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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封建文化背景中女性观的静态发展

    时间:2020-08-15 07:54: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占据中心地位的男性话语立场的儒家女性观,一直以主流形式存在于中国封建时代几千年中,这种儒家女性观静态发展的总趋势中暗含着曲折微妙的变化轨迹。这一变化轨迹显示了处于不同现实的人,对现世生活的失望与希望,在出世与入世间,不断地困惑、质疑、挑战,寻求一种平衡的状态,一种理想的男女两性关系。

    关键词:中国封建社会 女性观 静态发展 变化轨迹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女性地位失落,私有制确立,女人也就成了男人的隶属,“此后随之而来的,是轻视甚至蔑视妇女的时代”。对于女性来说,在这一无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中,又存在着一种相对的退步:阶级社会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但人类赢得进步的巨大代价,恰恰是对人类自身的自然分工的滞留,是以人的一部分——女人的非人化为前提的。

    在这一人类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产生发展了极其完备的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制度,统治时间长达二千多年之久。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处理男女两性关系的问题上,其基本内核就是“男尊女卑”。儒家的经典如易学、诗学以及历代的女教书,无不贯穿着“男尊女卑”的女性观,规定了女子卑下服从地位,主内治家的职责,对婚姻从一而终、保守贞节的观念,决定了女性对男性的服从与依附关系。毫无疑义,男尊女卑的女性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占主流地位,渗透融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沉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呈现出一种静态发展的趋势。然而,女性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并非是完全静止、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当我们立足于一个较高点,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就会发现女性观静态发展的总趋势中,暗含着曲折微妙的变化轨迹。

    首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变化或相异等因素,人们的女性观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在先秦、西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女性观就有一些变化和差异。例如,魏晋承袭汉末、三国的大动荡时期,传统思想遭到了怀疑和弃置。在动荡岁月,经常发生夫妻离散之事,女人必须独立生活下去,顾不上“三从四德”等观念,这无形之中使妇女得到一些解放。也许正因为如此,魏晋时代才出现了蔡文姬、谢道韫之流的杰出才女。例如蔡文姬受辱虏庭,诞育胡子,一生三嫁,饱尝悲苦。“回归故土”与“母子团聚”都是美好的,人人应该享有,而她却不能两全,这段痛苦的经历使她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悲愤诗》等作品,成为人们传唱的经久不衰的曲调。人们对这个博学多才,命运却如此凄惨、婚姻如此不幸的好女子充满着同情与喟叹。而处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明清,一方面,由于旧的生产方式依然存在,所以传统的女性观依然占据很大的位置,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又使得正统的儒家贞节观得以强化,进一步加紧了对妇女的控制,社会上节女烈妇的人数空前增涨。另一方面,在礼教压制下的禁欲主义的土壤中产生出一种反动因子——社会上纵欲主义流行,出现了许多露骨地描写男女两性生活的色情文学,如《金瓶梅》、《肉团蒲》等。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思想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潮,在女性问题上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否定封建礼教、否定男尊女卑性别等级秩序,提倡男女平等、解放女性的进步思想,使传统的女性观受到空前的挑战、冲击。这主要反映在李贽的《焚书》、俞正燮的《癸已类稿》、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唐甄的《潜书》、袁枚的《随园诗话》等思想家的著述中。这些著述从不同角度抨击男尊女卑,勇敢地否定君臣、父子、夫妇等的传统封建秩序,认为夫妇为五伦之首;驳斥“女祸论”,大胆为女祸之首的妹喜、妲己、褒姒开脱罪名,指出她们是遇昏君而获罪,昏君丧国其祸不在女子;反对片面的节烈观,反对女子缠足,主张女子参政。这些著述还指出,人的见识有远近、高下之别,但不是以性别来划分,男女的智力是平等的,人格是平等的,可以说,这一切是中国解放女性思想的萌芽。与上述思想家进步的女性观相呼应,这一时期,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代表这一进步思想潮流的优秀文学作品,与儒家礼教殊死抗争。如汤显祖的《牡丹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芹的《红楼梦》、李汝珍的《镜花缘》等。此外,这一时期,还产生过很多的女诗人。我们可以看到,仅仅三百年间,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就多达两千多位。最有趣的是,与以往不同,当时的文人不但没有对这些才女的存在有任何的异议,反而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排除种种障碍,出资出力帮助这些女性出版她们的作品,表现了他们要把这些优秀女性的作品经典化所做出的努力。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中罕见的能深刻反映女性间情谊和隐秘情感活动的作品——女性弹词应运而生。女性弹词构想了女性圆满的人生之路,即功名伴身与疏离情爱。前者解决了娜拉式的出走难题,后者体现一夫多妻制社会中女性的自保策略,并因此而衍生女同性恋倾向。这些对今天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依旧有很大的启示。

    其次,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也就有不同特点的女性观。从历史来看,北方少数民族的女性观与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女性观就有些许差异。例如,南北朝时期,北朝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属游牧民族,他们的女性观与南朝有很大不同,北朝的乐府民歌《木兰辞》就是最鲜明的体现。这首民歌是对理想女子的讴歌,将报国、尽孝一统于女子身上,这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一种挑战,只有在北朝才会有的一种观念。再如唐朝,那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外交流频繁。李唐氏族源于北方少数民族,仍保留着少数民族尚武习气和母系制遗风,因而唐人的女性观念比较自由、开放,颇具人性色彩。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唐代的礼节对于女性比较宽松,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比较自由、公开、不拘礼法,比较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无论是宫廷、官宦、民间都是如此。如唐代宫廷中的后妃、宫女都不避外臣,老百姓家中的妻妾也不避外客,他们甚至可以自由交往,不拘礼节。因而,唐代女性在情爱、婚姻及两性关系上也较为开放。唐代诗歌和传奇就叙述了不少男女交往和恋爱的缠绵悱恻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当时的男女自由恋爱、结合之事不仅在平民中较为常见,就是在上层社会也时有出现。如白居易《长恨歌》通过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故事,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其次,唐代女性广泛参与户外活动,并发展成为一种时尚。如唐代女性一年之中的不同时节可以参与不同的体育活动,如阳春拔河、端阳竞渡、荡秋千等,她们甚至参与男性擅长的骑射和马球。在礼法森严的封建社会,这确实成为了一大亮色,也是其它朝代女子体育所不能比的。唐诗中有很多描写宫中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作品。如王建的《夜看美人宫棋》:“宫棋布局不依经,黑白分明子数停。巡拾玉沙天汉晓,犹残织女两三星。”从白天到“天汉晓”都在下棋,可见她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之高。杜甫的《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宫廷女子骑射技艺之高令人咂舌。另外如花蕊夫人《宫词》:“自教宫人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等等。这些诗歌所展现出来的女子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开朗乐观的态度可以为今人所汲取。再次,唐代女性不仅可与男子一起出游、狩猎、饮酒,还可以与男子论诗作文,高谈阔论,不分高下,广泛参与文化教育活动。这一时期,出现了李冶、薛涛、鱼玄机、关盼盼等著名女诗人,宋若莘、宋若昭等著名的女学者。其中不乏才艺与美貌兼具的叛逆者。例如,唐代青楼女诗人鱼玄机。她的《赠邻女》:“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表达了对真正男女恋情的追求,是历代青楼女子最深长的慨叹;“自可窥宋玉,何必恨王昌”,公开教授邻女主动追求心上人。这种大胆无邪之举,在当时可谓是破天荒了,而这种藐视封建男权礼教、反叛女性附属意识、高扬女性主体性的豪言壮语,也实是古代女性文学中难得的异数。另外,唐代女性的政治活动也是非常频繁的。唐代女性参政热情之高、人数之多、权势之大、对历史影响之巨,也是各朝各代从来没有过的。众所周知,唐代不仅出现了女官如上官婉儿等人,并且孕育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再次,人类是由男女两性构成的,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要维持男女两性的平衡。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女性观,也有复杂、矛盾、多元的因素,儒家主张男尊女卑,但同时也是提出乾坤、阴阳并重,强调男女共处的和谐。例如:从男尊女卑观念出发,统治者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法律、伦理道德原则,用以规范限制女性的行为,使女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沦为男性的奴隶,但同时对男权也有一定的限制,使其不致过分膨胀失调,客观上对女性的权益又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道理很简单,常规社会生活总要通过男女两性来进行,社会依靠强力(礼教、法令)控制女性,也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男性,这种“连锁反应”当然能有效地强化社会对人性的控制和禁锢。因而,男女两性尽管总体上处于不平等中,却较少发生激烈的性别冲突,相互依存依然是两性关系的主流。

    由上述内容可以得出一点启示:占据中心地位的男性话语立场的儒家女性观,一直以主流形式存在于中国封建时代几千年中,这种儒家女性观静态发展的总趋势中暗含着曲折微妙的变化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时代的人们对女性的评价,对女性之美的欲求,是不断变化,甚或相互对立的。人们有时推崇“瘦骨清面,身轻如燕”,有时又称赞“肉丰肌满、粉肥雪重”;有时夸奖“唇不点红,眉不描而翠”,有时又赞叹“珠钿刻翠,金佩飞霞”;有时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有时又欣赏“吟诗赋曲,夫唱妇和”;有时向往“笑不露齿,行不移步”温柔敦厚的端庄淑女,有时又追求“明眸皓腕,举步艳冶”风流别致的娇娆丽人。这使得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存在,在男性主体的预设立场中,在男性的拯救与保护之中实现着自己的抱负。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女性存在是人的存在,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受到男性存在的制约,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女性存在的特殊性。这一中国封建文化背景中女性观静态发展的趋势,以及这一总趋势中暗藏的曲折微妙的变化轨迹都恰如其分地反映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各种历史文献之中。中国封建时代的男性和女性在客观中考察了女性与男性存在与发展的同一性时,也着力探寻了女性存在与发展的特殊性,并在无意中揭示出了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发展规律。这种中国封建时代中女性观的静态发展,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要为女性获得价值与自由,砍杀专制与不公正,另一方面,又终以男权文化的优势挤压女性的价值与自由,伤害了民主与公正。对这一话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于女性自身,对于人类自身作出深深的反思与批判,须知女性的解放与发展和男性的解放与发展是同一场革命,传统的社会性别结构与传统的社会文化既压迫了女性,也伤害着男性,痛苦的女性与不幸的男性是同一条藤上的两只瓜,是同一根性别文化链条捆绑的奴隶。女性的解放与发展,也即意味着男性的解放与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世世代代人的努力,是一场文化的传承,也是一场人性的解放。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版。

    [2]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3] 魏国英:《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周霜红,女,1975—,湖南湘潭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文论,工作单位: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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