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恶之花”
时间：2020-05-08 08:04: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福尔斯是当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著名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开启了文学的现代性，福尔斯则引导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潮流，《法国中尉的女人》在小说形式技巧和女性主人公萨拉的塑造上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形式，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恶之花”。
关键词：虚构性；互文性；戏仿；结局多元化；萨拉
约翰·福尔斯是20世纪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言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率先确立起现代性的审美观，而《法国中尉的女人》则在小说的形式技巧上利用叙述者的虚构性、互文性、戏仿、结局多元化对维多利亚小说进行彻底地解构。萨拉形象塑造具有独特性，她被称为“法国中尉的妓女”，但她彻底颠覆了传统女性审美标准。小说的形式技巧的试验性和女性形象萨拉的创新性使得《法国中尉的女人》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恶之花”，它为英国当代文学开启一条新道路。本文试从后现代小说叙事手法和萨拉形象塑造两个方面来讨论其独特性。
一、后现代主义的小说技巧
（一）元小说的虚构性
“元小说”又被称自我意识的小说。元小说“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不但检视叙述作品本身的基本结构，而且不断探索文学作品外部世界可能的虚构性”[1]它更关心的是作者本人如何写作，交代作者创作小说的过程。元小说把小说虚构性撕开给读者看的同时就要引入另一叙述者——第一人称的“我”，这使得小说的叙述者不再是全知全能，导致了叙述主体的不确定性并且使小说的整个结构变得支离破碎。小说叙述者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上开始陈述莱姆湾的历史以及周边的风景，叙述者借助了密探的望远镜来引入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以及神秘的角色萨拉。小说的第二章从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的对话讲述故事，这里运用的仍旧是传统的叙事技巧。然而到小说的第十三章时小说的虚构性暴露出来，小说这样说道“我不知道我正在讲的故事完全是想象的，我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在我脑子之外从未存在过。如果我到现在还装成了解我笔下人物的心思和最深处的思想，那是因为正在按照我的故事发生的时代人们普遍接受传统的手法（包括一些词汇和‘语气’）进行写作，小说家的地位仅次于上帝，他并非知道一切但他试图装成无所不知。”[2]96以往的作家在创作要极力表现小说的真实性，但这部小说中却明确的用“我”来叙述出这部小说是虚构的。它把以往传统小说中隐藏的叙述者直接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体现“维多利亚时期那种作者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的创作手法在20世纪存在主义者和现代小说家眼里已经过时”[3]叙述者“我”一直贯穿全文，在小说第四十五章中进一步对“我”的虚构性进行强化。它写到本书中的“我”并不是作者，而是“某种对事物极为冷淡的拟人化。”[2]348这里通过对“我”这一身份的证实，来告诉读者“我”与真实的我（作者本人）并不是一致的。
（二）互文性
“互文性”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标志之一，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一书中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在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4]《法国中尉的女人》全书五十四章，每一章都加入了引文。这些引文有文学奥斯丁的小说，哈代、丁尼生的诗歌，宗教《圣经》，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马克思《资本论》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报刊史料，引文的内容包罗万象。引文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风貌拉近了读者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距离，强化了引文与正文的联系。第一章哈代《谜》“极目向西眺望，越过彼处海洋，不管和风恶风，她总站在那边，心中满怀希望”[2]1这里的“她”与萨拉极为相似，小说中萨拉无论天气好坏总是在莱姆湾的海岸上徘徊，向远处眺望，好像在等谁回来。引文中“她”与正文中的萨拉相互对照暗示。第三十五章中引文《儿童雇佣委员会报告》（1867）“……我曾亲眼看到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男女少年不堪入目的非礼行为……”[3]272而在正文中写到社会的现状“19世纪是那样一个年代，那时候妇女是神圣的，然而，你花几个英镑就能买到一个十三岁女孩子——甚至只要几个先令，如果你只要她陪玩一两个小时的话。”[3]272，引文与正文形成互应，揭示出维多利亚时代倡导女性贞洁的崇高，这个时代真实的状况是人们走向荒淫和堕落。
（三）戏仿
“戏仿是对源文本的戏谑模仿，它不是再现源文本而是对源文本进行解构、讽刺和异化。”[5]，小说惟妙惟肖地模仿维多利亚时代各方面的景观，与此同时又用现代性的审美眼光进行批判嘲讽。从服饰上，描绘欧内斯蒂娜的穿着时“穿一件品红色的裙子，又窄又短，令人吃惊”欧内斯蒂娜的穿着是当时上层社会妇女最新潮的打扮，但作者又嘲讽道“显得过分夸张”，评论查尔斯他的胡子早已过时。从建筑上，作者大肆描绘波尔坦尼的太太的豪宅环境优美，奢华，但在现在看来“糟糕透了”。小说中大量对维多利亚时代人文社会和自然景观等进行戏仿，又融入了很多现代社会的元素，使得在描绘的维多利亚景观中与现代性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新奇的氛围。
（四）结局多元化
通常在传统小说中，作者只设定一个明确而固定的结局，但是《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则出现了三个结局，福尔斯在构造小说的结局时给读者一种新奇感和欺骗性。小说的第一个结局最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故事的发展，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结婚，尽管他们过得并不幸福，但他们有一大群孩子，查尔斯从商并成为商业界的佼佼者。第二个结局是查尔斯与欧内斯蒂娜解除婚约，查尔斯四处打听萨拉的下落，他甚至到了美国。后来他通过萨姆的来信找到了萨拉，萨拉已经是声名狼藉艺术家罗萨蒂的秘书兼模特，查尔斯向萨拉求婚，萨拉以追寻自由而拒绝了查尔斯，当查尔斯见到他的女儿拉拉治，萨拉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一点悔恨。第三个结局是萨拉拒绝查尔斯的求婚后，查尔斯没有见到他的孩子就气冲冲地离开萨拉，去寻找新生活。三种不同风格的结局最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这成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的特色的形式，使小说主题变得更加自由。
二、萨拉“恶之花”的形象
萨拉是《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塑造地最精彩最叛逆最与众不同的女性，她的外貌、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女性并没有多大区别，她的思想则显得过度超前，具有现代的思想观念。一新事物的出现总是受到旧事物的阻挠，正因为这样萨拉才被当时的社会排斥。小说中萨拉与欧内斯蒂娜、波尔坦尼太太、费尔利太太、女仆玛丽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萨拉用她的行为抨击着维多利亚时代男性对女性“他者”的审美标准，成为他人眼中的“恶之花”。
（一）反抗传统的“恶之花”
欧内斯蒂娜是典型的淑女，她端正优雅美丽有着“鹅蛋脸，小小的下巴，紫罗兰般的娇贵” [2]25，而萨拉有“一张悲剧性的脸，脸上的忧伤犹如林间清泉涌出，十分清纯，无法压抑，那张脸上没有狡诈，没有虚伪，没有伪装” [2]10，这里的“清纯”指的是萨拉的美是自然的，不加任何矫饰的。而欧内斯蒂娜的美是在淑女规范下培养出来的，她的脸上从不轻易流露出激烈的情感，以维护她优雅的形象。对待内心欲望时欧内斯蒂娜压抑了自己的欲求，她认为有关女人肉体的内容都是不好的，又无意识的欣赏自己半裸的身体，当她意识到时自己的行为时，她认为自己是“无耻”的。她对查尔斯的爱只写在她的笔记本中，但她从不说出口。而萨拉则蔑称自己是“法国中尉的妓女”，从不在乎世俗对她的任何评价。她怪异地在莱姆湾徘徊，在山崖的草地上睡觉，在树林里散步。她甚至与查尔斯私会，向他大胆示爱，并最终引诱了查尔斯。她的这种行为是明显与传统女性不符，冲破了传统对女性的要求和束缚，她反抗传统勇敢地表现自我。
（二）挑战权威的“恶之花”
波尔坦尼太太和菲尔利太太是权威的持有者，波尔坦尼太太对正义的唯一理解是“她永远是对的，对真理的唯一注释是对人民进行狂暴的镇压”[2]20她虚伪、苛刻、恶毒，她无情地折磨驱赶仆人。当她赶走萨拉时，萨拉并不像其他的仆人带着耻辱忍气吞声地离开，萨拉对波尔坦尼太太进行了坚决反抗，她毫不留情地揭穿波尔坦尼太太丑恶而虚伪的真面目和恶行，并讽刺波尔坦尼太太。菲尔利太太则是一位刻薄、尖酸的告密者，她善嫉妒而阴险。她无时无刻不在监视萨拉的一举一动，并想通过告密把萨拉撵走夺回她在波尔坦尼太太的地位。在对付菲尔利太太时，萨拉有意的从树林中光明正大地走出来，出现在费尔利太太面前，让费尔利太太看到她违反禁令。她无视费尔利太太不允许她去树林的警告和威胁，她从树林里出来高傲地离去，只留下费尔利太太“满脸的惊异”。而萨拉的这一做法正是对正统权威的最大嘲笑。
（三）不安现状的“恶之花”
女仆玛丽和萨拉一样地位低下，她美丽活泼，也曾憧憬过上好生活。她嫉妒欧内斯蒂娜的优越生活条件。但她始终不敢实现自己的梦想，她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女仆，当欧内斯蒂娜把她淘汰的裙子送给玛丽时，她就已经非常的满足并且陶醉其中。但萨拉不同，尽管萨拉地位低下，却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使得她能够成为一位家庭女教师，但她不满足这种贫苦而单调的生活。她想拥有幸福的生活，所以她拒绝和她同等阶级的人求婚，她默认自己为“法国中尉的妓女”，是一个荡妇，并使用计谋勾引查尔斯。别人都认为萨拉是一个疯子。萨拉真的疯了吗？小说中已经多次写到萨拉看起来并不像疯子。归根结底萨拉不甘心安于现状，然而但现实使她只能过高不成低不就的生活，她在他人眼中疯癫更可以被看作是追求自己的生活的大胆实践，而“疯癫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应该被看做对常规状态的有价值的挑战，尽管疯狂有时会带来恐惧，面对这种恐惧时常备状态能让人宽心”[6]萨拉在她那个时代表现出的不安分，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不被社会所包容的，正因为她颠覆了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她是追求女性价值观的先行者，这在当时不可理解的，所以在他人眼中她是不安分的疯子，是被人厌恶的“恶之花”。
综上，《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它实验式的形式技巧还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创新性，在今天看来它不再被人们误解为形式怪异，人物形象想以重大启示开创新形式的“恶之花”，更重要的是《法国中尉的女人》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给后来的文学提供了良好的范式，确立新的审美观开创了文学新领域。
参考文献：
[1]林骧华.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454.
[2]（英）福尔斯著，陈安全译.法国中尉的女人[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1-348.
[3]瞿世镜，任一鸣.当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33.
[4]（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M]，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5]马英.《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西方技巧的运用[J]沈阳大学学报，2008（5）.
[6]（美）古延著，王育平译.福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81.
作者简介：李金璐（1995–），女，江西赣州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