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面向两幅脸孔
时间：2020-04-26 08:02:1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者简介：白晨阳（1990.1—）女，山东省聊城人，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南开 300192）
摘 要：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周作人与郁达夫分别撰写了《散文一集》导言和《散文二集》导言。通过对这两篇导言细读精读，能清楚地感知到周、郁二人在对新文学散文的理解和规划上，有文学大家之间达成共识之处，但在比较的视野之下，更多的能归纳出周、郁在编选原则、点评风格、行文特点和散文观念上的不同之处。本文将在这几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散文导言；周作人；郁达夫；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2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1936年的出版无疑是新文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良友公司的联络下，汇集了包括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等在内的十几位文学大家合力进行选编。这些选编者们不仅亲历亲为地仔细遴选各种题材的作品，更弥足珍贵的是他们为每一集都写了精妙恰当的导言，这些导言时至今日仍然是研究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生态的重要史料。
具体到散文方面，大系将《散文集》分两集出版，编选者为分别周作人和郁达夫，前者是美文运动的发起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后者则是名噪一时的散文创作大家。周、郁二人当时虽居一南一北，多有不便，却仍以信件来往，分工明晰又互通有无，相互配合着完成这项工作，并分别撰写了《散文一集》导言和《散文二集》导言。通过对这两篇导言细读精读，能清楚地感知到出周、郁二人在对新文学散文的理解和规划上，有文学大家之间达成共识之处，但在比较的视野之下，更多的能归纳出周、郁在编选原则、点评风格、行文特点和散文观念上的不同之处。本文将在这几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
一、散文观
1、关于散文的人性与社会性：对立与调和
周作人和郁达夫对于文学本体的确认上有着相同相似的持守，即二者都认为文学不能与政治走的太近，有对政治话语、革命话语自觉的疏离，反对所谓载道的文学观。并且，二者都将创造的个性化视为现代散文最凸显的特质，这也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对“人”的发现赋予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散文作品以鲜明的时代特征。两位文学大家作为五四的参与者，受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直接震荡，自然将表达主体个性化作为各自散文观最重要的一个面向。但是，与周作人极力排斥文学的功用不同，郁达夫提出并肯定了散文要有社会责任的承担。于是在散文观念的这个层面，郁达夫与周作人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五四高潮过后，周作人已经从旧文化的“叛徒”角色中渐次抽离出来，至选编这部散文集之时，已全然退却为一个“隐士”了。这种角色的置换，体现在他的散文观念上，就是极力推崇个人主义、以个性表达为核心气质的散文作品，将关注点放在个人“性情”与“趣味”的表现上，追求“个人文学的尖端”；而对于表现文学社会功用的作品则极力排斥。这种重个人轻社会的散文观自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不得不警惕的是，如若将“个人性”与“社会性”推向极端的对立，那也是有失偏颇的，也是在另一层面上对散文作者的束缚。
在这一点上，郁达夫的包容性显然是高于周作人的，他在概括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时，强调“人性、社会性和大自然的调和”。他进一步解释到，“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人生便专写人生……散文里很少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在一处的”，而到了现代散文，“尤其是在五卅事件以后”，中国的散文作家，“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也能找到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抒写。他眼光独到地点出“人与社会，原有连带关系，人与人类，也有休戚的因依的”，在他那里，人性和个性固然是散文最为重要的，但并不是散文主旨的全部，还应表现社会性。这实则是他在对时代做出谨慎观察后产生的自觉意识，当然也与他创造社出身的实际创作经验有关。在这一点上，郁达夫体现了作为选家、批评家所具有的开放眼光和兼收并取的艺术尺度。
2、对待传统资源的态度：求同与寻异
周作人和郁达夫在确立中国现代散文的基本面貌时，都不约而同地引入了传统文化的视角，将目光投向了古老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通过这样的回溯，为中国现代散文的正统性寻找例证，从而使这一文体的确立更有历史的以及学术的说服力。郁达夫在《散文这一个名字》和《散文的外形》两个章节中有大段关于古代散文的阐释，周作人则在导言中一方面大量引用文言史料，一方面用不小的篇幅论述晚明小品文以及儒释道精神与现代散文的精神契合之处。但是，尽管如此，两人在对传统资源的态度上，却有着不一样的着力点和侧重点。
郁达夫是在做切实具体的总结，但是对“从前的散文”的分析，主要是为了强调新文学散文与中国古代传统散文的巨大差异。古代散文同现代散文除了外形和命名的不同之外，主要还有两点，第一：古代散文被“尊君、卫道、与孝亲”三大厚柱所压迫，“若欲说话行事，就不能离反这三种教条，做文章的时候，自然更加要严守着这些古圣昔贤的明训了；这些就是从秦汉以来的中国散文的内容，就是我所说的从‘散文的心’。而“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来得都强。”在郁达夫看来，现代的“散文的心”应该就是“个性”了。第二：古代的散文它们“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便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散文里很少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到一处的，最多不过加上一句痛哭流梯长太息，以示作者的感愤而已”在郁达夫看来，古代散文的问题不在于没有“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把“自我”与自然、社会割裂开来，这才是它的历史的局限所在。而现代的散文，如上文所述，人性与社会性的状写是“时代的影响与社会的潮流”对现代散文的必然要求：“现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
周作人在对传统资源的态度上则表现出高度的、源头性的认同。他没有将散文改革看成是文学革命，而是认为“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强调五四散文与晚明小品的传承关系。周作人对晚明独抒性灵的小品文倍加推崇，他评价公安派“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他们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当然，周作人并未一味埋首故纸堆，他清楚地看到“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周作人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轨迹的学理把握，更多地是为了解释五四新文学兴起的合理性，而其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描述新文学的兴起，显然是在寻找新文学的历史渊源，即：“五四的历史渊源，力图在新与旧之间发现某种历史联系从而为新文学的存在于发展寻求历史的根据。”在周作人看来，中国文学是“诗言志”与“文以载道”两个阵营的此消彼长，因而新文学的散文也即是这种消长发展到一定阶段“文艺复兴”的产物。
进一步深究下去，这就涉及到周作人和郁达夫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周作人归纳出的“言志”与“载道”交替出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周作人的“历史循环论”在文学史观上的体现。但是郁达夫却曾明确对“历史循环论”的观点进行反驳：“圆圈子是走不尽，也走不通的，我们希望只集合群众的大力，能将这圆圈割断，而把它拉直。”在这一点上，周、郁二人迥异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二者不同的精神气质：周作人的相对保守与郁达夫的青年理想主义。但是，若因此就得出周作人是偏狭的保守主义者的定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如德里达在《书写与歧义》一书中针对继承与创新问题进行的论述，他认为创新的过程必然是从传统走出，但也必然又是对传统的多次回归，这样就形成了不完整的圆的轨迹运动，经过突破而增添了新素质的圆的轨迹已经不再是初始状态的传统了。周作人在返身从中国的传统中寻找源流，来支撑现代中国散文确立和发展的同时，也明显意识到在返回中要有必然的删除、破裂和变形。他也主动的往中国现代散文中添加进从“外援”出得来的现代质素，正如他在《<燕知草>跋》中说到的：“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因而，周作人的历史观其实是比郁达夫多了个一层辨析和观照，并非简单的保守主义，实则是更深沉、老练的一种思考。
二、篇目编选
1、各有侧重
散文观念的差异必然导致编选工作具体操作时的诸多不同。两人先是在以什么为标准进行编选上达成了共识，郁达夫的《散文二集》导言中有详细的说明。最初，两人是“先想以文学团体来分，譬如我和创造社等，比较熟悉，就选这一批人的散文；他与语丝社文学研究会都有过关系，就选那一批人的。”然而，毕竟如郁达夫所言：“自己选自己的东西，生怕割爱为难，就是选比较亲近的友人的作品，也难免不怀偏见。”这种按流派编选的做法很快为二人所否定。其后，他们又考虑了按照言志派载道派的流派分类来编选，最终也被认为多有不妥，最后他们决定以人为标准进行编选。
周作人的选本中，共选17家71篇，他声明自己选编的时候“是那么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凭主观偏见而编的。”“这里除了我与郁先生约定互相编选之外，其余的许多人大都是由我胡抓瞎扯的。”话虽如此，周作人仍然列了几条编选原则，比如：“对议论文照例不选，所以有些人如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李守常，陶孟和等的文章都未曾编入。”这与他所倡导的或记述或议论的“美文”主张高度契合。尤其突出的是，在17位作者中，居于首席的是徐志摩，并且周作人选了他的8篇作品入集，与郁达夫的作品在数量上并列最多，这样的设置除了表示对英年早逝者的追思，根本上的原因还是源自周作人对真性情美文的执着追求。
另外，虽然明确表示“议论文照例不选”，但从选集的实际来看，有些文章还是属于议论文的，比如刘半农的《奉答王敬轩先生》，刘大白的《桐城派鬼话文和八股文的关系》，梁遇春的《人死观》等，都是可以视作议论文的。事实上，从周作人开列的不入选作者来看，他们大多是当时《新青年》的主要参与者，由此可作出推测，周作人“照例不选”的原因是复杂多面的，除了他所秉持的散文观，还与文章作者以及议论文具体论说的内容有关。从这个特殊的侧面观照，可以反映出周作人在彼时较为复杂的心理层面。
如果说周作人的选编较为主观随性的话，那么郁达夫的编选则在洒脱之中透露着更多的严谨。郁达夫共选16家131篇，按他的话说，“在这一集里所选的，都是我所佩服的人，而他们的文章，当然又都是我所喜欢的文字”。郁达夫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将某一类型排斥在外，因而显得作品选取的种类更为多样。联系郁达夫的导言以及编选的作者和文章，能从中看出他的编选并非随性而为，而是在有意识地通过选编的作家作品来应和自己在导言中给出的定论，在为突出不同散文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做出努力。譬如对于朱自清，郁达夫给出的定评是：“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并且“满贮着那一种诗意”因此，选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荷塘月色》这样的作品来充分展示朱自清散文文字的清丽，表现他的一颗诗心。
2、各有失误
尽管两位文学大家在编选这两部散文集的时候，都秉持着严谨的学者态度进行甄别遴选，但客观上来看，也还是有一些失之慎重合理之处：
先来看周作人，纵观全部选文，随意性较强，标准性不甚统一，与前面序言中所提倡的散文观有所偏离；另外，他对于自己门下的弟子废名等人的刻意提携，也难免含有私心；最显得出位之处，是他选了顾颉刚的一篇《古史辨序》，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作品，占了全书的四成篇幅，有喧宾夺主的嫌疑还有实践的失误。
郁达夫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在体例上显然比较杂乱，作品的选择方面有失偏颇，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收入了过多的早期论战文字，有些并不能代表作者的思想。以周作人作品为例，入选的57篇文章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不足一半，绝大部分是作家的早期议论文字，包括周作人自己明确指出“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还不能够造成文艺作品，也未曾明白地有此种企图”的《祖先崇拜》。其他如鲁迅、林语堂之作亦如此，学术批评、时政言论与文学散文的混处，使得这本选集在作品的选择上比周作人的选本逊色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