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给陈水扁上“礼义廉耻”小学课程谈开去

朱庆葆，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党委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战略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已在中国近现代史、高等教育管理、当代台湾研究等领域发表论文60余篇，著述10余种，代表作有《鸦片与近代中国》、《中国禁毒历程》、《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邹容、陈天华评传》、《台湾也疯狂》，译著有《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等多部。先后主持教育部、中国社科院等单位设立的10多项重要科研项目，多次获教育部科研奖励，并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达10多次。现主持教育部《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现代化前瞻》、《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乡村建设研究》等重大课题。

刘以善，1946年生，台湾退役少将，淡江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博士候选人。现任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监事主席、中华两岸文教研究学会监事主席。曾发表《台湾泛蓝生态的变化与挑战》、《日军在台湾曾残暴杀戮应还原真相》、《陈水扁政权即将终结》、《陈水扁已成蓝绿政客的政治玩偶》等政论文章，著有《中国大陆新编小学语文教材之研究》。现主要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事业的交流与发展。

崔军伟，1978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及当代台湾的学习与研究，已发表论文数篇，参编著作两部。

主持人：上个月底，台湾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推动品德教育》案，恢复终止了三年的台湾中小学品格与道德教育课。随后台湾“百万人反贪腐运动”发言人范可钦表示，9月9日倒扁静坐时，“倒扁总部”会以红色布幔包围台北景福门，四面分别写上写“礼”、“义”、“廉”、“耻”，作为静坐运动的精神堡垒，也重新帮陈水扁上一堂小学教过的课，请他早日觉悟。一个原本不算吸引人的话题因为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紧密联系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今天就请三位嘉宾就这个话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刘将军来自台湾，您先谈？

刘以善：一个堂堂的所谓台湾大“总统”还要重新上一堂小学生的课，这听起来很可笑。但是主持人这个题目真的选得很不错。或许大陆同胞更多的关注倒扁能不能成功啦，怎么倒啦，这些很热闹。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还是很关注教育部门的这一决策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是透过品德教育来培养国民的高尚人格，启迪他们的良善人性的。一个健全的人格除了道德特质及家庭教育影响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学校品德教育及社会环境教育。在台湾，自光复初期，国民党政府就十分重视用中国优秀的传统美德熏陶教育青少年，在国民教育学校里，广泛开设了《生活与伦理》、《公民》等品德教育课程。就拿礼义廉耻来说，明末大儒顾炎武先生的“廉耻”一文在我读书的年代是被收录在高中国文课本中，而且是要求必须背诵的。但是悲惨的是台湾这些年来，教育决策当局不知是怎么思考的，竟然将品德教育课程剔除了。

朱庆葆：谈到品德教育，我更多的关注是大陆的情况。应该说大陆是非常重视品德教育的，但重视并不等于做得好。我们现在提倡“八荣八耻”，为什么？恰恰说明我们的一些人，甚至是大多数人也陷入了不知耻的境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腾飞、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另一方面，贫富悬殊、道德滑坡也与之俱来。其中青少年学生似乎尤为突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他们迷失自我，甚至是非不辨、美丑不分、思想混乱、行为失范，根本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中国人从一个封闭的世界里突然发现世界原来如此多姿多彩，产生一些价值观上的改变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弄到现在这样一个还需要重新教导什么是荣、什么是耻的地步，则是很让人忧心的。

刘以善：轻视德育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当时扁政权停止这门课程时，卫道教育学者对这项措施批评声浪不断，家长也有诸多怨言，以致后来每逢社会上发生重大弊端，很多人会将责任归于“学校品德教育失败”。我还记得顾亭林在他那篇文章里引述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他又说：四者之中‘耻’最重要，所以孔子在谈论如何才能做个堪为人民表率的官吏或知识分子的时候，其答案是“行己有耻”，意思是立身处事要知道“羞耻”。孟子也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夷。”所以亭林先生这篇文章的重点结论是：“一个人不廉洁，悖礼犯义，其根本原因是缘生于这个人已经不知道‘羞耻’为何物。而如果是有知识无品德的政府官吏不知羞耻的话，那就是‘国耻’”！亭林先生在将近四百年前易代的混乱局面中，眼见一些士大夫追逐名利，附庸新贵，变节卖官，廉鲜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大思想家，他非常反感，可是在文中没提到假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领导人，如前所述的话，那又该如何评论呢？当前台湾地区世衰道微，礼义廉耻早已不在人的心中，更难见在政府的官员身上，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崔军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英国培根说过，如果没有德行，人类就是一种忙碌、有害和可怜的生物，不会比任何一种渺小的害虫更优越。品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

朱庆葆：不仅如此，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民族未来的问题。我们说特定的社会环境要求特定的公民道德形象，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成员的道德生活状况。在政治生活中，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在经济领域，唯利是图、物欲横流、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无羞无耻、关系冷漠，怎么能够不危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转？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是和谐社会！说得再严重一些，世界全球化一体化的大潮来势汹涌，不可阻挡，一个不负责任、不讲手段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又能给世界留下怎样的印象？没有了羞耻和崇敬，没有了正义与秩序，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做不出伟大优美的事情来。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很早以前有学者说到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将冲毁整个社会。可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在生气勃勃地发展着？马克斯·韦伯已经说过新教伦理制约了资本主义的贪婪，信仰和道德的力量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约因素，促使它稳步前进。我们也是在搞市场经济，我们的道德信仰出了问题就不严重么？失去了制衡，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将冲毁整个社会。

我想起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几句话：植物的形成由于栽培，人的形成由于教育；学校是一切优良智慧与道德的场所。在道德滑坡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必须有所作为。可惜我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

崔军伟：刚才刘将军提到的顾炎武那段话我就不是很熟悉，这与我涉猎面比较窄有关系，但是我们大陆的课本里根本也不曾有这一段。朱老师说到教育出了问题。我们上小学就有一些关于道德教育的课程，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但是回过头来看，在这一方面，我还真没有像刘将军那样对哪一个古代大师的话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我们经常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其实道德教育也应该与现实社会挂钩，解决现实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树立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标尺。而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课里更多关注的是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一些内容从小学到大学一成不变，根本没有区别不同年龄段的认知水平，与现实脱节，各说各话。说得严重些，市场经济体制下还在强调虚无缥缈的假大空意识形态教育，这不但不能解决道德滑坡问题，久之，还会造成民族人格的分裂——说一套做一套，这才是我们民族和国家最危险的东西。还有，这些假大空的东西还往往要让位于语数外，因为我们要上好的初中，高中，大学，出国，找好工作。这些都是违背品德教育规律的，应该算是大陆教育出的问题。

刘以善：我对大陆小学教材有点研究，写了篇《中国大陆新编小学语文教材之研究》，我就发现大陆在小学生的品德教育里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大陆2000年版小学语文教材里，无论从众多的先人典则与伟人的处世态度之中或其他一般文学文章当中，几乎看不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道德的内容，对我们台湾人来讲，这是缺少了作为语文教科书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一种成分，也是大大违背“文以载道”精神的。像孔孟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根本没有，只有一个孔子的两小儿辩日，那还不是伦理教育。同时，教科书中教导个人及家庭礼仪的课文也相当少。相反，带有明显政治教育的内容却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虽然大陆有专门的道德教育课，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十分堪忧。因此，我在文章最后建议大陆的教材编定要注意8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就有要彻底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使学生建立自己的人生观，这对于学生潜能的发挥、国家的未来发展是有正面意义的。还有一点就是加强我国的传统文化内涵，多讲一些民族英雄、忠孝节义以及儒家思想的内容，培养学童从小具备伦理道德观念，这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净化社会风气是件好事。这些台湾倒是做得好多了。

朱庆葆：不按品德教育课的规律办事，根本上说就是大陆教育的观念出现了偏差。我们讲“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但是我们教育的实际情况真是这样么？家长老师看中升学率、就业率，企业单位看中学历、文凭。这就迫使整个教学完全是围绕知识技能等实实在在的硬件展开，而做人根本，情感理想一些软的东西则被忽略了。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使我们的教育也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这样的教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样说有些过，但是目前教育体制造就出来的学生绝对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们不懂得尊重理解、缺乏人文关怀，有知识没有修养，有欲望没有理想，有青春没有热血，那最多只能称之为“单向度的人”。这种教育其实是“失衡的教育”。她越发达，造成的后果越可怕。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育的价值。教育价值的科学定位，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教育的概念首先应当是一个道德观念。传播知识，增强生存能力是教育的使命，但并非全部。教育肩负的更为重要的使命是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陶冶人性、铸造人格、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人的道德意识唤醒，使人认识到道德之于人的意义。

刘以善：台湾应该是认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几经折腾总算是恢复了。但是问题来了！几近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质疑领导者的品格与道德，老师们莫不感叹这门课要怎么上？老师们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吗？现在资讯与媒体这么发达，电视上24小时不停地播映——吴淑珍的珠宝未按规定申报，监察院三次催报——珠宝向何人借用？终究陈水扁还是未报！作为领导人首开恶例，尔后几十万政府公务员如果也仿效，“国家”政体如何维持？更有甚者！立法委员邱毅指控陈水扁一家在社会上广搜各类发票，来报销“国务机要费”，甚至内衣、健身按摩及扁女儿家的幼儿用品……全部被黑金中心查获；名目之多、类别之广、不一而足。现在台湾社会的家庭有一种怪现象，父母如果纠正子女，子女常常以一句会让人难堪的用词回嘴：“我比陈水扁及他的家人好多了”。

崔军伟：中国社会自古就有以吏为师、上行下效的传统。既然最高领导人都能违法脱序、“有性格、没品格”，连起码的要求也做不到，那又怎能苛求于一般平民百姓呢？与不断提出来的理论相比，拿出真正的大动作或许效果会更好。为官者的廉洁自律、模范带头对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次台湾的倒扁运动不管成功与否，对陈水扁之流的领导人是一次震动，对普通的平民百姓也是一次震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陈水扁是个反例，海峡两岸肯定都在关注。

朱庆葆：说到陈水扁就要谈到腐败问题。我觉得腐败是与法制不健全有关，也是与道德教育缺失有关的一个问题。腐败需要法律制度来遏制、惩处，同样也需要自身的道德自律，因此才有“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方略。这两种手段应该是互为补充的，在有些时候道德的自律比法律的他律来得更实际一些。比如腐败，如果主体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能够克制私欲的膨胀，那么他就不会落得他律的地步。当然，道德不是万能的，在我国的目前情况下，对于防止腐败，惩治腐败，法律的作用应该是首位的。陈水扁的问题就不是单靠礼义廉耻能够解决的。贪腐失信的陈水扁如果下了台，那不单单是正义、良心与道德的胜利，也是民主与法制的胜利。反之，他的不下台不仅仅是对良心与道德的践踏，也是对台湾民主与法制的一种莫大讥讽。

刘以善：当主政者已经失格失德，当一个领导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已不再获得广大人民的信任之后，台湾人民是否还要纵容这样的政体？我还记得亭林先生在那篇文章里告诉我们：“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止于风雨”，在当前昏暗不明的环境里，台湾同胞要自许是有识之士，要运用智慧，团结清醒的人，力挽狂澜，我相信拂晓已近，黎明即将到来！台湾孩子会有一片干净的天空。

崔军伟：我们这里还是任重而道远啊。就比如我们大学吧，设置了六七门思想品德课程，还配备了一支不搞科研、专门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导员。但大学实际给我的示范却是不顾自身条件的盲目扩招、盲目合并，老师们无心上课，论文造假，依旧在低俗地迎合着急功近利的社会，我们身边的榜样依旧如故。人格魅力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高尚的师德就是一部好的教科书，纯朴的校风对学生的潜移默化是深刻长远，终身受益的。

朱庆葆：我个人始终认为国家发展根本上靠教育，失衡的教育必须改变过来。首先是观念的改变，拿高等教育来讲，大学是用来做什么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是培养绅士的地方，他说：“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和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大学应该有学生。”中国古代的《大学》也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代高等教育本质的论述。大学到了应该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时候了。我们南大的校训八个字：“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既反映了我们学校的优良传统与特色，也能体现学校办学的理想追求和实现途径。“诚朴”是我们南大传统精神中最本色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诚”是维系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规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为人要诚朴，就是要诚心正意，朴实无华，以诚相待。她要求人有独立人格，得势时不要霸道，不要仗势欺人，失意时不要媚俗，不要趋炎附势。这是个人和社会一切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的基础，如果个人与社会都不讲究“诚”，那么任何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个人信誉乃至整个社会的基础就会动摇。我们强调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坚信大学绝不仅仅是传授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场所，更应该是教人诚实端正、求真求善的精神家园，如何做人远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雄伟”是雄壮而伟大的意思，是说为人、为学要有远大志向，立志“做得大事”，养吾浩然之气，要有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将个人奋斗的目标与国家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胸怀宽阔、志存高远的人，才会超越自我，永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从而不断取得进步。实现远大抱负，一定要有大雄无畏、不惧困难、坚毅自强、开拓进取、敢于争先的精神和气概。一百年来，南京大学之所以能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取得辉煌成就，靠的就是这种不屈不挠，坚毅自强的传统精神。

如果说“诚朴雄伟”体现的是办学理念与目标，那么“励学敦行”强调的是实现目标的途径与手段。“励学”就是勉励师生勤奋求学，要求为学者勤于自勉，刻苦磨砺，注重知识的学习，素质的提升，品格的塑造，精神的超越，心灵的净化，思维的创新。“敦行”就是勉力去做，强调动手的能力、实践的作风和对道德的践履。坐而论道、光说不做，只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为学者只有将知和行、理论和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才能算是完美意义上的人，才能算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想我们学校的这种考虑应该能够为当下教育观念的转变提供一个参考。观念改变了，教学内容、考核方式的改变就相对简单了。

刘以善：内容上大陆完全可以把“做人”这一点放在首要的地位，做人是第一位，而后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我国古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然而不论社会环境怎样恶劣，我们的民族精神始终没有垮掉，我们的社会总有一些极具人文关怀的士夫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说明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为始是有效果的。

朱庆葆：我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他讲究人伦和谐、推崇民族大义、注重人格操守，自尊自守，诚信节制。这些传统美德到今天仍然可以作为调整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及规范行为的标准。对待这些传统道德精华，我们应该大力继承。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传统的东西植根于小农经济，服务于封建专制体制，也带有明显的与时代不相协调的地方，这也要求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其他国家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例如西方道德中对个人价值和自由的尊重、对公平竞争意识的强调，这些恰恰是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所需要，而我们传统道德观念中所缺乏的。对这些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和借鉴。

崔军伟：也就是说我们的德育内容还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

朱庆葆：对。最后还想说一点道德教育的评价问题。刚才也说到高校设立了很多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很好，但是考察方法却是通过考试完成的，把掌握道德知识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忽视了学生的日常生活表现。在国外，像名校哈佛，他们是以学生参加义工、帮助别人作为考察标准的。我们的考察方法培养出的学生往往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具有两面性的虚假人格。因此，道德教育评价机制的革新与优化也是应该引起思索的。

主持人：各位学者从台湾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推动品德教育》案谈起，话题辐射到许多富有价值的课题：比如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法制与德治的关系，领导人的道德形象与道德教育的关系，道德教育的失衡和评价问题等等，其中的一些论点非常重要。相信有识之士会从中受到启发，促进反思一些事关民族精神结构的大问题。感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