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 K203［文献标识码］ D［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02-0085-07

自由主义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其展开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为深入这一课题的研究，厘清研究过程中的种种疑惑，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07年11月3—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聊城市政协在山东聊城联合举办了“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南京、长沙等地的40多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历史、政治、哲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与诠释，话题涉及自由主义的方方面面。

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界定与评价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性质究竟该如何界定，是研究自由主义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这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议。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对中国近代史上自由能否称之为“主义”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主义是一种系统的学说，而近代中国只有一些自由思想或理念，这些思想或理念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学说，所以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有自由理念或自由思想，但没有一种自由主义。但与会的大多数学者则认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狭义地将主义圈定在系统学说的范围内，它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既是一种观念，也是一个思想流派，同时还是在近代史上发生过作用的一种政治力量。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也认为自由主义除了是一种价值观念外，还是一种可以上升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以及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原则。

与自由主义概念界定密切相关的是自由主义评价的问题。如何评判不同层面表现形式的自由主义或者作为整体的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作用，学者们对此作出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两个层面上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作用与意义：一是自由主义传入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适应了近代中国人民对外反压迫、争取国家独立与自由和对内反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双重需求；二是可以从思想史的层面对自由主义的作用给予肯定，即自由主义思想学说在中国的流行，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意义，为国人追求社会进步提供了批判旧文化的思想武器和向往新社会的指示标。何晓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则用“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来评价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即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仅仅在精神层面，如经济、教育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和设计，而落实到具体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主义却未能结出果实，未能演化为一有力的社会运动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耿云志依据自己对自由主义形态作出的分类，对自由主义的作用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考量，指出作为思想观念的自由主义在我国教育、思想、文化等领域曾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作为政治力量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与大多数学者评价自由主义作用的做法不同，闫润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则反对对自由主义作价值的评判。她从世界范围这一宏观视域出发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得出结论——作为西方意识形态主流的自由主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没有被全部贯彻和实行过，所以我们不能用唯一的尺度去衡量自由的实现程度，要避免对其作出价值评判，我们只要把握依法保障个人自由这一自由主义共享的思想特征即可。依据这一分析范式，她对中国的自由主义从自由与宪政两个维度进行了考察，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带上了“中国特色”：首先，作为自由主义追求的终极价值的个人自由虽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认同的目标价值，但是知识分子的当下选择却是倾向于以团体为重或优先考虑富强之需，个体本位的自由理念在中国却难有极致的表达，给人以不甚牢固之感。其次，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宪政与自由同步进入了国人的视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为中国宪政的实现作出了言论、舆论和行为上的努力。但是中国的宪政只是仿造品，是被作为一种救国实现富强的手段提上日程的，所以产生了对宪政的迟疑甚或反对，并且格外注重掌权人格之于立宪政治的意义，这是西方宪政中少有的现象。阎教授避免对中国自由主义作价值评判而是探索其特色的见解颇具新意，并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自由主义的评价这一问题上，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评价标准，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基本概括和表述了当前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看法与争议。这些分歧可以帮助我们形成对自由主义作用和影响的全面认识，更有利于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遭遇困境原因的解析

学者们对自由主义的作用所作出的消极性的评价，自然要引起人们对另一问题的追问，即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为何不能获得足够发挥的空间，换言之，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遭遇困境的原因究竟何在？

何晓明对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成为“精神之花”的原因做了详细的剖析。首先，他陈述了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不同的内在生理基因；其次，近代中国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有着支持自由主义的发达的中产阶级这一社会基础以及为自由主义提供养料的民主传统、竞争观念和个体性价值原则；第三，近代中国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剧烈的社会，温和的渐进的社会改革方式没有力量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自由主义自然得不到现实的青睐。何教授关于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的全面剖析有益于我们的理解与认识。

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探讨了晚清自由主义，他认为，可以用殷海光对中国自由主义的评价去理解：（1）“先天不足”：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种舶来品，没有深厚的文化土壤，缺乏历史根基。（2）“后天失调”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自由主义缺乏理论建设，未形成深刻、严谨的理论体系；其次，自由主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基础；再次，自由主义者只具有学者的性格和素质，没有政治家的能力与素质；最后，近代中国缺乏和平稳定的社会背景。陈先初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认为中国缺乏自由主义成长与实现的条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有秩序的社会政治环境，二是自由主义者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选择失当，三是缺乏中产阶级的支持。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的社会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强大的中间阶层，并且十分赞同美国学者格里德关于自由主义失败的分析。

耿云志认为应该从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样才能对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何以不能持续保持自己发育成长的空间这一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耿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赞同，认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遭遇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后应该做更加深入细微的研究。

三、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探源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是多元的，其中既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学说和思想，又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挖掘资源，这可以说是研究者的共识。史革新把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概括为“三因素”或“二因素”论：即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学说、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三因素”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而日本明治维新后流行的自由主义是源自欧洲的舶来品，而非原创，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变型，所以“三因素”可以简约为“二因素”。左玉河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具体分析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西方理论的两个来源：一是来自美国，主要是杜威的民主—自由主义，可称为新自由主义，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二是来自英国，是拉斯基的费边主义，又名自由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以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等人为代表。

关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怎样进入中国并发生作用与变迁、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关系等，学术界已有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论述。相比较而言，对于中国本土传统中自由资源与因素的挖掘和发现学术界则用力不多，迄今少有这方面的有分量、精到的论述和分析。有鉴于此，耿云志呼吁对自由作观念史的探讨，尤其需要考察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引介入中国以前，汉语文献中“自由”的原始语义和使用的种种语境，对中国古代的相关资源进行整理。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在观念史上，可以深刻理解西方自由概念与中国词语的对接和其原始语义的转换；同时有利于深刻地理解中西文化异中有同和同中有异的真实关系。通过考察与梳理中国文献，他认为，中国虽未发展出成熟的近代自由思想，但可与近代自由思想相衔接的思想因素和可供近代自由思想生长的土壤在中国是存在的。

王法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将对自由主义传统思想资源追溯的时段放在了乾嘉后期。他通过对乾嘉后期汉学的考察，归纳出乾嘉后期学术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即自求变化，并指出乾嘉后期学者整理贯通传统学术资源，方法日趋精密，学术态度日趋开放，其适应于时代的学术成就，显示出一种具有兼容、开放的思想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近代自由与理性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乾嘉后期的学术及其彰显的种种精神虽然可以作为近代自由与理性的资源，但它本身则不能开出自由主义。

与上述两学者用现代眼光去审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同，宋志明则以严复、胡适、孙中山和熊十力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了自由理念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严复有把自已理念同儒学对立起来的倾向，但他没有把个体性原则同群体性原则对立起来，对儒学也有某种程度的同情；胡适则把自由理念与儒学对立起来，把个体性原则同群体性原则也对立起来，思想比较偏激；孙中山和熊十力试图把自由理念与儒学融会贯通，体现出较强的思想原创力。宋教授认为在中国培育自由理念，不应该将个体性原则与群体性原则对立起来，二者都不可少。

由于目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本土资源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学者们在会议上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路径与方法，以后应从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探微，以期能形成对自由主义思想来源的全面认识。

四、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

近代中国是一个思想驳杂、思想流派众多、各种救国思潮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一现象自然会引起我们对自由主义与其他思潮、主义关系的关注。究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自由主义与哪些思潮处于同一层面上，各种思潮的层次性如何，自由主义与当时流行的其他主义思潮的关系是紧张还是相安无事，这些问题自然呈现在我们眼前。

对于学术界通常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考察的学术观点，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在西方的历史话语体系中的确是并列的，它们都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而诞生、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各为其他二者的对立而存在，并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的理论建构和行为努力上。但我们不能用西方的理论背景来硬套中国的实际情况，近代中国的三种主义关注的并非同一焦点，针对解决的并非同一层面上的问题，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是政治思潮，是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出路的选择与设计，而中国保守主义却是一种文化思潮，是针对解决中国文化出路而提出的，并不像西方的保守主义那样是作为激进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所以将三种主义并列考察的传统学术观点有失偏颇。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人物，可以说是多面相的，文化主张上可能是保守主义者，政治主张上可能就是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如张君劢，从文化上说他是保守主义者，而政治上却是自由主义者。所以，不应该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相提并论。郑教授认为从文化上说，保守主义是与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并列的，是同一层面的文化主张与设计。郑教授的提法不囿于前人观点，见解独到且言之成理，持之成据，从而大大充实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则认为可以从救国层面上的思潮偏向性来解读近代中国的主义和思潮，换言之，即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思潮都是围绕救国出现的，但在设计上有自己优先考虑的利益团体，形成了以民族、阶级和个体优先的路线，于是表现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何教授的分类标准似嫌重合，但他的思路值得借鉴和思考。

关于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关系，暨爱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具体分析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他认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可以借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将之称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他首先从理论层面对自由主义理论与民族主义理论既紧张又具“原生的亲缘性”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二者的价值可以调和，二者可以融会贯通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然后联系中国的实际，认为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源于对中国民族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息息相关的，所以，自由主义这一“工具合理性行动”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与民族主义发生着密切的关联——自由主义被中国的有识之士作为救亡图存和富强中国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两种主义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指向。同时，理论上的“原生的亲缘性”使两者很快融合在一起。对暨爱民的这一观点，郑大华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由于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主义渗透于近代中国的一切主义之中，近代中国的思想家，无论他是保守、自由，还是激进，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他进一步指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是西方学者用来指涉西方思想史上的某些思想家或思想家群体的，它可能适合于西方，并不见得适用于中国。对于西方的一些学术观点或概念，我们可以借用，但必须经过本土化的处理，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他对当下学术界盛行的那种以中国的具体事实套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或概念、言必引西方之经、据西方之典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应该说，郑教授的这一批评切中时弊，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由自由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的探讨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即如何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各种主义和思潮。郑大华认为近代中国的各种主义都是作为救国的工具被引进到中国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胡适对个人自由与国家关系的表述。作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胡适，他所追求个人自由的根源正在于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可见，时代任务紧迫下的国人始终是以国家利益至上的，他们所信仰的思想与主义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思想人物强国的追求始终未变，但时代的变化要求他们改变自己信奉的救国工具，所以他们的思想才显得复杂多变。郑教授的这一提法凸显了救国的时代任务在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心中的地位与分量，彰显了近代中国沉亡沦胥的危难时局，得到了与会学者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认同。郭双林就认为纳入我们今天研究视野的近代思想家都是民族主义者，救国救民是他们遴选自己理论信仰的重要标尺。史革新提出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认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即以实现国家独立和进步的直接目的和更深层次的理性追求，两种追求在近代思想人物身上合一。但是，在近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中，民族和国家的选择更加迫切，知识分子可能为了这一直接的追求放弃和更改自己的理性和价值追求。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从方法论上讲，郑大华的说法有泛工具主义的倾向。翁贺凯（清华大学历史系）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两种主要的追求，除了大家所认可的求独求富的目标外，力争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也应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工具性的强调略有矮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本身追求之嫌。可见，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和主张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一方面彰显了良好的学术争鸣的氛围，另一方面揭示了这一论题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五、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演变历程的考察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与变迁的过程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通过选取近代中国的期刊、报纸、争论等为考察路径，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演变或作宏观考量，或作分时段考析，展现了近代自由主义演变、发展的全貌。

（一）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演变历程的宏观梳理

耿云志从自由主义形态的嬗变对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做了梳理，认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严复正式引介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原典到新文化运动前，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前，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曾经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声音与诉求；抗战时期及战后一段时期，在国共既合作又摩擦的态势下，自由主义作为中间力量得到成长，自由主义已经转变为一种政治力量而存在。

申晓云（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将考察的重点集中于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以他们在近代史上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近代动荡历史背景下这一团体的曲折心路进行了考察，以此折射出近代史上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她指出，这些科技精英的选择源于他们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与徘徊。这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共有的精神气质。

（二）对自由主义进行阶段性的梳理，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后期

喻大华对晚清时期自由主义言论与实践进行了剖析。他以严复、梁启超等早期自由主义者为典型，探讨了晚清自由主义思想家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构想和实践，揭示了其成败得失和理论误区。史革新的论述集中在对自由主义发端的探讨上。与把自由主义思潮的发端归结于严复的宣传介绍的传统观点不同，史教授认为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随着西学东渐，西方自由主义片段思想已经陆续传入中国，并为少数开明人士所接受，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传播。这些零星、片断的论述为甲午战后对自由主义系统的认识以及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涌入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胡其柱（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考察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演变过程时，选择了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做研究，这一思路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肯定。他考察了晚清以来“自由”词义的衍变，梳理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自由”词义的重塑过程。通过对比研究，他指出“自由”一词内涵在西方和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差异，即中国“自由”一词除了内涵模糊、语义复杂外，不具有西方所赋予的人人有权参与政治的精神内涵，所以近代中国在引入“liberty”一词与实现这一词语与“自由”一词对接的过程中出现了困难。早期的传教士向中国介绍“liberty”时选择的是“自主”一词，虽然中西官方往来文件中对“自由”的使用有些微改变，但整个大的语词环境并未发生大变化。随着19世纪70年代后“自由”新义在日本定型后，出使西方的黄遵宪为“自由”等新式词语从日本向中国回归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一次对“自由”作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诠释。接着“自由”一词在中国得到流传并随着甲午战争后严复等人对西学的直接翻译促成了“自由”一词进入了中国语词表达体系的核心层面。戊戌变法前后，由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对“自由”现代新义的解释与推行，“自由”语词流行起来，并引起了张之洞、康有为等囿于“自由”传统词义顾虑的人的反对。胡其柱的文章表达了“自由”新义在中国产生并逐渐受到国人欢迎并加以引用的过程，论述了“自由”这一在古语中处于边缘地位词语逐渐向中心进发的历程以及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表达自由主义，并为对“自由”做语义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和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关键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影响了中国思想界的变迁，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逐渐上升为中国的主流，这一时代背景无疑将对自由主义产生深刻的影响与作用，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兴趣。禹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天津《益世报》为中心，从解析30年代自由主义的多重语境入手，论述并分析了此时期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张太原（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选取30年代民主与独裁为题，避开对此做价值层面探讨的传统做法，而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窥探论争者双方的真实心态，得出结论：尽管3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存在歧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关怀，就是怎样在日益急迫的内忧外患中来救国以及他们自身如何施展智能，即“知识阶级”如何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以《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为中心考察了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观。他指出，当时以《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等报刊为平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对法西斯主义给予了自然而深刻的批判，发出了“法西斯主义不能救中国，中国不需要法西斯主义”的呐喊，从而使我们更加体会到中国新闻界和知识界在民族危亡之际所承担的责任和体现的价值所在。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政治发生急剧转型的时期，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军事的对峙以及4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这些都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推上了十字街头，选择谁又离弃谁，自由主义的理论在巨变的形势前该作出怎样的调整与适应，这些都等待自由主义的回答。卫春回（华东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学人的宪政理想。她指出，实现宪政的国家政体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一贯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抗战胜利后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建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均力主有别于国共两党的“中间路线”，对宪政问题的理论阐发和探讨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法治原则、分权原则、政党政治是自由主义者关注和分析的重点，这些充满学理意义的论说，不仅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髓和20世纪后期自由主义的主流发展趋势，也折射出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左玉河则以1948年《大公报》等重要报刊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为中心，首先展示了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之间的对话和分歧，接着论述了当时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探索与观点的修正，描述了40年代末期自由主义学理的变迁。何卓恩将考察下延到了1950年代，以1950年代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刊物《自由中国》的作者群为对象，考察了他们对自由与平等这一问题看法的转变过程，揭示了自由主义理论变迁与政治变化的互动关系。

六、对自由主义思想家个案的研究

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研讨自然会引起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关注，因为他们对自由主义进入国人的视野、中国自由主义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对自由主义的践行做出了巨大贡献，个案研究是此次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对严复、胡适、傅斯年等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外，对以前未进入人们视野中的陈序经、钱玄同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有讨论，这些讨论涉及到对自由观的学理分析、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阐释、思想家自由思想渊源的探究等问题。

严复是研究自由主义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此次会议个案研讨的重点。耿云志认为严复是第一个正式引介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原典思想的学者，并指出严复在相当程度上比较准确地传达出了密尔的思想。郭汉民（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一方面论述了严复自成体系的自由观，另一方面则对学界流行的认为严复自由思想前期激进、中期保守、晚期倒退的看法提出了批评。他以戊戌变法为分水岭，通过对这一事件前后严复自由观变迁的考察并得出结论：严复的自由观是一脉相承的体系，戊戌前后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化，变化的是其自由观的内涵更加丰富了，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发生了倒退。俞祖华和赵慧峰（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则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范式考察了严复的自由观的意义，论述了严复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及自由学说的特点，指出应辩证地看待严复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开启的作用和缺失。

作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胡适也是这次会议的讨论重点。陈先初充分肯定了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对推进自由主义前进的作用，认为他本身就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化身和缩影，是考察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最佳视角。他首先梳理了胡适自由主义的行为实践，然后论述了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最后从胡适遭遇的困境出发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做出了分析。以小窥大，陈教授对胡适行为与思想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全貌。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利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理论剖析了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指出胡适实验主义背后是一以贯之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马亮宽（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首次用自由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来界定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并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刘贵福（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强调指出，五四时期钱玄同自由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各种思想的包容态度上，并叙述了钱玄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种种行为。宋广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努力》周报为中心，通过整理丁文江的言论，探讨了丁文江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翁贺凯探讨了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这一老生常谈的课题，并得出新的结论，即这一观点并未偏离张君劢以宪政和民主政治作为中国立国“常规”的一贯立场。张世保（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强调指出陈序经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对主权思想的阐释，他梳理和分析了陈序经的自由主义主权思想及其具体运用，为我们认识陈序经的自由主义思想与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总之，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畅所欲言，展开热烈的讨论，厘清了关于近代自由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推动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发展及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李文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