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蒙疆政权”下“文化侵略”与“反文化侵略”的历史考察

[摘要]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相继建立了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以及南京汪精卫伪政府三个傀儡政权。侵略者利用这三个傀儡政权在经济上疯狂掠夺、文化上殖民奴化、交通上破坏控制以配合其军事行动。本文从伪蒙疆政权入手，着眼于日本侵略者彼时对当地的教育、学术、传媒、社会等方面所进行的文化侵略活动以及当地民众的反文化侵略活动的历史考察。

[关键词]“文化侵略”;抗日战争;“伪蒙疆政权”;中共党史

[作者简介]曹泽乾（1995-），男，汉族，河北省张家口人，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D239，K25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01-0022-06

自1934年起，驻扎在张家口北部的国军第29军遭遇了两次由日军蓄意挑起的“张北事件”。在《秦土协定》签订后，29军被迫撤离，察哈尔省不战而陷。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伪蒙古自治政府相继建立起来，随后由“蒙疆联合委员会”主持，在承认汪精卫政府的前提下，1939年9月1日，三个伪政权联合成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大会在张家口召开，由德穆楚克栋鲁普担任主席。至此，“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正式成立，其“首都”设立在张家口。尽管主席和行政院长等要职都由蒙古人担任，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蒙古人的自治政权，该政权下的事务无论大小，其决定权都在日本人手中。在建立了傀儡政权的基础上，日本在经济上疯狂掠夺，以补充战备，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政策，建立起一套典型的“殖民文化”，对张家口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荼毒。

一、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地区推行的奴化教育

在面临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所有文化侵略中，察哈尔地区的教育行业首当其冲。

最先受到奴化与殖民的是被侵略地区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939年9月蒙古自治联合政府成立后，教育成为其民生发展的招牌之一。在其所确立的学制中，初等教育初小四年、高小两年，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一般学制为四年。在对教育的文化奴役中，伪政府一般从语言、校规、教材三方面入手。

为了使教育方针具体化，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于1939年成立后颁布了《教育纲领》，要求：“发扬民族协和精神和东洋道义之精华……根绝共产、抗日思想，弘扬东方精神……重点置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着眼实业教育，高等教育将来伺机建立所需设施并实行之……普及日语。”①日本制定此方针，并将其付诸实施，在当时伪政权发放的宣传品中多有提及。伪蒙疆政府颁发的教育方针的核心是“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和“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在中小学教育课程中，每周日文课占7—10小时以上;对于蒙古学生只准学日文和蒙文，不准学汉文;对于汉族学生只准学日文和汉文;在蒙疆地区的历史课本中，不许有“中华”的字样，妄图使各族的中小学生头脑中不知有中华民族之概念。

学校校规中每日清晨必须举行升旗仪式，师生要先向东方，即日本国所在方向朝拜，并向日本国旗和“蒙疆”政权旗敬礼。经过日本的岗哨时，师生必须向日军敬礼;经过日本神社、纪念塔时，师生必须鞠躬敬礼;每逢日本天长节、地久节及天皇生日等节日时，各学校、机关、团体等必须悬挂日本国旗，举行纪念仪式;每当日军“打胜仗”后，各学校必须参加庆祝活动和游行;每当日军将级军官战死，各学校必须参加所谓的“慰灵祭”活动;还要求背诵“我等要与日本协力，建设亚细亚”的《学生信条》。中等学校都要进行军训，由日本人任教官，让学生学劈刺、拳击等科目，灌输日本“武士道”精神，迫令學生对日本教官绝对服从，即使拳打脚踢也不能反抗。

1937年，伪满政权出台《国民学校规程》：“关于国民道德之教材，应根据建国精神及访日回銮训民诏书之趣旨，使体会日满一心一德不可分之关系，涵养德性，培养其为忠良国民之信念，并指导道德之实践。”②根据“伪满洲国”的经验，伪蒙疆政权也采用了相应的政策，利用教材实施其奴化的作用。伪蒙疆政权成立初期，禁止学校使用原来的教材，要求使用伪满民生部所编教材。其中，中学教材原样使用，小学教材则对部分文字进行修改，加入了一些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内容。1938年，总共印刷中文教材46个种类共46万8千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曾在蒙古文化馆下设一个编译组，由郭象仪等人负责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和课外读物。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在政务院民政部下设有编审室。编审室作为专门机构，主要负责以下事务：“1、关于教科书之编纂、审定及检查事项;2、关于教科书之发行事项。”到1939年底，该编审室编审了全部高级小学用的日本语读本，初级小学用的蒙古语读本4册、蒙古语算术教材4册。1940年，民政部教育科制定了三年计划，准备全面实施蒙疆地区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工作。为了保证在教材中贯彻奴化的内容，使教育更好地为殖民统治服务，日本侵略者特制定了教材编篆的要领：1、为了建设作为东亚新秩序一翼的蒙疆，强调团结一致的精神;2、发扬东洋道义的精华;3、针对各民族的特点突出其特征;4、特别强调民族协和、防共、厚生;5、认识到本地区的特殊性;6、适应时代的趋势;7、顺应高度国防政权的完成。当时，编审室共配备了9人。在小学教材方面，计划编写日语、汉语、蒙语教材，其他委托给相关部门;在中学教材方面，计划编写与思想教育有关的教材如国民道德、地理、历史、汉语、日语等，其他委托给相关部门。根据这个三年计划，到1941年6月，准备印刷的小学汉语教材18种25万册，蒙语教材6种1万册;到1941年底，准备完成小学的汉语教材34种100万册，蒙语教材6种13000册，中学的汉语教材27种27000册。三年内，计划总共发行60余种130万册。1941年伪蒙疆政府机构改革后，原来的民政部编审室分别属于内政部文教科和兴蒙委员会教育处，前者编写汉回教材，后者编写蒙文教材。1942年12月，两个机构又合并为总务厅临时编审官室。为了加强对教科书的使用和管理，伪蒙疆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法令。1940年4月17日，颁布第54号训令《中等学校用认可教科书之件》，规定了1940年度认可中学教科书的注意事项，“办理本年度认可教科书之教材时应严守下记事项：应适于本政府成立的意义及使命;阐明本政府之特质;合于当地区的特殊性。”并对国民道德（或修身）、历史、地理等有关思想教育的教科书，提出了特别注意事项。1940年12月18日，民政部颁布第19号令《教育用图书采定规程》，规定“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及临时地方教员训练所、青年训练所以及类此训练机关，须有民政部长著作权之教育用图书或经民政部长检定或审查之教育用图书，经监督官厅之认可方可使用。”1940年8月20日，蒙疆还仿照伪满的做法，颁布《教育用图书审议会官制》，规定“教育用图书审议会属于政务院长监督，而应其咨问审议关于教育用图书编篡重要事项。”据此成立了“教育用图书审议会”，意在强化对教材的管理。③

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在对初等教育的文化侵略中除了语言上的戕害外，还具体规定了如“向东方朝拜”“发扬东洋道义精神”等一系列荼毒青少年思想的殖民内容。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单独为青壮年设立特殊学校，以培养扩充其特务机构。

在伪蒙疆政权所创办的各种学校中，实际上并没有高等教育，而其教育体制中作为替代高等教育的特殊教育，实际上又是一个名不副实的极为庞杂的系统。伪蒙疆政权下的特殊教育主要针对医学、军警、师范、实业、文官等几方面展开，其中大都为专门人员的培训机关或训练机构，有些实际上只能归入中等教育，如各种名目的私塾、幼军学校、养成所、讲习所等。笔者认为，日本在蒙疆投入实在的教育资源，并不是想真正地培养出带有精英色彩的人才，而只是想制造出更好的有利于其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蒙疆学院。伪政权联合组建后，以统一教育机关为由，于1939年4月合并成立蒙疆学院。当年6月在张家口大境门外建校招生。其目的是培养蒙疆政权所需要的文官，以法制、经济以及东亚新秩序建设哲學的教育为重点。学院内设第一、第二两部，学制均为一年以内。第一部录取标准稍高，招收的是大学、专门学校毕业或同等以上学历的蒙疆政府在职官员，但多数是日本人。第二部录取中等学校毕业或同等以上学历，经考试录取当地的蒙、汉、回族青年。学院领导多为日本退役军官或中国通，实际权力由日本文部省推荐的副院长田边寿利掌握。学院的教育要纲为：强调民族协和，根据不同民族特点进行教育。日语为共同语言，也学习蒙语、汉语和阿拉伯语。该学校强调思想性教育，如主要科目（课程）“兴亚精神论”要求：“对于蒙疆政权的特殊性和东亚新秩序的必要性要有现实的、理论的理解，把握其指导精神。”为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培养忠诚的官吏。

兴蒙学院。其前身是1939年在张家口成立的蒙旗学校，专收蒙古王公子弟。升为学院后内设预科、本科及师范科，设附属国民学校一所，有时还开设短期训练班。本科专职培养蒙古族干部，师范科属短期师范训练，培养各盟旗小学教师。

蒙古军官学校。1936年初创于苏尼特右旗，1939年根据日军的《强化内蒙军方案要领》，在原军官学校基础上开办了蒙古军幼军学校。于是，1943年6月，在厚和成立蒙古军官学校，培养和训练下级军官，学制3年。军官学校本部下分别设立生徒队、学生队和教导连。生徒队招收蒙古军幼年学校毕业生。学生队招收蒙古军各部队的班长或中学生。教导连负责培训各部队的班长，负责军校的安全和后勤工作。

蒙古幼军学校。于1939年改建，第二年6月招生，面向各盟的蒙古族青少年和蒙古军官兵子弟，学制3年。蒙古幼军学校除军事理论课、文化课和军事训练外，还定期开展行军、沙盘战术、实地战术、实弹射击、野营演习，及剑术、刺枪、马术等军事体育竞技活动。任教的日本顾问、蒙古教官向学生灌输日本军人的所谓“武士道”精神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蒙疆乐土”等思想。

中央警察学院1938年在厚和创建，1939年迁张家口重建，隶属于伪政权的治安部，1941年转归内政部。警察学院院长由日本人担任。教学分高等、普通、讲习3科，培养日系和伪蒙疆政权的各级警务人员。

察哈尔盟警察学校在张北，巴彦塔拉盟警察学校在厚和。地方警察学校校长由盟长兼任，下设1名教头、3名教官、4名助教，实际是短期培训机构。警察学校毕业生充实到各级警察机关和警务部队，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蒙疆医学院。1942年4月成立于张家口的蒙疆医学院，又称中央医学院，是蒙疆地区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学校、现代医学院校。第一期学员1943年4月入学，共有36名，以日本人为主，有10名蒙古族学生。规定学习年限为3年。医学院设有附属医院，是蒙疆区域最高水平的全科医院。蒙疆医学院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及教授、研究官、医官等，均系日本人。教学完全使用日语，用日本医学教育方式。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医学院实际瓦解。

蒙古学院。1937年5月成立于德化县（今化德县），原为蒙古军政府培养蒙古军政府及各盟旗所需干部的直属学校。1938年迁厚和市降格为中等教育学校，1940年改称蒙古中学。次年起在包头市和贝子庙建立蒙古中学分校。1944年起，蒙古中学及两分校的毕业班学生全部转入在张家口的兴蒙学院深造，以补充各蒙古学院的师资力量。

实业学校和实务学校都属于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各学校按各自的培养目标确定教学内容及方式，修业年限一年至三年不等。实业学校相当于中等专科教育，分行业职业进行技术教育，如商科实业、工业实业、农业实业等学校。实务学校相当于中等技术教育，是劳动技术的培训，授予必需的知识、技能，培育勤劳的习惯。学校多属农科、牧科。实业和实务学校招收高级小学毕业生，与普通中学相同。实业学校学制四年，实务学校学制二至三年。中等教育总体规模有限，据1940年伪蒙疆政权统计，各类中等教育部门仅17所，在张家口、宣化的中等教育学校有商业、工业、农业专科学校及察南师范学校。1941年部分学校招生情况：察南师范80人，农科实业学校50人，宣化工科实业学校80人，商科实业学校80人，总数量不足300人④。

截至1940年底，察哈尔盟有公立学校211所，私立学校19所，学生9685人⑤，其中地处张家口地区的学校除上述外还有如下几所：察南师范学校、察南女子中学、宣化农科实业学校、宣化工科实业学校、张家口商科实业学校、察哈尔师范学校、张家口交通学院、张家口铁路学院等。

作为“蒙疆首府”，张家口成为日本输出其殖民教育体系的重点对象，生活在张家口地区的人民、青少年及儿童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没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笔者认为，整个殖民语境下所导致的一代人的对于“故国认同”的缺失，是很值得人们今天反思和研究的。

除了对初、中等教育的奴化及创办特殊学校，日本侵略者还以学术的名义进行文化上的殖民和侵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就开始为扩充本土版图进行理论准备，其中以福泽谕吉为代表提出的“文明论”就是其中著名学说之一。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对蒙古及周边地区觊觎甚深，便又组织一些学者写出了《蒙古风土计》《蒙古草原》《蒙古的理想》《蒙古与蒙古人》《支那与蒙古》等一系列文章，其核心无非在于将日本的“东亚共荣圈”论与蒙古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并煽动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种族仇恨情绪，借以实现其侵略之野心。

二、日本侵略者利用媒体进行的文化侵略

媒体是近现代以来大众传播的重要工具，同样也是文化侵略与反侵略的重要武器之一。不仅是在伪蒙疆政权下，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政权、汪精卫伪政权属地，都将电影、广播、戏剧、报刊等传媒作为输出其殖民思想的重要平台。

1938年5月14日，蒙疆联合委员会发布第10号令《株式会社蒙疆新闻社法》，成立蒙疆新闻社。该法令规定：“蒙疆联合委员会为统制新闻及其他宏报事业起见，应于一定系统下，以整个之目的，设立株式会社蒙疆新闻社。”“蒙疆联合委员会关于株式会社蒙疆新闻社之业务，得发布统制上或监督上必要之命令。”⑥“株式会社”即日本的股份公司，日本的企业成为“株式会社”。因而，从表面上看蒙疆新闻社不过是开在蒙疆地区的一家日本企业，而事实上，从其“总资本金200万元蒙疆券”可以看出，该新闻社完全由日伪出资和控制，加之当时“全面侵华战争”已经爆发，其用意路人皆知。作为伪蒙疆政权“首府”的张家口，又不得不继续承受着压迫。5月20日，蒙疆新闻社正式成立。该社下设有蒙疆印刷局，在张家口明德大街兴建了办公大楼和厂房，从日本国内和德国购买最新式的印刷机器。蒙疆新闻社的总社在张家口，但在大同、厚和设有支社，包头、集宁设有支局;对外在北平设有总局，在天津、新京、东京和大阪设有支局。为了便于提供印刷用纸，日本人还在察南政厅的宣化建立了造纸厂。张家口总社出版的报纸和刊物，有中文版《蒙疆新报》，日文版《蒙疆新闻》和《蒙疆通讯》，蒙文版《蒙古周报》，日文版的《蒙疆年鉴》，还印刷《利民》半月刊，日文版和中文版的《蒙疆文学》等。由《察哈尔新报》改名的《蒙疆新报》成为蒙疆政权的机关报，出至日本战败前夕停刊。大同、厚和两个支社设有印刷厂，可以独立出报，印刷《蒙疆日报》大同版和厚和版。⑦

除了新闻行业，日本还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其他刊物。不同刊物是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碰撞的阵地，而文化的殖民和奴役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殖民一方将竭尽全力抹杀被殖民一方用来反抗奴役统治的一切舆情工具。日本在侵占蒙疆地区后，对当地旧有的报刊、杂志、书店、书局等文化机构几乎全部查禁，实施毁灭性的破坏。据统计，仅在内蒙古地区，被查封停刊的報纸共计10余种，刊物不下20多种。⑧包括察哈尔南部张家口、宣化，山西北部大同等地，被查封停刊的报纸不下20种，刊物在50种左右。掠夺原有报刊“阵地”，改头换面出版日伪刊物。在张家口，查封废止《察哈尔国民新报》，出版《察哈尔新报》。在大同，出版《晋北报》。在厚和接管《绥远日报》和《西北日报》，强迫编辑和工人撤离，改版为《蒙疆日报》，后改版为《蒙古日报》和《蒙古民生报》。多家传统的书局、书店等倒闭或改行，为维持生计只能改卖文具纸张。日本侵略者、伪蒙疆政权，在保护民族文化、振兴儒教、招抚学者的幌子下，拉拢腐蚀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使其为殖民占领和殖民统治服务。⑨除了上述，日伪还出版有政府机关的刊物，一些政论性、文艺性刊物，以及企业、协会等团体的会刊。根据忒莫勒所著《建国前后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中所列内容统计，大概有：《蒙疆联合委员会公报》（日文，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厅，张家口），《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公报》（日汉对照日刊，由《蒙疆联合委员会公报》改成，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总务部，张家口），《蒙银经济月报》（日文，蒙疆银行调查课，张家口），《蒙疆贸易年报》（日文，蒙疆银行调查课，张家口），《蒙疆银行统计月报》（日文，蒙疆银行调查课，张家口），《文化专刊》（蒙汉合璧月刊，蒙古文化馆研究部，厚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弘报》（日汉对照日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总务部，张家口），《蒙古文化》（日文月刊，蒙古文化研究所，张家口），《利民》（半月刊，后改为月刊，蒙疆新闻社，张家口），《挺身》（日文月刊，蒙古军军事顾问部，张家口），《回教月刊》（前身为《回教会报》，西北回教联合会主办，厚和），《蒙疆物价年报》（蒙疆银行调查课，张家口），《蒙疆文学》（月刊，有汉文、日文两种，蒙疆文艺恳话会主办，张家口），《协力会月刊》（日文，蒙疆日本人兴亚协力会中央本部主办，张家口），《周报》（日文周刊，日本人基督教会刊物，张家口），《电设》（日文月刊，蒙疆电工，张家口），《察哈尔盟公署月报》（察哈尔盟公署庶务课，张北），《巴彦塔拉盟公署月报》（巴彦塔拉盟公署文书课，厚和），《大亚细亚》（月刊，巴彦塔拉盟兴亚协进会本部，厚和），《白蔷薇》（月刊，厚和），《曙光》（月刊，厚和），《黄河》（月刊，厚和）等。⑩这些刊物，有的发行了数年，有的只维持几期;有的是铅印出版物，有的只是一些油印小报。虽然种类不同，内容各异，但都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的。特别是那些有政论性和文艺性内容栏目的刊物，在日本侵略者的舆论宣传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普及率不高的年代，相对于报刊、杂志这些文字类媒介，电台的广播及银幕上的电影更为大众所接受。日伪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对所侵略地区的广播和电影也加强了控制和利用。

日伪政府非常重视广播的作用，在占领之初就在蒙疆地区大量兴建广播电台。在张家口建立的放送局规模最大，该局的播放机功率为500瓦。广播节目的核心内容是殖民宣传，宣讲所谓“完成大东亚圣战，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亲日和善、善邻友好、王道乐土，以及繁荣蒙疆文化等。对时局进行有利于侵略者的扭曲，宣扬“皇军赫赫战果”等，是每日新闻的主体。1938年，日伪又在厚和建立了“厚和放送局”，播音的语种由日语和汉语混合播送，日语播送时间长，汉语播送时间短。以张家口放送局为例，广播节目每日早1小时，午1小时，晚3小时，以转播日本节目为主。其他有少量自办地方新闻、儿童节目、音乐节目等，还转播长春、南京、北平等地伪政权放送局的一些节目。张家口播放局是汉语、蒙语、日语混合播放。日语播音时间长，以转播东京电台节目为主。纯汉语总时间每天不到1小时。厚和、包头播放局，蒙语节目稍多一些。但由于当地居民家中有收音机的少之又少，因而无法达到日伪的宣传目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及更广泛地实施思想战，日伪决定以张家口为放送局中心，整合京包铁路沿线的主要城市，设立一个覆盖这些城市的广播网，其管辖权在蒙疆政府交通部手中。在广布放送站的同时，日伪政府为了防止民众收听国统区的广播和了解战局变化，出台了《无线电取缔规则》，严格禁止贩卖、使用短波收音机;中波收音机也必须送到“蒙疆电气株式会社”在各地设立的“相谈所”接受检查。检查时由相谈所的技术人员用钉子把选台的指针钉死在当地的放送周率上，贴上封条，使人们无法自由地选择各种电台的节目，只能收听日伪指定电台的节目。蒙疆政府为了加强对广播无线电话的管理，颁布了一些相关法令。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对电信广播实施严密监视，即使蒙疆政府的要员也不放过。

作为一种能从视觉上直接给人感官的媒介，电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和进行殖民的又一重要工具。日本帝国主义对电影的重视程度甚至使其出台了“电影国策”，意在以电影的手段使被殖民国家顺从于它。日本的《东亚解放》杂志曾发表题为《寄语电影工作者》的文章，露骨地说明了日本把电影当作宣传工具的思想：“日本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日本，也不再是仅仅存在于世界、东亚的日本，而是领导新秩序和东亚共荣圈的日本。过去，电影自身只是为了日本民众的娱乐并成为让臣民熟知国策的手段。现在，电影的宣传目标至少还要延伸到整个东亚，以后还将以更大的幅度扩展。”⑪在日本占领前，张家口、厚和、大同等城市刚开始有电影，在伪蒙疆政权成立后，地方播放的电影以“文化电影”和“新闻电影”为主。新闻电影是对侵略战争、侵略政策，及所谓建设成就的宣传，散布恐日、媚日、亲日思想。对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苏联、美英盟军等丑化和污蔑。文化电影中的故事片或风光片，同样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武士道精神、所谓大东亚共荣、民族协和等的演绎解读，具有更大的渗透性和毒害性。在主要城市张家口、厚和、包头等地兴建电影院，不仅有面对一般市民百姓、伪蒙疆军政人员的电影院，还有专为日本人放映的电影院，取名“大东亚圣战俱乐部”⑫。

伪蒙疆政府及日本侵略者通过控制新闻报刊、广播、电影，分别也控制住了人们的思想、听觉、视觉。除了这些生理上的控制，日本侵略者还利用宗教进行侵略，妄图控制民众的精神。利用宗教的文化侵略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其一是将日本本土宗教移植到中国，以惟神之道作为文化侵略的推手;其二是将中国的本土宗教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伪宗教”，为其宣扬的“大东亚共荣”等侵略、殖民思想做法理支持。

三、当地民众的“反文化侵略”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文化侵略斗争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率领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反文化侵略斗争中有着自己的文化坚持及反文化侵略政策。对于整个反文化侵略的行为，笔者将其分为“文化坚持”及“反文化侵略政策”两个概念。所谓“文化坚持”即是相对被动地保留本土传统文化免遭侵害，使当地社会的文脉得以传承。而较于“文化坚持”来讲，“反文化侵略政策”的外向性则更加明显，它主要是指被殖民地当局利用文化作为支撑政治、经济、军事的武器以抵抗殖民者同样以文化为殖民武器进行侵略的行为。

国民党的文化坚持及反文化侵略举措主要表现在教育、文物保护与文学艺术的创造三方面。在教育方面，当时任国民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亲自拟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思想就是在战时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在文物保护方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组织古建筑文物领导小组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在战争中应避免炮击、轰炸的建筑文物的标志，尽量把敌人作战目的地引向远离古建筑、古文物的地带，避免作战过程中对中国古典建筑、稀世文物的破坏。此外，还多次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古建筑工作人员培训班，培训专门的保护古建筑、古文物的专业人才。在文化艺术方面。“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机构、团体的建立为中国战时文化工作，也为包括抗日爱国文学活动的开展和持续提供了一定政治和经济保障。

共产党的文化坚持及反文化侵略举措主要表现在教育、办报与革命戏剧的创造三方面。察哈尔首府张家口地处黄土高原边缘，四周环山，除了交通不便以外，人民的经济水平也十分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在温饱问题面前，对于文化及精神生活的追求相对较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共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应用在抗日敌后战场，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察哈尔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依旧扎根在农村，根植于群众。因而，面对日伪政权的文化侵略，中共领导的人民群众也产生了一套对应的措施。在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反文化侵略举措主要特点表现为抗日小学的建立与抗日斗争宣传相结合以及随时随地教学，随时随地抗日两方面。除了办学，中国共产党还利用报刊作为文化坚持的阵地。察哈尔根据地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创办了《挺进报》，后来发展成为《黎明报》和《冀察群众报》。这些报纸主要阅读对象是部队指战员、地方各级干部及群众，内容有国内外要闻和通讯、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重要评论、本地区斗争形势和工作部署、农业生产知识等。党的报纸在干部和群众中威信很高，影响面很宽，经常配合对敌斗争需要发动对敌人的政治攻势。一些报纸传至敌占区后，群众极受鼓舞，伪军政人员惶惑不安。《挺进报》《黎明报》和《冀察群众报》有力宣传了抗战文化，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⑬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大批抗日戏剧和文学涌现出来。其中对当时察哈尔地区影响较大的一支队伍是平北宣传队，演出内容主要围绕着国际和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等展开，有效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战精神。

国共两党的反文化侵略举措对察哈尔地区最终的抗战胜利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在客观上壮大了当地的军事力量。通过教育、办报以及大众媒体的传播，当地民众逐步觉醒，抗日情绪日渐高涨，纷纷入伍，在客观上使得当地的军事力量得以加强。其次，提高了当地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在伪蒙疆政权统治时期，局部教育规模有所扩大，少数民族学生数量有所增加，对科学试验的教学有所重视，部分实业技术水平有所提高，然而这些都不能改变日本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的本质。相反，那些为了与日伪教育抗衡而建立起来的学校，是真正的为本地人民服务的学校，抗战学校的建立及其带来的革命思想的传播，真正地为当地百姓开展抗日活动提供智力支持。最后，对于文物及图书馆等一系列公共文化场所的保护，使得当地文脉得以传承。

张家口及周边地区在伪蒙疆政权下的反文化侵略斗争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除了抗日武装力量的增加和在客观上提高了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更重要的是在反抗日伪文化侵略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卑不亢、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种深扎在人民精神层面的文化特质，不仅融合进整个抗战精神之中，更是为日后的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察哈尔地区的建设及发展提供了恒久的动力。

[注释]

①张金辉.张冬霞.近代察哈尔文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版：第94页.

②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1）[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页.

③任其怿.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1931年—1945年）[D].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3-34页.

④程葆刚主编.日军占领下的伪蒙疆政权[M].香港：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

⑤任其怿.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1931年—1945年）[D].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1页.

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总务部编.蒙古法令辑览（第1卷），张家口：蒙古行政学会出版，1941年版：第32-34页.

⑦任其怿.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1931年—1945年）[D].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84页.

⑧⑩忒莫勒.建国前后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刊印，1987年.

⑨程葆刚主编.日军占领下的伪蒙疆政权.香港：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204页.

⑪[日本]草野心平.寄语电影工作者.选自《东亚解放》第3卷第10号（日文）.东京：东亚解放社，1941年9月版：第117页.

⑫程葆刚主编.日军占领下的伪蒙疆政权[M].香港：中國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

⑬张金辉，张冬霞.近代察哈尔文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117页.