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看中国戊戌变法的文化阻力
时间：2020-08-15 07:57: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提到戊戌变法，总让国人唏嘘不已。但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为它迈向称霸东亚目标的第一步。关于这一现象，历代学者著述已甚丰，分析也很详尽了。笔者在本文试从两国文化差异角度谈谈戊戌维新变法的原因。
中日两国，其实同属东亚文化圈。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在明清时一统天下不同，日本近代的主要思想流派大致有三个：国学、儒学和兰学。中国的文化格局是铁板一块，虽然有释、道等思想，甚至还有西学的传入，但都对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构不成多大影响。那么，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日本受儒家思想影响也很大，并且出现了一批很有成就的学者，为何日本儒家思想没有制造如其在中国那样大的文化阻力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须回到最基本的原理，即：政治、经济生活对文化具有决定作用，而文化之间也有着相互作用。
日本是一个具有浓厚传统神道教色彩的国家，其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权是不容置疑的，而自从16世纪德川幕府建立以来，日本形成了一个高度阶层固化的封建社会，（此处封建社会指类似于“封建邦国”的松散社会结构，而非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下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天皇逐渐成为虚君，而由征夷大将军掌握实权。这样一来，中国儒家核心的“天命论”就在日本遇到了困难。尽管历代帝王将其作为统治合法化的工具，但它确实在客观上约束了君主行为，且成为历次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但在日本，该如何解释“天命说”？有的日本儒家学者是德川幕府的支持者，他们宣称将军承载着天皇赐予的统治权，将军是顺应天命的。而幕府的反对者认为，既然天皇代表着“天”，那么将军需按天皇的指令行事，将军独揽大权是遵天命的表现。日本对传统儒家观念解释的分化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仅是儒家思想在中日两国存在差别的一例。
在国民性格方面，日本和中国也存在很大差异。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日本处于海岛之上，自然环境较为恶劣，故需时时求变，积极扩张以谋生存。广袤的土地和丰富资源使中国人没有扩张的欲望，且相信“因循古法，事必能行”。当然，我国历史上不乏技术发明与制度革新的案例，但至明清之时，老大帝国积弊已久，已然缺乏“因时而变”的决心与动力。日本人长期遭受灾害侵袭，故能较快接受使自己生存得到保障的新方法。中国人则由于古有鼎盛事业，且往往自认古代经验足以应对困难，故不思求新，这又是中国悠久的历史给维新带来的文化阻力。
中国与日本在文化风气上的差别也是决定维新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士人政府”不断发展，科举制的逐步发展使明清时的中国政府几乎成为完全的“士人政府”。科举在民间的作用不可小觑。由于科举几乎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唯一途径，故中国民间盛行“崇文”的文化风气。反观日本，虽然也有天皇之下的朝廷，但这些公卿也不过是世袭贵族，他们对民间风气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将军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故日本形成了一个武人社会。自将军以下，大名、武士等武家共同构成了日本的统治阶层。而由于日本法律对武人特权的规定，导致日本社会的“崇武”情绪非常强烈。这也使中下武士领导的明治维新更易于获得支持。
那么，“崇文”和“崇武”，哪个更好呢？实际上，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先来看两国的维新之路。在戊戌变法中起关键作用的“戊戌六君子”皆为文人而掌事宜，一旦稍有变动，便紧急联系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最终被袁世凯欺骗招致失败。而在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倒幕战争中，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是武士出身，不论属文还是属武，都不至于手无寸铁，依赖于人。在维新之初取得政权的阶段，有武力支持是绝对必要的。而日本社会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受教育之人中绝大部分是武士，这就不会造成严重的“文武分离”情况。而中国的儒家伦理和制度设计已将文武分离，导致单纯的文士难以同手握武力的封建守旧势力相抗衡。當然，日本“崇武”的文化风气又间接导致了此后的西南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事实证明这亦是不利于巩固改革成果的。
通过对两国文化因素的分析，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全面认识戊戌维新的失败原因，而且启示我们，改革要取得成功，还须有适应改革需要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文化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