本身就是“夷”。与金钟厚相比，反而是以洪大容为代表的新一代人物的出现，他们将原本“渐行渐远”的认同，又逐渐向清朝拉近，朝鲜“北学派”的出现，在李德懋（一七四一—— 一七九三）、朴齐家（一七五○—— 一八○五）、朴趾源(一七三七—— 一八○五)等人的倡导下，朝鲜士人前赴后继前往清朝，积极与清朝学人交往，其交往的盛况，远远胜过与明朝学人的交往。因而“明以后无中华”，只是一说而已，真正的历史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