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开拓创新

李仰松,1932年生,陕西临潼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留校任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马恩著作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特别是民族考古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1998年出版《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和民族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

李先生在繁忙的教学当中,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深入云南佤族山区开展民族考古学调查,以后又率领研究生到达云南怒江独龙族、海南岛五指山黎族和苗族地区再度开展民族考古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李先生结合民族学材料,对我国远古时代的陶器制作、谷物酿酒、生产工具以及岩画、彩陶等原始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此外,他还采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我国原始社会的经济文化类型划分、军事民主制、中国文明起源以及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重大课题,都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前不久,《南方文物》编辑部特约记者梦古,在北大畅春园李先生窗明几净的家中就李先生的治学经验、以及李先生对今后民族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等若干话题进行了采访。采访当中,李先生那谦和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教导方式以及对民族考古学的真知灼见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约记者梦古(以下简称记者):李先生,您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您在民族考古学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为我们青年人树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从田野考古走上民族考古之路的,都有哪些真谛向我们青年人传授。

李仰松(谦逊地笑笑,以下简称李):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谈不出什么成功的真谛,倒是乐意和年轻朋友们交流看法,互相学习。

记者:您太谦虚了。那好,首先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开始民族考古研究的。

李:我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可以说是机遇使然。我是1950年入校的北大文科学生,那时在北京大学博物馆专科和历史系执教的教师有裴文中、韩寿萱、阴法鲁、郑天挺、雷海宗、沈从文、启功、夏鼐、郭宝钧、张政 、林耀华、唐兰等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界的一代学术巨匠,他们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精湛的学术造诣,加上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使我们班里10名同学受益匪浅,也为我日后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是啊,如此教学队伍,真令人称羡啊。李老师的大学时代真幸福。

李:是的,这些大师级的老师们,不仅重视课堂教育,还特别重视课堂外的教学,尤其是考古班的学生,强调不仅要学好课本知识,也要过田野关,即一定要搞好田野调查和发掘实习,力争每个学生毕业后都能够独立地开展田野考古工作。

记者:听说您在校学习期间,因各方面表现优秀而于1954年夏季毕业留校,担任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课程的助教。

李:是的,此外,我还担任安志敏先生《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的助教,回顾我的学术经历,从那时起,就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民族学,最后汇合成民族考古学。

记者: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生虽长,但关键的时候往往只有几步,学者的学术之旅也常常如此。留校担任着两门课程的助教应该是您学术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吧?

李:是的,在担任林先生助教的时候,无形中受林先生治学的影响很大。那时,林先生积极主张将民族志材料用于原始社会的研究之中,但苦于当时中国的民族志材料极为有限,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只能舍近求远地引用不少国外的民族学材料。因此,课堂内外,他常常鼓励年轻人尽可能地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多开展一些实际调查,力图早日改变这一局面。

记者:于是,您就遵照林先生的要求下去搞民族调查了?

李(微微一笑):那倒不是这么直截了当。除了林先生的号召以外,我个人也逐渐发现,考古学上一些看似已成定论实际上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课堂上有老师在讲授陶器起源时,总是机械地套用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一段话:“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或者甚至在一切地方,陶器都是由于用粘土涂在编制或木制的容器上而发生的,目的在使其能耐火。因此,不久之后。人们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1)。这些论述只是在考古学尚不发达时进行的推测,但当时我国有些学者不仅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还因当时我国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当中以仰韶文化为最早,便认为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篮纹也是这样做成的。

记者:现在看来,陶器的起源不仅比仰韶文化早得多,而且相当复杂呢

李:是啊,可是,那时老师们就这么讲,我心里存有疑问,便去请教林先生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发现比仰韶文化更早的裴李岗文化呢。

记者:林先生怎样回答您的问题呢?

李:林先生很有经验,他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鼓励我到中国境内的后进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观察他们是如何制作陶器及其纹饰的,以期对仰韶文化陶器的制作过程有所启发。

记者:林先生果然不同凡响。

李:是啊,林先生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却明确表示,陶器是个“哑巴”材料,它是不会开口说话、告诉人们自身的制作过程的,考古工作者仅靠考古学自身的“哑巴”材料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林耀华先生的这些话成为我一生学术道路的转折点。

记者:哦,或许正是这番话,促使您踏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考古调查的吧。

李:是的,说来也巧,正当我想寻找机会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时,机遇还真的到来了,或许,应了那句老话:“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吧。1956年春,由国家民委组织的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正式启动,我自然不愿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经林耀华先生的推荐,最终幸运地如愿以偿,迈开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的第一步。

记者: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究竟首先去哪些地方调查哪些民族,您一定经过深思熟虑吧。

李:那时候还年轻,干事情还没有想得那么复杂,我就挑选保存原始因素最多的民族,听说云南佤族那时还保留着猎头习俗,就提出把云南佤族地区作为调查的对象。

记者:您对云南佤族原始制陶术的调查是您开展民族考古研究以后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至今,还常常被人们所引用,成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经典个案,能较详细谈谈这次调查的经过吗?

李:刚才讲到我选中佤族地区作为我开展民族考古调查的第一站。来到佤族地区以后,究竟从哪些方面入手开展调查呢?比如说,我没有从婚姻家庭形态、生产工具或社会关系等方面入手,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佤族的制陶术,自然便以制陶术做切入点开展调查。

记者:这下,您可以把课堂上提出的问题,通过在佤族村寨中做调查来解答了。

李:是啊,我步行两天来到西盟佤族自治县靠近中缅边界的一个名叫“科来”的寨子。这个村寨的制陶技术非常原始,无论是陶器的现状、纹饰和火候等,均与考古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有很多近似之处。

记者:看到这种情景一定很兴奋吧,李先生?

李:那当然喽。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对该寨子的制陶术进行了详细调查,从制陶工具及其用途、陶土来源、制陶步骤、烧陶过程、陶器种类与纹饰、价格和销售地等各个环节,均进行了仔细观察和记录,后撰写成《云南省西盟佤族制陶情况》一文,经夏鼐先生推荐,立即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2 期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紧接着又写成《我国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明确指出过去有人提出的仰韶文化篮纹陶上的篮纹,是将编好的篮条印上去的说法不能成立(2)。从此以后,我国考古学界再没人相信仰韶文化的陶器篮纹是植物枝条遗留的臆说,仰韶文化陶器的纹饰系拍印而成,已成为毋庸置疑的铁论。

记者:除了制陶术,您在佤族地区的调查还有一项重大的收获,就是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

李:是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人把酿酒的起始与阶级社会的开始相联系,把酿酒作为阶级社会出现的标志,把我国酿酒起源的出现定在龙山时代(3)。针对这一观点,我首先从考古材料出发,认为粟已成为仰韶文化人们的主要食粮,而它同时也是酿酒的主要原料之一,因此,认为比龙山文化早得多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具备了酿酒的条件。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外壁涂有草泥土痕迹的小口尖底瓶、漏斗状陶器等是与酿酒有关的器物。再从酿酒技术分析,用谷物酿酒,酒曲是不可缺少的,而利用酒曲使谷物发酵酿酒是最直接的方法。酒曲的形成是谷物淀粉的糖化,只要有了谷物,谷物发芽或口嚼谷物均可使谷物发酵,制成酒曲。利用酒曲使谷物发酵便可酿出酒来。因此,酒的制作与社会上是否出现了多余物资集中到酋长手中以及阶级分化是否产生谈不上有任何关系。

记者:您这些认识,是从考古学材料得出的,有没有民族材料的佐证呢?

李:有啊,在佤族、独龙族等这些每年都缺粮的民族,在收获之后即行大量酿酒,也证明了酿酒与多余物资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提出“我国酿酒的起源,可能与农业同时或稍晚些时候就出现了”(4)。

记者:您得出的这些认识往往与当时学术界的流行观点不一致,经过后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往往证明您是正确的,看来,民族考古的确有它独到之处。

李:到民族地区搞民族考古调查,可以获得许多与远古社会相关的不少信息。我在佤族地区进行调查时,还特别观察了保留有原始残余的佤族埋葬习俗,并结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现象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埋葬习俗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佤族的墓地有两种,一种是各家埋葬在自己住宅的附近;另一种是埋在本村寨的公共墓地。公共墓地按寨人姓氏划分,不同姓氏的人埋在不同的区域内。 “凶死”的人不能埋入公共墓地(5)。这些现象对于复原原始社会的埋葬制度,都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记者:您调查到的这些材料对于解释新石器时代公共墓地的分区、分片和合葬现象,极具启发。您依据民族志材料对双连杯的解释,也很有道理呢。

李:如果没有民族志的相关材料,我们对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双连杯,就搞不懂了。我依据我国独龙族、高山族人们使用双连杯举杯共饮的习俗,将大河村双连杯解释为一种双人共饮时使用的酒器,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

记者:李先生,您和您的许多同龄人一样,难逃“文革”十年的厄运,您的学术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十年浩劫当中被迫中断。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您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才得以延续。

李:是啊,时间过得真快,成绩没做出多少,时间却过去了不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有意识地拓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领域。

记者: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点,比如,您对史前工具的研究。

李:在史前遗址当中常常出土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制作和使用的,是考古学家常常遇见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为此,我参照相关的民族志材料,对这些工具的形制、功用、定名等问题,都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按照我国各地原始文化生产工具的共性,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各地区划分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我国东北、内蒙和西北的广大地区,主要属于草原畜牧、渔猎和采集的经济文化类型,农业的比重很小。第二,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诸部落,属于以农业为主,狩猎、捕鱼为辅的经济文化类型。第三,西北地区即内蒙古西部和甘青地区,多属于半农半牧的经济方式。第四,我国南方、西南和东南沿海一带的诸部落,以“火耕农业”和“耜耕农业”为主,采集、狩猎和捕鱼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副业生产。此外,气候温和、地势平坦的苏、浙沿海地区,自古以来,稻谷种植十分发达,而生活在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如苦聪人、独龙族、佤族、傈僳族、怒族等还滞留在火耕农业阶段(6)。虽然这一划分方案,只是一个轮廓,但现在看来,其结论基本是正确的。

记者:您将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志材料相结合,划分出来的经济文化类型,比单纯的仅仅依照考古学材料搭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要生动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遗憾的是一些考古学家至今仍然没有足够地重视民族志材料,他们只对考古学上的坛坛罐罐如何演变感兴趣,至于内容更丰富的经济文化类型划分方案却不怎么看重,这岂非学术界一咄咄怪事?

李:这种现象,我劝你也不要着急。新学科的成长与发展,须有一个过程,只要有助于学科发展,民族考古学的作用谁也抹杀不了。

记者:大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热烈,对此,您怎么看?

李:我先谈谈我怎么理解“军事民主制”,因为,这一问题实际上也与文明起源有关。然后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好吧?

记者:当然好啦,李先生,您请讲。

李:20世纪80年代我重点研究了我国古代的军事民主制。所谓“军事民主制”一词最早由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提出。按照恩格斯的解释是“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7)。军事民主制所处的时代是原始社会末期,此时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具有军事特点,如部落有军事首领和亲兵群,另一方面还保留有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度,如长老议事会、民众大会等。在经过军事民主制之后,才产生了真正的国家。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军事民主制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我认为,从考古学材料上看,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多处遗址中均发现了青铜器和红铜器,其中既有工具、兵器,又有日常用具和装饰品;标志着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便为少数上层统治者利用特权,聚敛更多的财物提供了可能。考古发现证实了这种推测,在山西陶寺墓地和山东泗水尹家城墓地,都发现了高规格的大型墓葬,与同一墓地的小型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当时社会上已出现贫富分化,氏族制度已经开始瓦解。大型墓的随葬品中往往既有军事象征的石钺,又有与巫术有关的鼓、磬和卜骨等,说明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既有军事权,又握有宗教权,与我调查过的西盟佤族某些村寨的“窝朗”——酋长和巫师相似。此外,与军事民主制相关的还有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多处遗址中普遍见到的人殉墓葬。我将考古材料和民族志材料综合研究之后肯定了中国古代的确存在军事民主制,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马厂型文化的遗存,即反映了这个阶段的情况(8)。

记者:这篇文章我读过,由于论述翔实,言之确凿,极具说服力,被评为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论文二等奖。关于文明起源,您怎么看呢?

李:关于我国文明起源问题,我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所见的刻划符号不是真正的文字,各地区的文化符号差异较大,无法通行,不能作为文明的标志;龙的形象出现很早,龙的形成是远古人们对雷电恐惧产生的幻觉,龙遗迹也不能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城堡的出现不一定就代表国家的产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考古与文物》1997年1期,也收入到我的《民族考古学论文集》(9)当中,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记者:李先生,听说您自幼喜欢画画,大学毕业后,虽然未能成为职业画家,您的学术研究当中,也与画画这个童年梦沾点边,那就是对仰韶文化地画、古代岩画和仰韶文化彩陶图案的研究,采用的也是民族考古学的路子。

李(嘿嘿地笑出声来):你说的不错,我从小就有浓郁的绘画兴趣,没能当成画家是因为干了考古的缘故。不过,诚如你所言,我的研究中还真与“画”结上了缘呢。早在1956年在云南省西盟地区进行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佤族大房子的壁画就曾引起过我的注意。后来又先后到甘肃嘉峪关和广西左江地区考察岩画,并写成《广西左江宁明花山崖壁画试探》一文,文中结合了翌年西盟佤族的社会调查材料,对比了我国云南、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地的崖画资料,对广西左江、宁明县花山崖壁画从崖画的颜料、绘画技术、绘画过程和崖壁画及其年代和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

记者:您研究岩画的角度与一般研究岩画的人们颇有不同,有的人甚至认为您是专门研究岩画的呢?您对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的研究,也非常成功。

李:那是为纪念西安半坡遗址发掘30周年而特意撰写的论文,题目叫《仰韶文化婴首、鱼、蛙纹陶盆考释》一文(10),文中将众说纷纭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图案,解释为由婴首、鱼、蛙及女阴所构成,其含意为祈求蕃衍子女,是与生育巫术有关的一组图案。这篇文章,立论新颖,证据充分,对仰韶文化所出人面鱼纹做出了独特的解释,从而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

记者:李先生,聚落考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考古学界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中,可以说已经蔚然成风,您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吗?

李:我在上世纪80 年代已经结合民族志材料开展聚落考古方面的研究了,这在国内应该是比较早的,不过,我研究聚落形态也是结合了民族志的材料。你知道,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比陕西西安半坡原始村落保存得还要完整,作为仰韶早期的聚落遗址,它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1)。我在《姜寨》发掘报告尚未发表之前,参考简报当中的遗址平面分布图等材料,将其与云南西盟马散佤族村落作对比研究,通过对各类房屋大小、室内放置物品和房屋功能的比较,认为姜寨遗址中的大型房屋绝大多数为氏族酋长住屋,中型房屋当是对偶家庭家族长的住室,小型房屋则是不稳定的居室,这些小型房屋的大量存在标志着当时村落内部盛行对偶婚,也说明仰韶文化早期已属于原始社会对偶婚制家庭阶段。这些观点,至今看来仍然没有过时。我认为搞原始聚落考古必须拿民族材料相参照,才能较好地理解聚落及其内部各类遗迹的功能与性质,才能较准确地复原聚落从兴建到使用、不断翻修、最终毁弃的整个过程,没有民族志材料做参考,“死”材料告诉给人们的信息将无法释读,因此,越是要深化聚落考古就越要加强民族考古研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记者:李先生,到20世纪90年代,您已年过花甲,按说可以退休享享清福了,而您在民族考古学研究的道路上似乎并未停步,反而,更深入了。

李:深入谈不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以前研究过的问题,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将这些问题不断加以深化和修改。其中如我国古代制陶术的研究,整合50年代对云南西盟佤族,80年代对云南丽江、独龙江地区的纳西族、傈僳族、独龙族和90年代对海南五指山区黎族有关制陶的调查材料,参阅国内外制陶工艺的其他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有关制陶原料、陶器纹饰、制陶工具、陶坯工艺、焙烧技术等方面的情况,对原始制陶工艺及演递过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总结,撰写出《原始制陶工艺的研究》,可以说它是一篇古代制陶工艺的总结性论述文章。

记者:这篇著作凝聚着您大半辈子的心血,已经成为研究我国制陶工艺的经典之作。我还注意到,您对我国原始酿酒起源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看法。

李:我们做学问的,切忌固步自封,当新材料出现了,我们不能因与自己以往的研究结论不相符合就漠视它,而应当根据新材料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相反,不承认新材料,不改变已经过时的观点才是真正的丢人呢。拿我国谷物酿酒起源研究来讲,我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运用当时的考古材料,将我国谷物酿酒起始年代定在仰韶文化时期。自70年代末,由于裴李岗文化等比仰韶文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在这些考古学文化中又发现不少与酿酒有关的考古新资料,我将考古发掘材料和民族志有关材料相类比,经过分析、多角度验证和推理演绎,我修正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将我国谷物酿酒起源的时间上推到裴李岗文化时期(12)。

记者:我们看到您对岩画的研究也进一步拓展了。

李:我对岩画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进入综合研究阶段,先后写出《内蒙古、宁夏岩画生殖巫术析》(13)和《中国岩画探秘》(14)等文,对中国境内不同地区不同风格和传统的岩画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尝试将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运用于岩画学研究,试图为岩画学研究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途径。

记者:李先生,您是我国民族考古的大家,长期以来关于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一直是学者们热烈讨论而似乎迄今尚未讨论清楚的一道难题。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的,在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的探索上面,您是怎么想的呢?

李:你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过,也的确不大容易回答。其实,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开展民族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外,同时也常常思考整个民族考古学研究体系和该学科方法论的完善问题,可以说这是我于90年代所主攻的另一条主要战线。

我认为:民族考古学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依考古学(指传统考古学)所提出的问题,通过近现代民族群体的行为及其有关材料与考古物质遗存相类比、验证、研究阐释其文化内涵,以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面貌的一门学科。其研究方法是用“类比——假设——验证”和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其中,类比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我提出民族考古学可类比验证的四点规范:

1. 社会性质相同或同一社会发展阶段;

2. 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类物质文化;

3. 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类精神文化;

4. 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功能(人类生存方式)。

这里特别强调,那些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物、遗迹与同样或相似类比条件的民族志材料相互验证,是最具说服力的。

记者:李先生的这些论述不仅是您基于自己长期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提炼出来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总结,也标志着您的民族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论的完整体系已经形成,必将成为我国民族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

李:你过奖了,我做的工作微不足道。我经常对学生们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许多事情,耽误了不少时间,因而,所做的工作不是很多,不过总的来看,我们基本上算是完成了我们这代人的使命:那就是在前一辈人的基础上把中国考古学从最初的阶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你们这一代人有你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你们的使命就是要把中国考古学推向更高的水平,要走向世界,要在你们这一代把中国建成真正的考古强国。民族考古学也是这样,林先生他们那一辈开了个头,我们这一辈人接着做了一些更多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将来,要由你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继续做下去,每一代人完成每一代人的使命,我相信,民族考古学最终一定能够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人,要把眼光放远一些,自己做的事业即使一时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也不要紧,埋头做下去最终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历史的承认。

记者:李先生,我们光顾着聊学术问题了,现在能否说些轻松些的话题呀。听说,您退休之后,还上老年大学学画画呢,是真的吗?

李:不错,我刚才给你讲过,我年少时爱好画画,退休前忙于工作,我在北大考古专业工作的三十多年中差不多每隔1年都要带一次学生外出搞田野考古实习,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有一次,为了下田野,只好把小孩托付给同事照看。除了带学生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外,平时还要教课、搞研究,差不多整天忙得不可开交,闹得我的业余爱好——画画,几十年来只能丢在一边儿了。如果我不干考古而是像我一位高中同学那样去搞美术,也肯定能够像他那样成为一位有名气的画家,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记者:那李老师您在老年大学里学画画,有些什么感受呢?

李(笑道):我在老年大学学习绘画,主要是养生保健,陶冶情操,把老年大学作为自己的“精神乐园”。学校开设有人物、花鸟、山水、书法、油画等各种科目,吸引着众多各行各业、年龄有别的老年朋友前来就学。虽然,大家各人都有各人不同的爱好和兴趣,但在一起相互切磋、共同交流中,其乐融融。在这里艺术水平高低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与自己相比,每年有进步就很开心。我认为国家创办老年大学是为离退休老人办了一件大好事,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记者:是吗?那祝李先生在绘画上也夺取更大成绩啊。还有,听说,您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期间,还将当地群众的要求,向中央民委和有关部门写信反映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困难的情况,是真的吗?

李:是啊,那是1988年,我在云南独龙族调查时,对当地缺乏公路、交通不便的体会十分深刻。回到北京之后,及时与林耀华、杨 等十余名著名民族学家联名写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独龙族地区的交通困境,为独龙族居住区早日修筑公路而奔走呼吁。中央有关部门接到我们的联名信后,不仅在全国人大会上立了提案,而且最终拨款为独龙族人民修建了第一条公路,从而结束了独龙族人民世世代代没有公路的历史!

记者:李先生,您对我们学民族考古的年轻人有什么希望和要求吗?

李:要求谈不上,还是共勉吧。以前我曾经要求我的研究生要力争做到“四多”和“四勤”,所谓“四多”是指平时要多读、多写、多看、多思考,所谓“四勤”是指在民族地区调查时要做到眼勤、腿勤、手勤、脑勤。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写出高质量的民族考古调查报告,才能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才能把民族考古学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的研究水平。

记者:听说,您曾经带领研究生到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区进行深入的民族考古学调查,取得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这些年因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你们20世纪90年代初搞调查时走访的那些村庄,早由茅草屋换成砖瓦房甚至楼房了,因此,您带领研究生所做的那些调查材料弥足珍贵,你们当时调查过的实物材料或许再也见不到了。那么,你们手上的那些调查材料什么时候才能公开发表啊?

李(稍稍蹙了下眉头):这个嘛,主要是经济问题,如果有出版经费,我们调查报告用的照片、文字稿都是现成的,只差一些线图需要修改,经费到位之后,马上就可以完稿出版的。

记者:好的,祝您的调查报告早日顺利出版。李先生,今天打搅您这么久,不好意思再持续下去了。最后,请您对民族考古学的发展,再说几句话吧。

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有丰富而悠久的古文化遗址和各种社会历史形态发展过来的兄弟民族,这无疑是我国发展民族考古学的有利条件。我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以及运用民族资料的相互印证,民族考古学将会继续发展,它对我国史学、考古学、特别是对人类远古社会史的研究必能起到其特殊的作用,而这不是其他学科所能够替代的。希望更多的有志者在这片大有可为的园地里奋勇拼搏,创造出更多更佳的学术成绩!

记者:再次感谢李先生,祝您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注释: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

(2) 李仰松:《我国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考古》1959年第5期。

(3) 张子高:《论我国酿酒起源的时代问题》,《清华大学学报》1960年7卷2期第73页。

(4) 李仰松:《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考古》1962年第1期。

(5) 李仰松:《佤族葬俗对研究史前人类葬俗的启示》,《考古》1961年第7期

(6) 李仰松:《我国原始社会生产工具试探》,《考古》1980年第6期。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8) a.李仰松:《中国古代的军事民主制——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考古》1984年第5期;b.李仰松:《寻找揭开考古学中哑谜中的钥匙》,见《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第二辑,第187～192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

(9) 李仰松:《民族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 李仰松:《仰韶文化婴首、鱼、蛙纹陶盆考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11)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12) 李仰松:《我国谷物酿酒起源新论》,《考古》1993年第6期。

(13) 李仰松:《内蒙古、宁夏岩画生殖巫术析》,《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14) 李仰松:《中国岩画探秘》,《中华文化讲座丛书》(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